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人炮轰小红书：维权还是营销？

一个百亿级公司的创始人，公开说月活3.5亿的平台"非常非常烂"。更反常的是，他一边骂，一边继续在上面卖货。

4月26日，追觅科技创始人俞浩连发数条微博，将矛头对准小红书。他指责平台算法"把坏的往前推"、评价体系不可信、momo匿名账号"鼓励作恶"。随后几天，相关话题多次冲上热搜，追觅官方账号粉丝突破10万，俞浩个人号粉丝也超过9万。

小红书至今沉默。但这场交锋留下的问题需要拆解：俞浩的指控哪些站得住脚？他为什么选在硅谷发布会前夕开火？这到底是维权无门的无奈，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营销？

算法真的"专门推坏的"吗？

俞浩的核心指控指向推荐机制。他在4月28日的微博中写道："我几次打开小红书，发现第一条都是置顶的差评……你说这是算法推荐的，怎么别的平台的推荐都是有好有坏，就你的算法，专门把坏的往前推？"

根据小红书官方账号@电商课代表 的说明，平台流量分推荐和搜索两类。推荐流量依赖CES评分体系，该体系会参考笔记的关注、点赞、收藏、评论、分享五项数据，其中评论和分享属于"高门槛互动指标"，权重更高。

这个机制存在一个客观漏洞：争议性、情绪化内容更容易引发评论和分享。如果算法识别某条内容有高互动潜力，就会推入更大流量池。负面内容确实可能因此获得额外曝光。

但"专门推坏的"这一说法，证据并不充分。

某品牌小红书头部广告代理告诉「定焦One」，平台算法会批量拣选热词生成热搜，不存在针对特定品牌的机制。"真正决定品牌处境的，是它构建和运营内容的能力。"「定焦One」实测发现，并非所有品牌的搜索结果都以差评开头，客观内容排在前面的仍是多数。

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圣律师提供了一个法律视角：如果算法设计逻辑本身倾向推荐高互动内容，而平台明知负面争议内容更容易获得高互动、却维持这套机制不做矫正，在法律上可能被认定为"应知"。一旦收到品牌方有效通知后仍不处理，平台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俞浩描述的现象或许真实存在，但归因方式过于简化。算法的问题不是"专门推坏的"，而是"推能互动的"，而负面内容恰好符合这一特征。

小红书上的评价还能信吗？

俞浩的第二项指控更为绝对："任何在小红书上评论追觅产品的，基本都不要信。"

这句话戳中了内容社区的真实软肋，但表述本身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平台对水军的管控并非形同虚设。上述广告代理透露，大量重复的好评或差评很容易被系统识别，触发警告甚至封号，审核机制比外界想象的严格。但另一方面，虚假种草和恶意避雷确实屡禁不止。

「定焦One」此前报道记录过多个案例：商家因同行竞争或消费者恶意"白嫖"，在小红书被"恶意避雷"而损失惨重。平台治理效率在提升，但离理想状态仍有差距。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小红书的内容生态同时存在三类主体：真实用户、商业推广、恶意攻击。将它们混为一谈，既不公平，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momo是"鼓励作恶"的机制吗？

4月29日，俞浩将火力转向平台责任，连发三条微博喊话小红书CEO："momo是谁？为什么那么多momo？momo发表了不实的虚假信息，对我们造成了负面影响，我该找谁？"

这里存在一个基本误解。momo并非平台设计的匿名账号，而是微信授权登录时的系统默认昵称和头像——粉色小恐龙配"momo"这个名字。部分用户选择保留，逐渐形成社区文化。

客观上，momo确实给了部分用户"穿了马甲"的心理暗示，让吐槽更肆无忌惮。但"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并未被打破：momo用户同样需要为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平台也保留追溯发言者的技术能力。

将momo文化等同于"鼓励作恶"，属于偷换概念。真正的问题不是匿名机制，而是匿名心理下的责任稀释效应——这个现象在各平台都存在，并非小红书独有。

时间线：一场酝酿已久的冲突

俞浩的三项指控，每条都不算无中生有，但都被激烈语气不同程度夸大。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是现在？

追觅与小红书的矛盾早有伏笔。2024年6月，追觅法务部发布声明，称公司遭遇大量不实负面信息攻击，"断指计划""三倍薪资挖人""窃取商业机密后开除""对赌失败"等谣言在多平台累积超万篇，小红书在被点名平台中排第一。

同年8月，俞浩开通小红书账号，发动态、晒自拍、与网友互动，被解读为试图用创始人IP扳回舆论局面。

2025年1月，俞浩发文《在小红书上班是一种什么体验》测试平台容忍度："XHS上好像都是骂在大厂上班的体验的。我想试试底下评论全是骂小红书上班体验的，能不能发得出来。"

3月，"廉洁追觅"再发声明，称公司在多个平台遭遇有组织水军攻击，未指名道姓。

4月26日微博开火的时间点，追觅正在为"DREAME NEXT"硅谷发布会周做最后准备。这是硅谷首次迎来中国企业主办的"发布会周"，美国时间4月27日正式启幕。

正方：维权诉求真实存在

从追觅披露的信息看，有组织水军攻击是事实。万篇级别的谣言传播，对任何品牌都是实质性伤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平台责任认定模糊、维权成本高、周期长，企业往往陷入"投诉-等待-再投诉"的循环。

俞浩选择的公开对抗，某种程度上是制度性救济失效后的替代方案。当内部投诉渠道不畅，将矛盾公开化既能制造舆论压力，也能倒逼平台回应。

从结果看，策略部分奏效：话题热度飙升，追觅和小红书同时成为焦点，品牌曝光度大幅提升。

反方：营销痕迹难以忽视

但矛盾的另一面同样清晰。俞浩一边痛批小红书"非常烂"，一边继续活跃其中。追觅官方账号粉丝超10万，俞浩个人号粉丝超9万，品牌仍在小红书直播带货。

这种"边骂边用"的姿态，削弱了指控的纯粹性。如果平台真的"非常非常烂"、价值观"非常有毒"，继续投入资源运营的逻辑是什么？

时间线的巧合也引人联想：4月26日开火，4月27日硅谷发布会周启幕。将创始人争议与国际化里程碑绑定，传播效果远超常规公关稿。热搜上的"俞浩大战小红书"，本质上也是"DREAME NEXT"的免费广告。

更值得玩味的是指控方式。算法、评价体系、momo账号，三个问题都是小红书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痛点，并非追觅独有。将它们包装成"追觅vs小红书"的专属矛盾，既放大了企业的受害者形象，也回避了更复杂的行业共性问题。

判断：一场模糊的博弈

这件事很难用"维权"或"营销"二元切割。更准确的描述是：追觅确实遭遇了真实的舆论攻击，俞浩选择了最能同时实现维权目标和营销收益的表达策略。

这种策略的代价是可信度损耗。当公众发现指控中存在夸大成分（"专门推坏的""基本都不要信""鼓励作恶"），当"边骂边用"的行为暴露利益计算的底色，创始人的愤怒就难免被解读为表演。

对小红书而言，沉默是当下最理性的选择。回应任何一条指控，都可能陷入"解释即辩护"的被动；而平台真正的治理难题——算法与内容的张力、真实与商业的边界、匿名与责任的平衡——并不会因为一场创始人骂战而消失。

追觅的硅谷发布会周已经落幕，但留下的问题悬而未决：当企业遭遇平台舆论攻击，有效的救济渠道在哪里？当公开对抗成为最优策略，真相和表演的边界在哪里？当算法推荐成为基础设施，平台对内容负有何种责任？

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比"谁有理"更值得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