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不是不想省油：路早被修成只能开车，涨价只能硬扛

伊朗冲突已使美国汽油价格每加仑上涨1美元，这意味着该国收入处于中位数、且家中有两名驾驶者的家庭，每月在汽油上的支出将增加70美元，约相当于其税后收入的1％。

美国收入最低五分位中的1800多万户家庭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他们在汽油上的额外支出将占税后收入的5％。

汽油价格走高还很可能影响中期选举：目前共和党众议员所在选区的平均居民，比民主党众议员所在选区的平均居民每周多开26％的里程。

如果全球原油价格没有回落，就没有哪项政策能迅速压低成本。但眼下的经济伤害，或许会推动更持久的改革，比如支持提高车辆燃油效率，以及加大对驾驶替代方案的投入。

伊朗冲突在2月28日袭击伊朗后，美国司机已经感受到经济压力。到4月初，美国全国普通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已超过每加仑4美元。短短一个月内，涨幅超过1美元。

而加油站里的压力恐怕不会很快消失。如果航运通道长期只能以有限能力运转，专家预测全球原油价格可能升至每桶150美元，较3月和4月看到的约100美元水平明显上升。即便航运通道明天就完全重开，油轮也仍需要数周时间才能抵达全球各地的目的地。伊朗及其他受影响的中东国家受损的产能，修复起来也很可能要花上数年，这意味着即使军事行动停止，供应端的约束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当然，这并不是中东冲突第一次推高汽油成本。但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很多事情已经改变，当年那种汽车排成长队等待配给汽油的画面也早已成为历史。尤其是，如今更省油的车辆让家庭用同样一加仑汽油能跑更远。既然如此，就有必要追问：加油站价格上涨，对美国司机来说是否仍然是大事？

答案毫无疑问是“是”。在经历了数十年围绕汽车规划和建设社区之后，大多数家庭已经没有轻松可行的替代方式来完成长距离出行。结果就是家庭预算承受真实压力，而且这种影响在更分散的大都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在收入较低但仍必须开车的人群，以及同时属于这两类的人群中，会表现得最为明显。

再加上其他通胀压力和疲弱的劳动力市场，汽油价格走高很可能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给许多现任者和其他候选人带来政治麻烦，因为他们会受到连带影响。国会中许多共和党众议员尤其可能面临压力；他们所在选区的平均居民，比民主党众议员所在选区的平均居民每周多开26％的里程。

经验表明，汽油价格走高没有短期内可行的政策解法。我们只能等待全球市场价格回落，不管那一天何时到来。不过，像这次这样的石油危机，确实可能催生能在长期带来改变的政策改革，包括新的车辆燃油经济性标准，以及推广驾驶替代方案的新办法。这些改革要到中期选举之后才会被认真讨论，因此，这个选举季对美国交通未来的重要性格外突出。

把汽油涨价理解为一则全国性的经济故事并不难。原油占一加仑汽油价格的一半以上，这意味着每一位不开电动车的司机都必须面对全球市场的波动。只是到了这一步之后，地区差异就迅速显现出来。

有些因素超出任何家庭的控制范围。各州汽油税差异很大，从阿拉斯加每加仑0．09美元到加利福尼亚每加仑0．71美元不等。地区炼油厂的特点，以及州内燃油质量，也都会影响消费者在加油站支付的价格。即使在全球市场相对平稳的时候，美国最便宜和最贵地区之间的普通无铅汽油价差，也至少有每加仑1美元。

家庭能够控制的，是自己选择住在哪里。根据雷普利卡的数据分析且只看那些日常出行中至少有一部分使用私家车的人，不同大都市区居民每周驾驶里程差异巨大。像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西雅图这类城市结构更紧凑的大都市区，人均每周车辆行驶里程通常低于175英里；而在亚特兰大、纳什维尔和得克萨斯州奥斯汀这类城市扩张更分散的大都市区，这一数字则可能超过225英里。

换句话说，正是交通选择的缺乏，让许多家庭对汽油形成了依赖。用经济学的话说，汽油需求相对缺乏价格弹性：也就是说，价格上涨时，消费下降的幅度会小于涨价幅度。汽油的具体弹性系数仍有争议，低收入家庭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也高于高收入家庭，但无论按哪种标准衡量，汽油都属于缺乏弹性的商品，而且对所有收入五分位都是如此。简单说，很多家庭根本没法轻易不再开车。

把汽油涨价理解为一则全国性的经济故事并不难。原油占一加仑汽油价格的一半以上，这意味着每一位不开电动车的司机都必须面对全球市场的波动。只是到了这一步之后，地区差异就迅速显现出来。

有些因素超出任何家庭的控制范围。各州汽油税差异很大，从阿拉斯加每加仑0．09美元到加利福尼亚每加仑0．71美元不等。地区炼油厂的特点，以及州内燃油质量，也都会影响消费者在加油站支付的价格。即使在全球市场相对平稳的时候，美国最便宜和最贵地区之间的普通无铅汽油价差，也至少有每加仑1美元。

家庭能够控制的，是自己选择住在哪里。根据雷普利卡的数据分析且只看那些日常出行中至少有一部分使用私家车的人，不同大都市区居民每周驾驶里程差异巨大。像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西雅图这类城市结构更紧凑的大都市区，人均每周车辆行驶里程通常低于175英里；而在亚特兰大、纳什维尔和得克萨斯州奥斯汀这类城市扩张更分散的大都市区，这一数字则可能超过225英里。

换句话说，正是交通选择的缺乏，让许多家庭对汽油形成了依赖。用经济学的话说，汽油需求相对缺乏价格弹性：也就是说，价格上涨时，消费下降的幅度会小于涨价幅度。汽油的具体弹性系数仍有争议，低收入家庭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也高于高收入家庭，但无论按哪种标准衡量，汽油都属于缺乏弹性的商品，而且对所有收入五分位都是如此。简单说，很多家庭根本没法轻易不再开车。

伊朗冲突带来的经济外溢影响，已经清楚体现在数据中。密歇根大学报告称，消费者信心在4月跌至历史最低点。自冲突开始后的第一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显示，年化通胀率上升了0．9个百分点。公众对这场冲突的反对也接近二比一。

所有这些都在预料之中，因为一篇又一篇研究都表明，汽油价格仍会影响消费者的经济情绪。如今家庭在汽油上的支出，可能比20世纪70年代甚至2000年代少得多，但当价格上涨时，人们依然会感到被困住、无能为力。这足以引发经济焦虑。

执政党通常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国会席位，但就今年11月而言，这样的经济环境对共和党候选人似乎尤其不利。我们也可以根据人们的驾驶水平，判断在哪些联邦选区里，汽油涨价会成为特别有共鸣的议题。

汽油价格走高带来的政治后果，并不只限于联邦选举。今年州长选举也是大年，共有36个州长职位进入选票。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等一些州长选战中，候选人已经把汽油作为主要议题。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州议会席位也将改选。

预计那些典型驾驶距离较长、汽油价格又最高的州，会成为汽油最可能演变为重大竞选议题的地方。虽然州长候选人未必会就伊朗冲突正式表态，但值得观察的是，选民是否会因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的决策，而惩罚共和党候选人。

不过，距离这些选举还有好几个月，现任官员仍有充足时间推动立即性的政策回应。遗憾的是，眼下并没有哪种短期干预，既能真正解决问题，又不会在后续引发其他问题，还能在政治上切实可行。

联邦或州一级的汽油税假期在这种时候总会被提起，它确实能缓解部分家庭的价格压力。但税收收入减少，只会伤害负责修建和维护道路的公共机构，而且也不能保证石油公司不会趁机抬价，把税收减免的一部分吃掉。释放战略石油储备里的燃料听起来不错，但很难真正对价格产生明显影响。对石油公司的“暴利”征税，或者限制石油出口，都很难操作，在国会通过也更难。

但从长期看，还是有一些政策改革能够同时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持久改变。联邦监管机构曾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要求车辆大幅提高燃油效率，制造商也能够不断达到更高标准。放松价格管制、扩大可供开采的土地等政策，则帮助国内供应增长，改变了美国在全球石油市场中的经济位置。

近几十年来，联邦和州政府对电动车产业的投资，帮助其发展新技术，也激励消费者购买电动车。随着特朗普政府削弱更高的燃油效率目标，而国会也在削减与电动车相关的激励措施，由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或参议院可能会扭转这一方向。许多州议会和州长也可以推出自己的电动车激励政策，让更多美国司机免受全球石油市场剧烈波动的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针对能源问题的政策回应，都默认开车是既定前提。但这其实是一种想象力的缺失。往前看，美国政策制定者如果不借这次经历，同时思考如何降低对开车的需求，那就算失职。

欧洲同行的经验值得借鉴。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许多欧洲国家通过并保留了减少驾驶需求的政策，包括提高车辆注册费用、减少停车位，以及设立无车日。这些政策又辅以对驾驶替代方案的投资，尤其是新的自行车通行空间设计。

几十年后，欧洲家庭如今开车里程更少，而美国家庭则走向了相反方向。最终结果是，欧洲居民对全球汽油价格飙升的抵御能力更强一些，更不用说这些政策对公共健康、财政负担以及对填充式社区需求带来的影响了。

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当思考，2026年家庭的切身体验如何为类似改革积累支持。美国许多城市已经在推进大规模自行车网络建设；眼下这场石油危机，正是加快建设、并提醒选民安全便捷骑行能带来什么好处的理由。

加快公交运行的提案也是如此，尤其是配套专用车道的方案。同样，旨在增加填充式社区住房供应的政策，也应借这场石油危机来增强说服力，无论是在选民中，还是在犹豫不决的立法者那里。正如那句老话所说，不要浪费一场危机。

伊朗冲突已经对美国消费者造成了立竿见影的影响。每天都要开车的家庭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当汽油价格在短短几周内每加仑上涨超过1美元时，他们不可能毫无察觉。对于那些收入低于中位工资、每周开车数百英里，或者两者兼具的家庭来说，加油站价格上涨也确实已经明显削减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

即便到秋初价格设法回落到冲突前的水平，也很难想象消费者在进入中期选举投票站时不会带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焦虑。价格维持高位的时间越长，选民就越不可能很快忘记这件事。

因此，这场冲突对美国交通的长期影响将由选民以及他们选谁进入公职来决定，也就显得颇为贴切。2026年候选人如何看待交通成本，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027年会提出哪些政策改革。选民和利益相关方持续推动减少家庭对汽油的依赖，以及更多人转向非驾驶替代方式或购买更省油的汽车，都会影响哪些提案最终成为法律。

我们至少还要一年时间，才能知道这条路会通向哪里，但美国对最近这场全球石油危机的国内回应，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