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土耳其退役海军少将杰姆·居尔代尼兹——“蓝色祖国”学说的提出者——在接受《摇篮》采访时曾警告,北约已经沦为空壳联盟,土耳其的未来在于走向一个拥有主权的欧亚阵营。如今,随着美国支持下针对伊朗的升级行动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和军事危机,他当时的警告看起来已不再只是理论判断,而是变得愈发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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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引发重大政治和经济危机。发动进攻的一方未能迅速取胜,过去40天里,局势一直维持在一种“脆弱停火”状态。眼下,外界正试图理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动作,以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封锁究竟会把局势带向何方。
如果各方无法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地区国家将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美国和西方的目光再次转向土耳其,与伊朗一道,被视为本地区最关键的国家之一。作为北约盟友,土耳其发展本国防务工业的努力受到欢迎,围绕在阿达纳的因吉尔利克基地设立北约司令部的讨论也在推进。
随着安卡拉准备于7月7日至8日主办北约峰会,土耳其避免直接把特朗普政府称为侵略方,而是把主要批评火力集中在以色列身上。安卡拉试图维持平衡:一面向西方靠拢,一面呼吁战争尽快结束。
但在土耳其国内,舆论公开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对西方的不信任也在进一步加深。在这场内容广泛的访谈中,居尔代尼兹分析了华盛顿的封锁战略、伊朗的抵抗、美国海上霸权的松动,以及正在吞噬大西洋主义秩序的更广泛系统性危机。
居尔代尼兹:特朗普的话前后矛盾。一会儿说,“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就摧毁他们”,下一刻又说,“我们会达成一笔伟大的交易”。这是一连串互相冲突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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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该地区部署了3个航母战斗群:美国海军“杰拉尔德·福特”号重新进入红海,“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号正从好望角向阿拉伯海移动,“亚伯拉罕·林肯”号则部署在伊朗导弹射程之外的阿拉伯海。此外,在大量空中加油机支援下,B-52和B-1B轰炸机在东地中海至海湾走廊上的飞行也明显加密。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转向“无限期停火”的做法尤其引人注意。封锁决定不仅与伊朗保持主动权、拒绝谈判有关,也受到军事、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多重制约。
伊朗其实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它把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一直握在手里,目的在于压缩美国在海湾的存在,迫使以色列在周边战线——尤其是黎巴嫩方向——接受停火,并建立一种能够防止未来威胁的长期均势。伊朗明白,对美国或以色列作出的每一次让步,日后都可能以更大的军事压力形式回到自己身上。
华盛顿也面临严重约束。尽管特朗普声称库存已经补足,但公开信息显示,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3”导弹等精确制导武器正承受明显压力,短时间内恢复产能的能力有限。甚至连近期一些行动受挫——比如为营救一名飞行员而动用多架飞机、代价高昂的空中救援任务——也在美国国内引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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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措施并不具备真正的战略效果。要在如此广阔的海域实施封锁,本身就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在停火期间强推封锁,更是自相矛盾,也会削弱局势降级的可能。
只要封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受扰动,这场危机就会超出地区范围,把能源中断转化为对全球体系的系统性压力。《摇篮》:应当如何理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动作?
居尔代尼兹:在战争状态下,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对手自由使用本国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伊朗实际上是在实施一种受控通行——允许部分船只通过,同时阻止另一些船只。这看上去像封锁,但本质上仍是战时对海峡的管制。
美国实施封锁,背后有更深层的担忧:伊朗正以其他本币开展贸易。这不仅在经济层面,也在心理层面动摇了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把自己视为海洋的统治者。如今,这种支配地位正在遭遇挑战。
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控制直布罗陀,拒绝敌方船只进入。拿破仑也曾试图封锁英国贸易,但最终失败,部分原因就在于俄罗斯没有继续与其保持一致。
如今,特朗普实际上是在说:如果某个主要竞争对手会从中受益,那我们就要阻止它——哪怕这意味着双方都会受损。《摇篮》:这主要是在向其发出信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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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尔代尼兹:毫无疑问。自2018年以来,美国一直把这一主要竞争对手视为首要对手。对方的实力来自生产,而不是金融,而且它正在多个领域迅速赶超美国。
美国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行动,本意是想表明自己仍然控制着全球能源流动。自1973年以来,美国一直依靠海军力量和石油美元体系维持这种主导地位。
这一体系受到了冲击。如今,即便是中等强国也能获得先进军事技术,这正在侵蚀美国的优势。这一步棋并不只是为了切断相关国家的能源供应——那并不现实——更重要的是重申主导权。如果美国能在伊朗迅速取胜,就能进一步巩固其对全球能源的控制,并震慑那些试图绕开美元进行贸易的国家。
但这个计划失败了。伊朗没有退缩。为了稳定市场,伊朗石油出口仍被允许继续,其中很大一部分最终流向亚洲买家,这进一步削弱了施压效果。
针对外部力量的政治信号也在不断升级,外界还出现了有关伊朗与其他国家开展军事合作的说法,这使局势升级为更广泛战略对抗的风险进一步上升。《摇篮》:这场封锁会带来哪些更广泛的后果?
居尔代尼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运用,比核武器还更有效。关闭这条海峡,造成的全球冲击会大得多。
如果这场危机持续下去,经济后果会迅速加剧。6月是一个关键门槛。如果届时仍找不到解决办法,全球经济可能陷入严重衰退。更极端的情况下,石油美元体系本身都可能开始崩塌。
海湾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正在不断流失,因为这场危机暴露出华盛顿在关键海上和能源通道上保障稳定的能力是有限的。这很可能会加快这些国家推动多元布局,寻求不再单一依赖美国的地区和全球新组合。
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断裂。伊朗虽然遭受重创,但凭借对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能源通道的掌控,仍保有战略主动权,把地理咽喉变成了战略工具。美国则以军事集结和施压回应,但它在经济、后勤和政治层面都存在结构性限制,难以无限期维持升级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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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冲突进一步扩大,曼德海峡也可能被卷入升级循环,从而使全球贸易和能源流动受到更大范围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外界把美国和以色列视为系统性不稳定主要推手的看法会进一步增强,也会更快削弱美国主导的全球霸权。《摇篮》: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军事力量的什么问题?
居尔代尼兹:它暴露了美国力量的边界。就连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也承认,要执行这样的封锁将极其困难,而且消耗巨大。
美国海军正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舰队规模明显缩水,造船能力也已明显落后,许多系统已经老化。在模拟推演中,美国海军往往会在大规模冲突爆发后的最初几天就遭受重大损失。
伊朗仍然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而这一现实短期内恐怕不会改变。《摇篮》:华盛顿通过这种战略,现实中究竟能得到什么?
居尔代尼兹:非常有限。它会扰乱全球供应链——石油、化肥、氦气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它还会切断伊朗和海湾国家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医疗物资及其他关键进出口,给当地民众带来更大痛苦。当然,伊朗人民承受的痛苦会最深,但最终,决定结果的仍将是伊朗人民自己——他们的韧性和承受力将决定结局。《摇篮》:在这种条件下,伊朗还能相信谈判吗?
居尔代尼兹:特朗普本人在2018年退出了奥巴马政府时期达成的2015年伊核协议,等于亲手撕毁了这项多边协议。甚至还有一些报道——比如《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在伊斯兰堡谈判进行期间,以色列可能对伊朗代表团实施暗杀企图。这动摇了外交和谈判的根基,而外交与谈判本身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在这种背景下,就连“白旗”这个概念都失去了意义。《摇篮》:应当如何理解这场战争以及美国政策中的以色列因素?
居尔代尼兹: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场战争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内塔尼亚胡实际上正在塑造美国政策,而特朗普核心圈子里也存在新保守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影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则不断强化一种宗教叙事,宣称这片土地是上帝“拣选”的,主要面向美国国内福音派受众。
美国官员把升级局势包装成“通过紧张实现稳定”,但他们讨论的行动却可能摧毁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这暴露出其言辞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也说明他们对战争罪问题采取了轻忽态度。总体来看,美国的决策正在加剧全球不稳定,甚至连越南战争这样的历史案例也被拿来为“速胜”论背书,尽管这种类比与现实明显脱节。《摇篮》:你如何评估伊朗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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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尔代尼兹:从根本上说,伊朗的抵抗也是我们的抵抗,是所有有尊严国家的抵抗。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正在对抗那些手持棍棒、口袋塞满金钱、毫无人性、除了金钱什么都不崇拜的金融资本集团。伊朗人民正在与这个无耻、残酷的黑帮展开殊死搏斗。《摇篮》:特朗普政府被指把宗教政治化,一边把伊朗称作“神权国家”,一边又与教皇良十四世发生冲突。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宗教的使用方式?
居尔代尼兹:特朗普政府对宗教的使用非常明显,而且高度政治化。美国一方面把伊朗贴上“神权国家”的标签,另一方面,高级官员又公开使用宗教语言,并做出带有祈祷意味的象征性举动,这说明宗教修辞在美国国家事务中的存在感已达到一种不寻常的程度。
与教皇的争执,始于他称这场战争是不正义的。不过,这场冲突并不纯粹是宗教问题,因为梵蒂冈与全球金融和政治结构关系密切,历史上也往往与主导性权力中心保持一致。
总体来看,这反映的是政治利益和金融利益的交叠,而不是神学分歧。更广泛的西方金融中心仍在幕后塑造全球阵营格局。《摇篮》:美国最重要的盟友是英国。你如何看待斯塔默政府没有卷入这场冲突?
居尔代尼兹: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海军曾在英国附近的国际水域登上一艘俄罗斯油轮,而俄方没有作出实质性回应。之后,又出现了为所谓“影子船队”中的民用油轮提供护航并进行检查的计划,英国还宣布将登检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船只——尽管那里属于国际水域。
作为回应,俄罗斯派出一艘护卫舰,护送其中两艘油轮穿越海峡,而英国未能进行干预。这反映出英国海军当前能力的边界。
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被派往塞浦路斯执行保护任务,但很快就因技术故障撤离。与二战后拥有上千艘舰艇的海军力量相比,如今英国舰队规模已大幅缩小,一线作战能力也相当有限。实际情况是,即便在美国施压下,英国独立行动的能力也受到明显制约。《摇篮》: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完成欧洲”的框架下,把土耳其与俄罗斯等一道称为对手。你如何解读?
居尔代尼兹:冯德莱恩是被任命的,不是经选举产生的。在欧洲,这类被任命的政治人物,往往会从其与金融资本及更广泛意识形态网络的联系来加以审视。她的表态也更多是一种政治上的“敌人塑造”,而不是基于战略现实。
欧洲目前面临深刻的结构性约束,尤其是在能源安全方面。它的供应链本就脆弱,如果关键海上咽喉再发生扰动,局面只会更糟。对外部液化天然气的依赖,以及俄罗斯能源通道受阻,已经暴露出这种脆弱性。
即便如此,欧洲仍在延续与俄罗斯长期对抗的叙事,但这种叙事并没有清晰的物质基础。欧洲各国还面临人口下降、老龄化和军事能力有限等问题,这使大规模战略自主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类表态更多被视为政治驱动,而非能力支撑下的判断。它也与欧洲在能源和物流上依赖外部的现实形成反差,让人不得不质疑其战略雄心与实际能力之间是否一致。《摇篮》:在这样的环境中,土耳其应该怎么做?
居尔代尼兹:有人说,“土耳其应该与欧盟站在一起”。但土耳其共和国凭借自身地理位置和勤奋的人民,完全有潜力实现更大的突破。关键在于,谁来成为这支乐队的指挥。
我属于这样一类人:我相信这样的指挥者、这样的秩序终将出现。土耳其共和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没有真正意识到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遗产的力量。幸运的是,社会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对此是清醒的。《摇篮》: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场更广泛的全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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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尔代尼兹:事实上,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在以低烈度、混合形态展开。之所以称之为“世界大战”,是因为世界大战会改变全球秩序。而现在,秩序正在改变。乌克兰战争是一条战线,伊朗是另一条战线。它未必会像1939年至1945年那样,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了。
为什么不同?1970年美国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向美元与石油挂钩的储备货币体系后,新自由主义模式让世界变得高度相互依赖。如今,随着这个体系的齿轮继续运转,这类危机会冲击整个世界。当然,它也会反噬霸权国家本身。因此,美国正处于极大的焦虑之中。
美国背负着40万亿美元债务,依赖一个受犹太复国主义网络影响的金融资本体系。一边是以色列的要求,另一边是全球主义者和金融资本,再另一边则是特朗普所代表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
光说“我们已经制定了计划——委内瑞拉会被解决,伊朗会被解决,相关力量会被遏制,‘一带一路’地区会被点燃战争”,是不够的。因为这个计划并没有按照他们设想的方式推进。《摇篮》:这场危机会走向哪里?
居尔代尼兹:从目前看,战争很可能还会继续,但拖得越久,美国付出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按照这种判断,伊朗不太可能投降,也不太可能在压力之下进入谈判。
伊朗的立场,受到其长期遭受外部干预的历史经验塑造,尤其是1953年围绕摩萨台发生的政治变动,以及1979年前西方对巴列维王朝的强力控制。这段历史记忆,使伊朗社会对外部强加的政治安排形成了深刻抵抗,即便国内存在政治分歧也是如此。
尽管内部存在分歧,但伊朗社会普遍认为,外部压力的目标是重塑其政治体制,这反而增强了国内韧性。与战争中常见的大规模外逃不同,一些公民返回国内的现象,被视为国家延续性强、社会对国家结构和历史身份认同深厚的体现。《摇篮》:如果这种局面继续拖下去,会发生什么?
居尔代尼兹:如果持续到6月底,世界可能面临一场类似1929年的危机。美国强加的石油美元体系可能崩塌。美国如今不再生产共识,也不再提供安全,而是在制造恐惧和胁迫,这正在引发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的反感。由于以色列因素,美国也在失去影响力。
伊朗正承受压力,人民也在受苦,但他们正在追问:是要永远活在威胁之下,还是要结束这种局面,以换取一个更稳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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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勒斯坦战争背景下,只有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安萨尔真主采取了积极行动,而逊尼派国家及其他国家大多停留在发表声明和提供人道援助层面。
在这种情况下,什叶派和逊尼派这样的宗派区别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真正关键的分野,在于你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还是站在强权一边;是维护本国利益,还是选择与美国、欧盟和北约保持一致。
人们重新提起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六箭”原则,把它视作一种替代性框架;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也受到批评,因为它把个人主义置于社会之上,制造了深刻不平等,与那种更强调集体的模式形成对照。《摇篮》:这对北约意味着什么?
居尔代尼兹:北约内部的碎片化,已经不再是例外,而是一种结构性现实。这个联盟已经从一个统一的军事集团,演变为由32个国家组成、优先事项彼此分化的松散安全框架。自俄乌战争以来,欧洲内部以及欧美之间的分歧都在加深,因为成员国在感受到美国战略收缩后,越来越倾向于追求本国利益。
这进一步加剧了关键行为体之间的政治和战略分化,削弱了北约凝聚力。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如今迅速且可持续增援欧洲的能力已经下降,这迫使欧洲逐步发展自己的防务能力,而俄罗斯的军工能力又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北约的未来取决于一个结构性两难:是走向更大程度的欧洲自主,还是继续依赖一个全球投入意愿正在下降的美国。
第五条并不保证自动军事介入。它要求成员达成完全共识,而具体回应则由各成员国根据其“认为必要”的方式分别决定。因此,它并不是自动触发战争的条款,而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政治协商和回应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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