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了几百年的高俅，其实是被小说骗了！真实历史上他其实没这么坏

在《水浒传》里，高俅就是不折不扣的头号反派。

破落户出身，游手好闲不学无术，靠踢蹴鞠攀附上权贵，平步青云后开始胡作非为。

他先是逼迫禁军教头王进连夜出逃，后又设计陷害林冲，让林冲“误入白虎堂”，将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逼得家破人亡、雪夜上梁山。

到了梁山招安之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在御酒中下毒害死了宋江，几乎把一百单八将赶尽杀绝……

真是恶贯满盈的大奸臣。

可是当我们翻遍《宋史》才发现：无论正面人物传记，还是佞幸篇、奸臣篇，都找不到高俅的名字。

在二十四史这样的官修史书中，只有真正有分量的人物才有资格立传。没有传记意说明他的真实历史影响力，远没有文学作品渲染得那么大。

说他是大奸臣，可是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上书请诛“六贼”，举朝震动。那份大名鼎鼎的“六贼”名单里高俅的名字根本没出现。

骂了几百年的高俅，连六贼都没资格当，翻开有关于高逑的正史，你会发现我们被小说骗了，高逑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坏。

高俅这个人真实出身如何？

据南宋王明清所著史料笔记《挥麈录》记载：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 就是苏东坡身边抄抄写写的书童、秘书。

史料还记载高俅写得一手好字，略通诗词之外，又能使枪弄棒，算是个优质复合型人才。

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临行前想到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高俅不能带走，但也不能耽误他，于是便开始为他寻下家。

苏轼先是准备将他推荐给曾布，曾布手下的人手已经够多了，委婉地拒绝了苏轼的美意。苏轼又亲自提笔将推荐给了自己的知己好友——驸马都尉王诜。

大文豪苏东坡，绝不可能用一个一无是处、品行不端的人来做贴身秘书，更不会两次为仆从奔波荐人，也足以证明高逑绝不是不学无术之辈。

王诜是宋英宗的驸马，端王赵佶的姑父，两人都是文艺发烧友，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一日赵佶忘了带修鬓角的篦子刀，便借了王诜的，还对这把小刀很喜欢。

王诜说“我最近做了两把，还有一把没用过，回头派人给你送去。”

后来高逑去送刀，正好看到赵佶在蹴鞠，受对方邀请练了几脚，让赵佶大喜过望，便向王诜讨要了高逑。

哲宗驾崩后端王赵佶被推上皇位，高俅作为亲信，也因此水涨船高。宋朝的文官制度极其严格，高俅一个“书童”出身的人，根本挤不进文官圈子。于是徽宗让高俅转走武官体系。

宋徽宗安排他去了西北前线，放在边帅刘仲武麾下“挂职锻炼”，本意只是想给高俅刷个履历，没想到当时宋军在边境确实打了几个胜仗。

高俅也立了功，回京后青云直上，一路做到殿前都指挥使、进阶太尉乃至开府仪同三司，大权在握二十余年。

高俅作为禁军统帅，在禁军管理问题上深受世人诟病。《靖康要录》记载得很清楚：身总军政，把军营的地盘侵占出来做自己的私宅，把士兵当工匠免费使唤，还克扣粮饷。

《东京梦华录》记载，他搞的所谓“争标竞赛”，直接在汴河上摆上大型彩船，让各军演百戏杂剧，乐队奏乐烘托气氛，把操练的场地弄成了宫廷豪华大秀场。

结果是禁军成了“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废物。等到金兵南下，几十万禁军一触即溃，高俅确实难辞其咎。

但这些贪腐、渎职之“罪”属于“贪污受贿，误国失职”，仍然没有触及北宋灭亡的最核心决策。

联金灭辽这种送命的战略不是他主导的，割地称臣这种投降的外交不是他签字的，搜刮东南的“花石纲”不是他搞的。

真正导致北宋覆亡的那一班核心决策人物，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每一个罪名都指向亡国。

高俅不过是同朝为官的一个权臣，一个真正的“六贼”集团外围的独行侠。所以陈东没有弹劾他， 《宋史》也没有单独立传。

高俅的“坏”更像一个大权独揽、管不好家门的贪腐高官，而不是世人想象中的“恶贯满盈”。

高俅身上还有一个最值得被知道、也最值得说的事。

北宋末年党争不断，新党对苏轼及其门人展开残酷的政治清算，当时朝堂上的很多人，对苏轼一家人唯恐避之不及，甚至落井下石。

高俅对苏轼知恩图报，没有跟随大流，及时向苏家伸出了援手。苏家的子孙、亲人从外地进京，高俅得知后都亲自一一抚问，出手周济钱财和生活所需，竭尽所能善待旧主后人。

他早年能在边关镀金成功，边帅刘仲武帮助不少，因此刘仲武打了败仗，高俅二话不说在皇帝面前出面替刘仲武说好话，愣是把这场大败给他保了下来，让刘仲武安然过关。

刘仲武去世后高俅仍不忘恩情，极力向徽宗推荐刘仲武的儿子刘锜担任大将。刘锜后来成长为宋朝“中兴四将”之一，成为抗金第一名将之一，战功赫赫。

这几点也表明高逑这人品质品德还算不错，也算有情有义。

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童贯、高俅两个人一同跟在后面护从。

后来童贯挤走了高俅，让他留守原地“控扼淮津”。其实也就是被宋徽宗的这个小团体给抛弃了，高俅索性托病返回了开封，不再参与徽宗和童贯等人的南下队伍。

后来呢？命大福大。随同皇帝继续南逃的童贯、梁师成等人，因为参与钦宗、徽宗父子间的权力争斗，清一色不得好死。

高俅提前抽身、及早切割，最终在靖康元年病死于开封，算是得了善终。

如果不重义、不能分清利害是非、不懂得克制自保，高俅不可能落得如此“圆满”的结局。

高俅是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人？当然不是。

他贪污渎职，纵容底下的各级禁军吏员欺压兵卒、私占军用物资中饱私囊，搞花哨的阅兵糊弄皇帝，禁军在他手中荒废荒废再荒废，这一条值得被批判一千年。

但是他有罪，无非是腐败指挥官之一，北宋本来就重文抑武，禁军崩坏非一日之寒。

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大量勋贵失去军权同时却被赐予大量财富，他们盘根错节侵吞国家财富，中央禁军也是重中之重，因此禁军不咋的也不能全怪高某人。

何况宋末那环境，以高逑的出身，真要整治军备，早尸骨无存了。

既然徽宗要丰亨豫大，高俅就好好陪他疯配他闹，因此我认为高逑在当时只能算是幸臣佞臣，并不是奸臣。

所以在他死后，原本朝廷要给他办丧礼的。但是李若水以败坏军纪的理由上书，才没有让钦宗挂服举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