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美国的“战略家时代”已远去

编者按· 2026.04.30

2026年APEC中国年之际，中美两国在应对时代变局时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当中国以更高水平的开放积极牵头重塑国际机制时，美国却深陷单边霸权倾向。这种鲜明反差不仅是两国发展阶段的映射，更折射出美国在历经数十年霸权后，其外交、治理与战略体系正面临深层的历史性衰退。

文章围绕外交、治理与战略三大维度，深度剖析了美国“战略家时代”的终结。作者指出，美国正陷入外交失序、治理退场与战略情绪化，其政界与学界的双重短视亲手促成了美国当今的失能。面对当前形势，中国应坚定大国的开放和自信姿态，在百年变局中牢牢把握重塑新时代全球秩序的历史主动权。

*本文内容根据李成教授在2026年4月17日“APEC中国年·大湾区学术圆桌会：引航亚太开放合作”活动上的发言整理和扩充而成。

我想围绕外交、治理与战略三个议题，与大家分享一些个人对中美两国的观察。我所感受到的这些“对比”与“反差” 恰好也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发展轨迹。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5年离开上海赴美读研，此后在那里生活、学习、工作了38年。约三年前，我来到香港工作，并落户粤港澳大湾区。正是这段跨时空的行走，让我对中美各自的变化，对目前两国外交、治理与战略等关键理念的认知差异，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变局影响，都有了更直接和切身的体会。

外交：中美的“此消彼长”

首先是“外交”层面。2026年是中国外交的大年，也是APEC中国年。过去几年，中国外交奋发有为。体现在高层交往的密集与务实推进，尤其是各国首脑频繁访华，西班牙首相甚至在短时间内四次来访。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更主动、更清晰、更负责任地发声。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上的担当持续提升，无论是国际援助还是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更为突出的是积极牵头创建了一批新的国际组织，如半年前在香港建立的国际调解院，以及近期在京沪成立的世界数据组织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但美国外交则是另一番景象：频繁退群、取消承诺、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相继被关闭或大幅减员，单边主义抬头，以霸凌逻辑替代规则精神，以“丛林法则”冲击国际秩序，甚至对友邦的领土安全发出威胁，更不用说特朗普政府与许多北约盟国公开“口水战”。 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所领导的西方传统联盟体系就已经处于持续透支的状态了。过去一年多，美国外交手段的运用程度之低、投入之少更让世人惊讶。而今，北约越来越像一个“名存实亡”的机制。沿着这一趋势发展，它将在未来十年里进一步空心化，甚至有可能像不少北约国家领导人包括特朗普本人所言，走向彻底终结。一位美国的前资深外交官曾感慨：“（美国）外交似乎已被束之高阁。”

治理：美国治理理念已经“退场”

其次是“治理”。回想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到世纪之交，“治理”（Governance）曾是美国政治和外交精英最常挂在嘴边的热词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前总裁、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当年曾说：没有哪个词比“治理”更重要了。可现在再看，这个词几乎从美国的公共话语体系里消失了——除了一些NGO，如盖茨基金会，和一些学者还在沿用，政客层面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很少再谈及“治理”了。这不仅是一个词的丢弃，更是一种理念的退场。这与特朗普总统内政外交的决策方式及其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多边机制的轻蔑态度，本质上一脉相承。其背后都是同种反治理、反制度化建设、反长期主义的行为模式和逻辑。

与此同时在中国，“治理”在最近二三十年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概念、观念和理念。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还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倡议”，本质上都在回应一个问题：在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把合作变成机制，把共识变成规则，把风险变成可管理的议程。与此同时，全面从严治党也成为了治国理政的核心工程。

盖茨基金会（图源：美联社）

战略：美国战略的

高度“个人化”和“情绪化”

最后，我尤其想讲的是“战略”。几个月前，美国发布了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国内媒体与智库高度关注。在我看来，这份报告更像是几个团队勉强拼凑出来、充满内在矛盾的文本。特朗普本人都未必会看——因为不过是把他偶尔随口讲的几句话就奉为“战略”圭臬强塞进来。媒体报道最多的即所谓美国正在回到“门罗主义”，但这恰恰证明了一种误读：门罗主义谈的当然是西半球（Western Hemisphere），可伊朗并不在西半球。

对“门罗主义”或所谓“唐罗主义”的讨论掩盖了真正的核心问题——美国到底有没有战略，以及所谓的“美式战略”究竟意味着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份报告背后的真实运行方式和它的肤浅。我在美国工作的最后几年，无论是在与布鲁金斯学会还是在隔壁卡耐基的学者们的交谈中，我听到的判断都几乎一致：美国没有战略，只有情绪。

制定有效的宏观战略从来不是易事。它通常需要考虑四个基本要素：1）准确了解你的竞争对手，既不夸大挑战或威胁而陷入耸人听闻的陷阱，也不低估竞争对手的实力而自鸣得意；2）明确你的目标，包括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以及对自我能力的客观评估；3）在国内达成共识并建立国际联盟，并使其得到广泛支持；4）在利益交汇时与竞争对手合作，始终保持外交机制畅通，以避免灾难性局面。一一对照下来，显然美国相当一段时间里都缺乏像样的对华战略框架。

广而言之，美国的战略缺失不是个别和短暂现象，是普遍与长期问题。美国的著名外交官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曾主管国家情报工作，也做过驻沙特大使。 他最近直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已丧失进行战略思考的能力。”

这种“战略失能”，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可以从许多“魔鬼细节”里看出来。一位资深参议员连伊朗人口有多少都搞不清楚，就极力主张对伊动武；国防部长连东盟有多少成员国都不知道，却频繁谈“印太”战略；特朗普本人及其顾问还说过“中国没有风能”这种常识性错误。可事实是，中国风电装机与产业规模都冠绝全球。战略不是口号，战略的前提是基本事实；连事实都不掌握，谈何战略？

美国学界与政界的

集体失能造成失序

从更深层次看，美国“战略失能”与学术界的短视与固步自封也不无关系。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外迁，与美国经济学界长期鼓吹的理论取向有关。主流经济学家对造成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贫富悬殊、社会撕裂等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今天想把制造业“请回家”，谈何容易？反观中国，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保住了制造业根基，这恰恰体现出一种更稳健的政策理性与长期发展的战略智慧。

如果说美国的经济学界至少还能在模型里解释现实，政治学界的问题可能更糟糕：当美国内部乱象丛生、特朗普现象成为时代症候时，许多学者仍忙于对他国指手画脚，却回避追问“美国失序”的病根在哪儿。用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的话说，在美国无论政治学还是经济学，都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误差，而是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偏航。

当然美国不是一直如此。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曾出现过几位真正意义上的大战略家。在我看来，其中有三位对美国20世纪的强国地位贡献尤其巨大，分别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04-2005)，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2017)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2023)。 我有幸与这三位大战略家生前都有过往来，亲身见证、领悟了他们的睿智。

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时，曾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生活的乔治·凯南有过一些短暂接触。后来我到汉密尔顿学院任教时，他还给我推荐过他的学生申请教职。乔治·凯南为美国制定了“遏制战略”。他明确提出冷战的概念，尤其要避免军事上的热战。因为他判断苏联终将因自身问题而走向崩塌，因此美国最需要避免的是与苏联直接开战。凯南这种战略克制与长周期思维，影响了美国几代决策者。

乔治・弗罗斯特・凯南，美国著名外交家、历史学家，冷战时期 “遏制政策” 的提出者（图源：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布热津斯基曾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我2006年到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工作时，他的办公室就在附近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直到他2017年过世。我2009年在华人团体百人会担任副主席时，还非常荣幸给他颁发过中美友好贡献奖。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写下了《大棋局》。这部战略领域的杰作提醒美国：赢了冷战并不意味着危险消失；而最大的风险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在共同需求下走到一起——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与文化相同（它们并不相同），而是因为共同面对一个咄咄逼人的美国。由此，他认为对美国外交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避免这三者结成合力。可悲的是，后来拜登总统在“民主对专制”的极化叙事下，把俄罗斯、中国、伊朗推向同一侧；特朗普总统任内对伊朗大动干戈，更是让布热津斯基当年的警告以更尖锐的方式被验证。

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第18届年会的颁奖晚宴现场，年会主题为“承前启后”，右一右二分别为李成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图源：committee100官网）

最后一位是我的恩师基辛格。基辛格九十多岁时，开始学习人工智能，在他后期对我的教诲中谈得最多的也是AI时代战争形态如何演变、技术如何重塑威慑与稳定。当我现在看到俄乌冲突中无人机的广泛使用，以及美以伊战争精准打击能力的提升，我会想到他对人工智能时代战争的敏锐与前瞻。他不太用“G2”这个词，但他强调“两超并立”：在人类现代史上，很少出现两个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大国长期共处。所以，他从不认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相信中美应当共同发展；除非有一方犯下一连串重大错误——他当时更担心的是美国——否则这种格局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一个百岁老人早已看得如此犀利透彻，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担心的情景正逐步成为现实。拜登执政时，从未与他会面，这件事始终让他耿耿于怀。但拜登政府至少接受了基辛格的警世箴言：在AI时代，中美要确保由人来掌握核武器的最终控制权——这也是2024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之一。

李成与基辛格在纽约会面时拍摄的照片（图源：作者）

结论：迈向开放自信的中国

回到中国自身，我想要说的结论是：中国要更开放。美国真正成功的年代，就是它开放、包容、自信的年代。那些塑造过美国外交黄金时代的战略家，本身就是开放时代的产物：乔治·凯南有深厚的国际历练，甚至在欧洲坐过牢；布热津斯基生于波兰、长于加拿大；基辛格的生活经验，更是从他显著的德国口音里就听得出来。正是在那个开放的年代，美国凭借包容与海纳百川，汇集了来自全世界的智慧，也因此拥有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

但今天的美国，已很难称得上自信；反之，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自信。而越是在这样的历史对照中，我们越要把自信落实为更高水平的开放。中国需要提出面向全球的外交、治理和战略等方案，提供更多能够被国际社会使用、信赖、受益的公共产品。

推动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突破性更新，把理论从旧叙事中解放出来，回应新时代的现实命题，在大变局中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探索新型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这将是我们这个时代学者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本文作者

李成：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香港大学治理与政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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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整理 | 覃筱靖、张 驰

校对 | 李 征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王炳云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