观点丨刘青：做好“技术进步型开放”的智库研究

刘青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吴玉章讲席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其中，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科技进步的作用。“技术进步型”的开放强调开放应以促进一国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升、资源组织与配置效率的优化、旧产品的升级或新产品的开发为关键导向，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并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如何看待对外开放对科技进步的影响，智库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学院吴玉章讲席教授刘青。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近年来一直在做关于技术进步在开放政策设计中的重要性的研究。为什么要重点关注开放政策对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

刘青：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贸易利得通常来自开放引致的资源重新配置、生产专业化分工。福利由此带来改进。但这里所说的福利改进是从封闭经济均衡到开放经济均衡跃迁的、一次性的静态福利改进，而非持续性的福利改进，因为其中没有考虑开放对技术进步的潜在影响。然而，经济持续发展的真正根源在于技术进步、发展新质生产力。因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于解释经济增长和发展存在不足。从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开放应有助于一国的技术进步，开放政策的设计应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为关键导向，从而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动态的福利改进，而非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仅由开放引致资源重新配置所带来的一次性静态福利改进。这就是所谓“技术进步型开放”。对任何国家而言，通过开放获得这种动态的福利改进显然比获得一次性的静态福利改进更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外开放对技术进步有何影响？智库在研究这一课题中需要注意什么？

刘青：就积极影响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外开放为技术创新提供市场激励。国际贸易为技术本身提供了市场，使得技术可以在国际流动，同时，国际贸易也为隐含技术的产品提供了市场，使得技术创新得以实现收益，从而促进创新。第二，产品流动带来技术流动。产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之中必然隐含着相应的技术，因此产品贸易会带来技术的跨国溢出，特别是产品的跨产业使用极为频繁，会引发技术的跨产业溢出、沿产业链溢出，以及产业间的交叉协作创新，从而促进贸易国的技术进步。第三，跨国公司的溢出作用。跨国公司通过在东道国投资生产或构建供应链、设立研发中心等，将技术带到东道国，为东道国本土企业带来溢出效应，为供应链合作企业、研发合作伙伴带来技术促进。第四，开放会加强市场竞争。竞争可能迫使企业加强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第五，开放带来要素流动。国际资本和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可能缓解一国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人力资本约束，加强知识和经验的传播，从而影响创新。

就负面影响而言，开放也可能导致国内企业以国外技术、设备和中间产品替代自身的自主创新研发，市场竞争加剧也可能削弱国内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降低其创新投入能力、投入意愿，进而阻碍技术进步。

因此，在现实经济中，开放到底如何影响一国技术进步，这归根到底是一个实证问题。在智库研究中，只有正确认识真实情况，才能提出合理、正确的解决方案，让开放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这需要科学严谨地研究探索，让数据说话。目前，开放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在各国、各个维度有不同呈现。这个话题既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也是智库研究重点关注的话题。在智库研究中，需要立足本国的现实情况，基于科学的研究，从不同维度识别本国现实经济基础、厘清经济机制、判断总体利害得失，才能进行恰当的政策判断与设计，避免完全脱离现实实践与科学考证的臆想式“思维实验”。只有基于科学的研究、认识真实世界，才可能使政策真正实现趋利避害。

《中国社会科学报》：按您所说，对外开放未必一定带来技术进步。那么，如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相应理论对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有何启示？

刘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始终坚持扩大开放，在扩大开放中牢牢盯住技术进步，以开放促技术进步，同时逐步克服、弱化开放对技术进步的潜在负面影响。坚持“技术进步型开放”，是中国开放与发展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重要经验。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关键阶段、技术越来越接近甚至部分达到世界前沿，世界的开放环境也发生了巨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如火如荼。就下一步而言，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抓住当前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在此背景下，历史上以开放促技术进步的经验、教训需要牢记。更重要的是，在新环境、新条件下，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需要不断有新分析、新洞见，要立足不断变化的中国实际，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开放政策的优化，避免刻舟求剑、教条主义。

我认为，关于开放与技术进步的研究不能割裂开来。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发生的是我国经济逐步全球化的进程，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我国也在致力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这意味着，要理解我国经济的过去与现在、理解我国的技术进步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必须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必须有开放型经济的思维。只有以系统观念、系统思维研究开放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抓住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真正做到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探讨、理解开放型经济下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的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出口与进口政策设计中坚持“技术进步型开放”原则，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战略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通过“技术进步型开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理念能提供什么共性、特性经验？

刘青：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但很少有在开放型经济建设中取得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的，有些国家更是在开放中沦为“飞地”、深陷低端锁定的困境。中国的“技术进步型开放”实践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

虽然各国国情复杂，但大道至简，终归有一些基本的因循和底层逻辑。总结而言，施行“技术进步型开放”，一国（以及企业）需要认识、把握以下基本原则与理念。

第一，动态收益原则。“技术进步型开放”认为开放的要义在于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与动态增长，而非仅止步于一次性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

第二，多维进步原则。技术进步是多维度的。一国的技术进步并不局限于单一维度，可以体现在多个维度或通过多个渠道实现，包括生产效率的提升、新产品的开发、既有产品的质量提升或升级、组织结构变革及组织效率的提升、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产业结构的升级等。

第三，内外兼顾原则。一国技术进步的来源有外部、内部两个方面。外部来源主要包括国际技术扩散、技术转移、学习效应，内部来源主要是自主创新，每个来源都会受到开放的影响，“技术进步型开放”需要运用系统观来综合分析，不能顾此失彼。

第四，阶段适配原则。一国处于不同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时，从开放中获得技术进步收益的最优方式是不同的。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技术水平较落后时，从效率、效益、可行性角度考虑，更多地需要通过扩大开放来获取跨国技术扩散、技术转移的方式来取得技术进步。当一国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时，更加需要通过自身研发投资、技术创新来取得技术进步。

第五，持续投入原则。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投资始终重要。无论在哪个阶段，要从开放中获取技术进步的动态收益，一国自身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投资都不可或缺。

第六，制度激励原则。技术进步要有制度为其提供激励机制。无论在哪个阶段，都需要有持续不断进行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的政策目标及相应的激励政策设计，要在开放过程中持续保持技术进步的动力。否则，当开放的静态收益获取完毕之后，经济会陷入长期低端锁定、低技术水平陷阱的状态，最终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七，动态平衡原则。扩大开放与以开放促技术进步之间有时相互冲突，需充分利用市场原则，把握好动态平衡。有些场景下，促进本国技术进步的开放政策（例如合理程度的“以市场换技术”）可能会对国际贸易、外商投资本身带来负向激励，此时就需要综合权衡优化开放本身与通过开放促进本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得失，充分利用市场，在动态演进中不断改进政策工具的具体设计、把握好开放与本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动态平衡，政策要做到与时俱进、因时制宜。

第八，开放导向原则。技术进步的目的是促进产业升级、竞争力提升及进一步创新，而不是为了自给自足、减少专业化分工与国际市场交易。产业链分工与合作仍是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有效方式，是持续创新的源泉之一。

对于智库研究而言，在政策研究过程中也应当遵循上述八项原则，让本国政府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实际情况，更好地以开放推动技术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青年研究人员在智库工作和学术研究间应如何实现平衡？

刘青：关于这个平衡问题似乎有个隐含假设，就是两者完全互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个隐含假设可能更多是基于个体只有有限时间和精力的考虑，而不一定是从学术精进的角度考虑。但从我个人的经验和理解来看，好的政策研究离不开扎实的学术研究，好的学术研究是基础和前提，具有应用价值的学术研究也离不开对现实“真问题”的关切，而这正是政策研究的基本功，所以两者从本质上是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事实上，要提出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恰恰离不开“顶天”与“立地”二者的结合，缺了任何一面都不行。

从咨政角度来说，一方面需要从学理上研究清楚问题的具体机制和潜在影响，另一方面在学理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让政策更好地趋利避害、放大积极影响。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让政策服务于国家，从而既避免完全脱离现实实践与科学考证的臆想式“思维实验”，也避免浮于表面、泛泛而谈的“误国空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微信编辑：张菁菁，戴飞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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