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不作恶"已死？五角大楼合同暴露AI伦理崩塌

「我们为此感到自豪。」——谷歌高管这样回应员工对军方合同的质疑。

这句话出现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对象是数百名抗议将人工智能（AI）用于军事项目的员工。十年前，谷歌曾因类似争议退出Maven项目，承诺不将技术用于武器开发。如今，同样的剧本重演，结局却截然不同。

合同升级：从"特定用途"到"任何合法目的"

谷歌近期与美国国防部（DoD）的合同扩展包含两个关键动作。

第一，将Gemini（谷歌的大语言模型）的可用范围扩大到机密项目，授权条款明确写明用于"任何合法目的"。

第二，退出了一项价值1亿美元的五角大楼挑战赛——该项目旨在开发语音控制的自主无人机蜂群系统。

表面看，退出无人机项目像是伦理底线的坚守。但彭博社的报道揭示了另一层：内部伦理审查确实发挥了作用，阻止了特定项目的推进。然而，Gemini的通用授权条款，实际上为更广泛的军事应用打开了大门。

这种"拒绝具体项目、开放底层能力"的策略，让谷歌得以声称仍在审查伦理风险，同时将核心AI技术嵌入国防体系。

员工反弹：从公开抗议到内部备忘录压制

2018年Maven项目争议时，超过3000名谷歌员工签署公开信，最终迫使公司宣布不再续约。当时谷歌明确承诺：不追求"设计或部署"用于武器的技术。

2025年的情况变了。数百名员工再次联名致信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要求拒绝军事AI用途。公司的回应不是谈判，而是一份立场强硬的内部声明。

这份备忘录的核心信息有三层：国防是国家优先事项；谷歌的技术将"以符合我们价值观的方式"使用；员工应当为支持国家安全感到自豪。

没有撤回合同，没有公开承诺限制，只有对质疑者的安抚与立场重申。

伦理条款的悄然改写

谷歌AI原则的变化值得逐字比对。

旧版原则（2018年前后）：不会部署"可能造成重大伤害"的AI，不会设计用于"监视或武器"的技术。

现行原则：删除了"重大"这一限定词，将"伤害"标准模糊化；武器相关条款被重新表述为"不会追求"而非"不会设计或部署"。

措辞的微调创造了巨大的解释空间。"可能造成伤害"与"可能造成重大伤害"之间，隔着无数种军事应用场景。无人机目标识别算"伤害"吗？情报分析算"监视"吗？Gemini用于机密项目的"任何合法目的"，这些边界由谁来划定？

答案是：由合同条款和军方需求共同划定，而非谷歌公开的伦理承诺。

商业逻辑：政府市场的诱惑与压力

五角大楼的AI支出正在加速。2024财年，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相关预算超过18亿美元，生成式AI（能够创造文本、图像、代码的AI系统）是重点投入方向。

谷歌并非唯一参与者。微软、亚马逊、甲骨文均已获得不同层级的机密云服务和AI合同。但谷歌的特殊性在于：它曾是最高调宣称技术伦理边界的公司，"不作恶"（Don't Be Evil）一度是其品牌核心。

2015年，谷歌重组为Alphabet控股公司时，"不作恶"从公司行为准则的顶部移至底部，最终被"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取代。当时外界普遍视为修辞调整，如今看来像是预言。

对谷歌云业务而言，政府合同是缩小与亚马逊AWS、微软Azure差距的关键路径。2024年，谷歌云营收突破330亿美元，但市场份额仍落后前两名。五角大楼的机密项目不仅带来直接收入，更是技术可信度的背书——能够处理机密数据的AI，意味着安全架构通过了最严格的审查。

行业镜像：当所有大厂都在"合规"框架下进军国防

将谷歌单独拎出来批判并不公平，这正是问题所在。

OpenAI在2024年初删除服务条款中"禁止用于军事和战争"的明确限制，改为"不得用于开发或使用武器"。微软与OpenAI的技术已通过军方承包商间接进入战场情报系统。亚马逊的JEDI合同（后被取消并重组）争议持续了数年。

整个行业的伦理防线正在"合规化"中瓦解。不是直接开发武器，而是通过"双重用途"技术——民用AI的军用适配——实现渗透。Gemini用于"后勤分析"与用于"目标筛选"，在代码层面可能是同一套系统。

谷歌的"任何合法目的"条款，不过是将这种行业潜规则书面化。当法律框架（美国法律授权的军事行动）取代企业自我约束，伦理审查就退化为风险评估——不是"应不应该"，而是"会不会出事"。

技术人员的困境：抗议的边际效用递减

2018年Maven抗议的成功，建立在两个条件上：员工集体行动的罕见性，以及谷歌对公众形象的敏感。

2025年，这两个条件都已弱化。大型科技公司的员工流动率上升，远程办公削弱了组织动员能力。更关键的是，AI军备竞赛的叙事已经重构——"不让我们做，中国会做"成为管理层回应质疑的标准话术。

谷歌内部备忘录的措辞变化耐人寻味。2018年，高管强调"倾听员工声音"；2025年，强调"为国家安全自豪"。员工从需要安抚的利益相关方，变成了需要统一思想的内部公众。

这种转变的底层逻辑是：当技术成为国家战略资产，企业伦理必须让位于国家意志。谷歌只是率先完成了这一认知调整。

遗留问题：当"不作恶"成为历史注脚

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2004年招股书中写下"不作恶"，作为对华尔街的警告：谷歌不会为短期利益牺牲用户信任。二十年后，这句话出现在关于公司伦理崩塌的新闻标题中，成为一种讽刺。

但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个口号从一开始就是可行的吗？

搜索引擎的商业模式建立在注意力经济之上，广告定向投放与"不作恶"的兼容性从未被真正检验。AI技术的军民两用特性，只是将这一张力推向极端。当技术能力本身成为善恶的放大器，企业的自我约束在竞争压力和政府合同面前显得脆弱。

谷歌的选择或许不是伦理的溃败，而是伦理幻想的终结。当Gemini被授权用于"任何合法目的"，真正的问题不是谷歌变了，而是"不作恶"这个口号所依赖的前提——企业可以且应当独立于国家权力定义技术边界——从来就不成立。

接下来需要观察的是：其他AI公司是否会跟进类似的合同条款，以及"合法用途"这一表述是否会成为行业标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2018年至2025年的这段历史，将被记录为AI伦理从"自我约束"向"合规外包"的转型期——而谷歌是第一家公开完成这一转型的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