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活到86岁，每次被问起“您最敬重的人是谁”，答案只有陈赓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那么几个人，他们的名字像刻在骨头上的经文，即使皮肉衰老、记忆模糊，那几个字也擦不掉。宋希濂活到八十六岁，见过的人何止万千，但每次被问起“您最敬重的人是谁”，答案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陈赓。说这话的时候，他往往沉默片刻，像是在心里把这两个字又抚摸了一遍。这个答案，他在心里藏了三十二年，从陈赓去世那一刻起，就没变过。

如果我们把历史比作一条大河，这两个人的命运就像两条在不同地点汇入干流的支流。它们曾经在某一处交汇，后来又各自奔向不同的方向，但水的温度、水的味道，始终保留着交汇时的那份记忆。这世上有些友谊，恰恰是在断裂处才显现出它的韧度——就像竹子被折弯之后，你才看得见它纤维的走向。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一百年前。

两个湘乡少年

一九二四年，农历甲子年。那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湖南乡下的油菜花还没开完，一列火车喘息着从长沙站驶出，拖着长长的白烟往南边去。四等车厢里挤满了人，鸡笼子、铺盖卷、扁担箩筐中间，坐着十几个年轻人。他们压低了声音用湘乡话交谈，眼睛里都有一种热腾腾的东西。

这趟车上坐着的，是整个时代的缩影。湖南这个省份，在近代中国的位置很特殊——它像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又像一个思想发酵的容器。从曾国藩的湘军开始，湖南人就养成了一种“扎硬寨、打死仗”的脾性。到了清末民初，这片土地上源源不断地往外冒革命者。

陈赓坐在靠窗的位置上，二十三岁，身板结实，眼睛里带着一股见惯了世面的机灵劲儿。他已经在湘军里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又在铁路上干过，见过三教九流，说起话来有一种天然的感染力。宋希濂坐在他不远处，十七岁，眉目清秀，安安静静的，一看就是读书人家的孩子。两人的对话是怎么开始的，没人记得了。大概是陈赓先开了口——他一向是这样的人，跟谁都能聊上几句。

聊着聊着就发现，两人都是湘乡人。湘乡这地方不大，县城里拐几个弯就能碰上熟人。乡音一出来，距离就拉近了。

这趟列车的目的地是广州，终点站是黄埔长洲岛上那所刚成立不久的军官学校。一九二四年一月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正式决定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一种特殊的基因——它既是苏联模式的移植，又是中国革命的本土产物。孙中山亲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校门口那副后来名震天下的对联，是孙中山亲自批的：“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中间高悬四个大字：“革命者来”。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和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坐在咣当作响的火车厢里，窗外是不断后退的稻田、丘陵、河流。他们聊理想，聊国家，聊湖南老家的风物，聊即将到来的军旅生活。没有录音，没有记录，那些被车轮声和风声盖住的话语，后来都沉入了历史的地层深处。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那一路的交谈，在两个人的心里都埋下了一些东西。

到了广州，考试并不复杂。黄埔一期招生的时候，没有考数理化，就是写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述投考黄埔军校的志愿》。这题目出得很妙——它考的不是知识储备，而是一个人的心志。你为什么要来？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两个问题，每一个走进黄埔的学生都必须回答。

陈赓和宋希濂都通过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第一批学生正式入校。六月十六日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乘“江固”舰亲临。那一天天气晴朗，岛上六百多名学生列队站立，听孙中山发表演说。孙先生讲的不是军事技术，而是一句话概括了黄埔的理想：用这一批学生做骨干，组建一支革命的军队。

这六百四十五名一期生里，一大半是湖南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群湖南人确实是黄埔最出色的一批。蒋先云、陈赓、贺衷寒，被称为“黄埔三杰”。蒋先云的笔头最硬，写出来的文章全校传阅；贺衷寒的口才最好，辩论起来没人压得住他；陈赓呢，以“腿”出名——这腿不光跑得快、跳得高、行军不知疲倦，在后来最危急的关头还救过蒋介石的命。

宋希濂在队伍里年龄最小，话也不多。但他有一样本事：知道该跟谁走。在所有人里，他最服气的就是陈赓。这个比他大四岁的湘乡老乡，身上有一种让人踏实的劲儿。他说话风趣、待人真诚，但遇到正事绝不马虎。在十六七岁的宋希濂眼里，陈赓就像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兄长。

六月，宋希濂先加入了国民党。不久之后，陈赓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候的黄埔，国共合作的蜜月还在延续，跨党的学生很普遍。大家还都是同学，一起吃大锅饭，一起出操跑步，一起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

问题在于：蜜月这种东西，从来就长不了。

分岔的河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广州。

那天发生的事情，后来被称为“中山舰事件”。历史教材上的记载很简练：蒋介石声称中山舰擅自调动、形迹可疑，怀疑共产党人要暴动，于是下令全城戒严，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等数十名共产党员，监视苏联顾问和各师党代表。

但真实的历史不是教材。真实的历史是，那个春天的广州城里，人在发抖。

周恩来闻讯后赶到蒋介石面前当面交涉，但局面已经不受他掌控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是清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里的共产党员——他要掌握这支队伍，要确保自己的命令被百分之百地执行，就不能容忍军队里有另外一套组织系统存在。

他给共产党员学生出了一道选择题：A.退出共产党，留在国民党的第一军里，继续升官；B.留在共产党内，但必须退出第一军和国民党。

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这是一把刀子。

中共中央当时的决策是妥协。陈独秀领导的党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二百五十多名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这个决定背后的逻辑很复杂——国共合作的大局不能破裂，北伐在即，统一全国是大目标。

但落实到每一个黄埔学生的头上，这道选择题重如千钧。退党？你当初在党旗下举拳头的时候说过的话怎么办？不退？你可能连命都保不住，杀了你也只是一个“处理叛徒”的名义。

蒋先云选择了退出国民党，而且用公开声明的方式。他拒绝了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位置——只要他愿意退党，那个位置就是他的。蒋先云说：不。

陈赓的回答也很干脆：不退党，不走。

宋希濂做了第三种选择——退出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和军队系统里。和他做出同样选择的人不在少数，包括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做到高位的李默庵等人。

这个选择，宋希濂用了一辈子来面对它带来的后果。我们今天回头去看，不能简单地用“对”或“错”来评判。一个十七岁从湘乡走出来的读书少年，在黄埔经历了什么，在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刻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没办法完全还原。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个选择，彻底改变了他人生的河道。

有意思的是，陈赓和宋希濂之间的情谊并没有因为政治立场的分裂而断裂。这很反直觉——通常我们会认为，政治信仰的对立是最根本的对立，它会摧毁一切人际关系。但在这两个人身上，事情不是这样发展的。横跨在他们之间的政治鸿沟很深很宽，但有一座桥始终没有坍塌。

我猜，这座桥的名字叫“共同的记忆”。他们在长沙育才中学第一次见面，在黄埔的操场上一起流汗，在东征的路上一块儿赶路，在北伐的行军途中互相掩护。这些经历不会因为政治身份的变更而消失。就像两个人共同走过一条路，这条路已经在他们各自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可更改的坐标。

刀尖上的情义

让我们跳到一九三三年，上海。

那年三月的一个傍晚，陈赓从大世界游乐场看完戏出来。他当时在上海执行秘密任务，化名“王先生”。但他不知道的是，组织里出了一个叛徒——这个人以前在中央特科干过，认得陈赓的脸。叛徒领着便衣特务守在游乐场门口，陈赓一出来就被围了。

被捕的地点是上海租界，先关进巡捕房。身份很快被确认了——这不是什么“王先生”，这是陈赓，黄埔一期的陈赓，共产党的骨干将领。上海方面迅速决定将陈赓押送南京，随后又转送到南昌——因为南昌是蒋介石“剿共”的指挥中枢，蒋本人正在那里亲自督战。

蒋介石要亲自劝降。

陈赓被带进一间房子，布置得不像是监狱，倒更像一间客寓。意思很明白：只要你肯回头，你的待遇就不会差。蒋介石坐在他对面，说了一番话，核心意思是：脱离共产党，到我这边来。

陈赓的回应是四个字。这四个字后来被写进各种回忆录里，版本略有出入，但内容一致——“独夫民贼”。

蒋介石的脸变了颜色。据说他当时气得发青，但杀人的命令终究没有下。这里头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的时候，蒋介石的指挥部在惠州城外被冲散，他本人陷入绝境，拔出手枪要自行了断。陈赓一把夺下枪，背起他就跑，跑了很长一段路才冲出包围圈。救命之恩，全校皆知。黄埔一期的学生们都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如果此时下令杀害陈赓，他在黄埔系里的声望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杀，往后谁还敢替你卖命？

陈赓被软禁在南昌。

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宋希濂正在那里。此时他已经是蒋介石麾下的一员得力将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打得不错，前途一片光明。但他听到陈赓被捕的消息，心里沉了一沉。

他比很多人都清楚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态度。陈赓如果一直不松口，结局大概率是枪决。

宋希濂做了一个决定。他联络了一批黄埔一期的同学，联名给蒋介石写信，为陈赓作保求情。

请注意这个举动的风险有多大。宋希濂处在向上爬的关键阶段，蒋介石如果对他的忠诚产生怀疑——哪怕只是一丝一毫——他的前途就可能到此为止。蒋介石用人有一个特点：他不怕你有缺点，但怕你不忠诚。替一个被软禁的共产党员求情，这算什么性质的行为？说得轻一点，是“重感情、讲义气”；说得重一点，那就是“立场不坚定、胳膊肘往外拐”。

宋希濂还是做了。

蒋介石收到了那封联名信。与此同时，宋庆龄也通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渠道出面干预，她请上海著名的吴凯声律师为陈赓辩护。来自多方的压力汇合在一起，蒋介石最终没有下杀手。他把陈赓从监狱移到一间客房继续软禁——环境好了一点，自由仍然没有。

但这“好了一点”，恰恰给了陈赓逃脱的可能。一九三三年五月，陈赓趁着看管出现松懈，成功脱险。他重新回到了党的队伍中。

宋希濂收到消息，一定松了一口气。但他大概没有想到，十六年后，两个人的身份会发生惊天动地的调转。

白公馆一日

时间就像一条奔腾不止的河。眨眼间，十多年过去了。

这十几年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陈赓走完了万里长征，在太行山带着三八六旅和日本人死磕，解放战争中他是兵团司令员，指挥千军万马。宋希濂在国民党那边也打了无数的仗，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滇缅战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职务一路升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

一九四九年的局势不需要重复了。解放军渡过长江，国民党政权如冰雪消融。宋希濂带着残部在大西南溃退，一路上部队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低。他想往云南、西康方向撤退，甚至考虑越过边境进入缅甸——但解放军的追击部队咬得很紧很紧。

十二月十九日，大渡河沙坪。这条河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出名都是因为战争，上一次是太平天国的石达开，这一次是宋希濂。

大渡河北岸有一座寺庙。宋希濂带着几个随从躲了进去，以为能暂时喘一口气。但解放军一五五团已经把寺庙围了个水泄不通。带队的团长叫刘光汉，二十七岁。当宋希濂得到通报——追击他并把他困在这座庙里的指挥官只有二十七岁——这位曾经管着十几万人马的国民党中将沉默了很长时间。他四十二岁，打了一辈子仗，对手竟然是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年轻人。

他被俘了。从乐山押送到重庆，关进白公馆。

“白公馆”在重庆歌乐山下，抗战时期是戴笠的住所。改成监狱后，关押过不少重要的政治犯。但对宋希濂来说，这个地方给他的第一感觉不是恐惧或仇恨，而是一种彻骨的落差。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统兵上将、指挥千军万马；眼下他坐在铁窗后面，不知道命运会给他什么结局。

他以为没有人会来看他。

消息传到云南的时候，陈赓正担任云南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从昆明到重庆，路途不近，但他没有派人去，没有托谁捎话。他自己去了。那是一九五〇年春天的一个上午，陈赓出现在了白公馆。

宋希濂后来在很多场合回忆过这次见面，每一次说的版本都差不多。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他完全不抱希望——不抱有人来看他的希望，更不抱活下去的希望。但陈赓来了。两个人上一次见面，还是十七年前的事了。

门打开的时候，宋希濂愣住了。陈赓站在门口，还是那张脸，笑起来很亲切，老了一些，但整个人的神态没有变。宋希濂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刚刚从统兵将领变成阶下囚，而对面站着的是他早年的同学和朋友，现在身份完全倒转——对方是胜利者、高级将领，他是战俘。

两个人对视了很久。

先开口的是陈赓。他说的话不是训话，不是传达政策，不是宣布宽大条件，而是一句——“你好啊，看见你身体挺好，我很高兴。”

像老朋友一样。

宋希濂还是没有说话。陈赓又问了一句：“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就是从这个具体的问题开始，宋希濂的冻僵了的心慢慢融化了一点。两个人聊了起来，从上午十点一直坐到下午四点，午饭是在监狱里一起吃的，不是什么好饭菜，但两个人都没怎么动筷子——说话的时间都不够。

聊的内容不是什么国家大事，而是一九二四年的事情。聊黄埔岛上的日子，聊东征的旧事，聊当年一起行军打仗的细节，聊从前的老同学，这个去了哪里，那个怎么样了。陈赓很有耐心，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姿态，不宣讲、不训话，就像两个老熟人凑在一起叙旧。

他当然可以有一副胜利者该有的样子。他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掌控着整个云南的军政大权；对面坐的是一个被彻底击败的敌人，生死在他一念之间。如果陈赓要摆架子，那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但他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因为他记得很清楚——在一九三三年那个春天，当他自己被关在南昌、生死未卜的时候，是宋希濂冒着丢官乃至丢命的风险，拉上一帮黄埔同学给蒋介石写信求情。

这种记忆不会随着阵营的转变而蒸发。

宋希濂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过一句话，我每次读到都会停顿一下。他说：“陈赓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解放后的这几次会面。他没有一点以胜利者自居的神气，令我心折和怀念。”

“心折”这个词不常见，但用在这里分量正好。心是被折服的，不是被强力压服的。

临走时，陈赓对他说：放下包袱，好好改造学习。

宋希濂记住了。

这一年，陈赓四十七岁，宋希濂四十三岁。都在中年。人生的下半场还没有完全展开，但他们之间的剧本已经写到了最动人的一幕。

走出“功德林”

“功德林”这个名字听上去像一座寺庙。实际上它的确曾经是一座庙宇，位于北京城西北方向，后来被改造成了战犯管理所。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把分散关押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高级战犯集中到这里。杜聿明、王耀武、黄维、宋希濂，都在这座庙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举行首批特赦大会。

之所以叫“特赦”，而不是“释放”，是有讲究的。释放的前提是无罪，而特赦则意味着承认罪行、依法处置之后给予宽大。对这些人来说，特赦是一种政治待遇，也是一种新的身份的开始。

名单上一共有三十三名首批特赦战犯，其中十个人是在功德林关押的：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宋希濂的名字在其中。他在功德林待了整整十年。这十年里他做过什么、想过什么、悔恨过什么，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但客观地说，他的态度是积极的。更重要的是，他在抗日战争中确实打过不少硬仗，这件事在对他进行改造评估时起到了正面作用。加上他在黄埔一期时就认识许多共产党员——别忘了，他的人党介绍人就是陈赓——所以第一批特赦名单里，他有份。

走出功德林的时候，宋希濂的心情是怎样的？他后来在文章中写过这段感受，大意是说，走出那道门，就像重新变成了一个人。他出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之一，是给陈赓打了一个电话。

陈赓很高兴。

不久之后，陈赓请他吃饭。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终于可以不用隔着牢房的铁窗说话了。饭桌上的气氛很放松，话题兜兜转转又绕回了黄埔那个起点。聊到当年那些趣事，两个人会心一笑；聊到那些战死沙场的老同学，两个人一起沉默。

宋希濂说，这顿饭，他记了一辈子。

我不知道他们这顿饭吃的是什么菜。但我觉得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还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平心静气地聊天。这份关系的分量，比任何一道菜都要重。

此去经年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上海。

陈赓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年仅五十八岁。这个年纪，对一位身经百战的军人来说，实在太早了。他的心脏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早已过度损耗。

噩耗传到北京，宋希濂正在他的住处。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陈赓逝世是国家的一个巨大损失，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丧失了一生中难得的挚友。”

我们来看看这两句的层次。他不是说“我的朋友死了”，他是先说这是国家的损失，然后再说这是我个人的损失。这两句话的顺序不能颠倒——它反映的是宋希濂已经建立起了一种超越私人情感的认知框架，他承认陈赓在公共层面的巨大价值，然后才允许自己在这套框架里面表达个人的痛楚。

追悼会那天，宋希濂去了。他站在人群中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陈赓的夫人傅涯也在场。宋希濂走过去，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能够表达他此刻的心情。傅涯知道这个人是谁。她早已从陈赓口中听过很多遍宋希濂这个名字。

彼岸的距离

宋希濂的晚年是在美国度过的。从战犯到特赦、再到定居海外，他的人生曲线画了一个巨大的弧。但他最后几十年并没有沉默。他和许多健在的黄埔老同学一道，成了两岸和平统一的积极推动者。他写过文章，做演讲，接受过采访，每一次都在讲同一个主题——希望两岸的黄埔校友能够团结起来，为国家统一尽一份力。

仔细想想，这个立场其实一点儿都不矛盾。他和陈赓当年在长沙、在广州抱持的那个共同愿望——救国救民——在根本指向上一以贯之。只不过时代变了，救国救民的方式也跟着改变了。

一九八五年初，傅涯因公赴美。宋希濂听说这个消息，专门安排了接待。两个人终于在美国见了面。谈了些什么呢？主要是关于陈赓的事，陈赓当年的趣闻，陈赓救蒋介石那件事的各种细节，一九五〇年陈赓到白公馆看他的情景。

宋希濂讲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和，像是在讲一个久远的故事。但傅涯注意到，他的眼眶是红的。

送别的时刻到了。傅涯走到门口了，宋希濂突然赶上来，把一沓钱塞到她手里。他说，我年纪大了，走不动了，不方便回国。你回去以后，能不能替我到陈赓的墓前拜一拜？

他不方便回国。这句话背后有多少无奈，他没有展开说。但这一沓钱的分量，傅涯一定掂量得出来。那不是钱的问题，那是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托付给另一个人，代替他去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情。

傅涯收下了钱，没有说什么。

友谊的逻辑

文章写到这里，我开始想一个问题：人和人之间的友谊，到底靠什么维系？

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人类的协作关系主要建立在互惠和亲缘选择之上。但陈赓和宋希濂，不存在血缘关系，成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也不存在互惠——他们先后互为“敌人”、先后为对方冒风险，而这种相互付出并不是基于理性的“你现在帮我以后我再帮你”的利益交换。

我们能找到的、这两个人关系的一个持续性的内核，可能是一组关键词：共同的出身、共同的起点、共享的早期经验。

他们都是湘乡人，都从那个小小的县城走出来，坐上同一趟南下的列车，走进同一所学校的大门。在二十岁前后的那段年龄里，“认识世界”和“确立自我”是最根本的任务。陈赓和宋希濂在这个关键期里扮演了彼此生命中一个重要参照物的角色，互相给予了对方确认、信任和情感支持。这种早期经验打下了很深的地基，以至于后来上面盖了政治分歧这个沉重的大屋顶之后，地基并没有损坏。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们之间的友谊不是建立在“观点一致”这个浅层的交友标准上的，而是建立在一种更深层的人格认知上的——我认识你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那年在长沙的火车上是什么样，你后来带兵打仗是什么样，你在关键时刻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知道。这种深度的认知，不是政治标签可以覆盖的。

另一种理解角度是：一九三三年的求情和一九五〇年的探望，两次行为构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呼应。前一次是学生救老师，后一次是胜者救败者，动作不一样，但底层的逻辑是共通的——在对方命悬一线的时候，另一个人没有袖手旁观。这种沉默的行动，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证明关系的真实质地。

最后的回答

宋希濂活到了一九九三年，享年八十六岁。他比陈赓多活了整整三十二年。这三十二年里，世界继续旋转，时代的主题一换再换，黄埔一期的老同学一个个离开人世。宋希濂的抽屉里、心里，大概藏了很多故事，有些能说，有些可能到死都没再说出来。

但每次有人问他“您这一辈子最敬重的人是谁”，他的回答始终如一——陈赓。

这短短三个字的回答里，装了多少东西？装了长沙育才中学初相识的那个下午，装了黄埔军校操场上的汗水和口号，装了南昌软禁时的一封联名求情信，装了白公馆里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一次漫长探望，装了知道陈赓去世那一刻脑中一片空白的痛感，装了他在海外的客厅里对傅涯说的那个“不方便回国”的请求。

这个回答的分量，超越了政治、阵营、生死以及时间——那些东西坚硬的棱角，最终没能磨碎这两个人之间的纽带。

我想起一个比喻。友谊有时候像两棵长在不同山坡上的树。风吹过来的时候，它们各自摇晃各自的；春天来了，各自换各自的叶子。但从根须往下看，在一片看不见的土层深处，它们的根系是交缠在一起的——这才是真正决定一棵树能不能站得住的东西。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九三年，跨越七十年的光景，这两棵树早已不在同一个山坡上了，甚至有一棵在半路上就倒下了，但另一棵树的根须，从来没有从那股深层的联结中松开过。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常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但兄弟之间阋墙之后还能不能把手言欢，这是另一道更难的题目。大多数人的答案是不行。大多数人都走不到最后那一幕。但陈赓和宋希濂给出了一个稀少的例外，一个在历史的大合唱中几乎听不到的和声。

很多人都知道那副黄埔军校门口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但其实黄埔精神还有另一句话，知道的人少一些。那句话写在校歌里：“亲爱精诚”。

这四个字，蒋介石题写过，周恩来诠释过。不同的人赋予它不同的政治内涵。但如果抛开政治，仅仅从人际关系的层面去理解，“亲爱精诚”不就是一段友谊最好的注解吗？亲近，关爱，精纯，真诚。

陈赓和宋希濂做到了。

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离世多年。但他们的故事还在被讲述——每一代人重新讲起这两位湖南人的一生的时候，也许都能从里面品出一种超过特定历史叙述的东西：在激荡汹涌的大变局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心意相通，是可以做到多深、多韧、多不可磨灭的。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个故事可能已经变成了遥远的历史。但如果我们稍微用一点想象力，就可以看见两列平行的铁轨从湖南的田野间伸出去，伸进被烟雾笼罩的南方，伸进一九二四年的那节四等车厢，伸进那座叫黄埔的小岛，最终伸向一片我们也许尚未抵达的未来——在那个未来里，曾经对立的兄弟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前吃饭，不必再站起来擦掉眼泪。

一九六一年陈赓去世时，宋希濂不到五十四岁。从那一年开始，他带着对这位老朋友的全部记忆，又走过了三十二个春秋。在这三十二年里的每一个日夜，无论他人在北京还是纽约，无论窗外是春风还是秋雨，那个答案都像昨天刚写下来的一样清晰。

——陈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