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为了留住 ASML ，荷兰政府紧急抛出一个 25 亿欧元（ 约 200 亿人民币 ）的贝多芬行动计划，但是仍然无法阻挡这家光刻机巨头将核心业务转向法德两国。
ASML 想离开荷兰的原因有三个，高端人才供给不足，所在城市超载，区域协同，这也暴露出荷兰这样的小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深层短板。
当前人才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欧洲高端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ASML 最具有代表性，公司每年需要招聘 5000 名具有芯片专业背景的人才，而荷兰仅能提供 3000 人，2000 人的缺口需要依赖外籍员工。
在 ASML 有 40% 的外籍员工属于公司的骨干，这些外籍员工正严重受到荷兰移民政策的影响。2023 年底，荷兰通过法案，逐步取消外籍高薪员工 30% 的免税优惠，签证审批也延长至三个月。再加上国内的反移民浪潮，更是让国际员工望而却步。
这并非荷兰独有，欧盟《2025 年教育与培训监测报告》指出，欧洲劳动力市场严重缺乏具有 STEM （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背景的人才，像工程、ICT 等高端职业的短缺率更为严重。老龄化加剧和反移民政策，进一步加剧欧洲高端产业的人才供给的压力。
城市承载能力的上限，也制约产业进一步扩张的空间。ASML 总部所在的小镇费尔德霍芬，人口仅有 4.5 万，但是却要支撑 ASML 近 2 万名员工的生活供给。
ASML 计划新增 2 万名员工，将会增加小镇在住房、基建和公共资源上面的压力。仅住房就面临 1.2 套的缺口。新入职的工程师需要等三个月才能够找到工作。电力供应不稳定、氮排放许可等限制，也在深度影响 ASML 的扩张。
像这种小镇养巨头的模式，源于欧洲工业化时期，这种中小城市产业集聚的传统，在高端产业持续规模化的扩张面前，变得格格不入。
与德国埃尔朗根 - 赫西施塔特县依靠完善的基建，支撑起三家全球企业总部不同，荷兰在城市配套升级上的动作非常迟缓。虽然荷兰政府通过“贝多芬计划”，承诺建设更多的公寓、修公路、扩建学校，但是截止到 2025 年底，真正落实到仅有三成，这种效率让 ASML 不得不另谋出路。
欧盟内部资源的倾斜，也会进一步加剧欧洲不同国家高端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为实现 2030 年芯片产能份额从 10% 提升至 20%，欧盟推出 430 亿欧元的《欧洲芯片法案》，其中大部分资金流向法德两国倾斜。法国在半导体材料领域获得重点扶持，德国在获得 50 亿欧元的补贴，吸引台积电和英特尔建厂。
这种不平衡，会让荷兰等小国逐渐沦落为产业配套的角色。ASML 为了获得更加充足的政策支持和产业链协同，自然会将目光投向法德两国。
当前欧盟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加剧了这种失衡，尤其是经历新冠疫情和能源危机后，很多国家的公共财政紧张，实际上能够兑现的补贴规模将会大打折扣。法德两国凭借雄厚的财力，可以通过税收减免、配套的工业用地、人才招聘等政策，成为 ASML 产业转移的最大赢家。
ASML 面临困境的根源，在于荷兰的效率和战略短视，以及荷兰反移民政策，进一步阻碍 ASML 获得所需的外部人才，行政率低下，影响到 ASML 进一步的扩张。
欧洲过度依赖单一产业优势，缺乏对人才培养、基建升级和政策协同等系统性规划。
与中美相比，欧洲没有中国这种灵活性的人才政策和基建配套的能力，也缺乏美国那种国家战略统筹的能力。
欧盟想借助《欧洲芯片法案》整合内部资源，但是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合作模式、补贴发放不均所引发的内部争议，将会进一步削弱产业的竞争力。
ASML 总部留在荷兰，核心业务外迁，可能会成为欧洲高端产业发展的新常态。如果欧洲不能打破人才流动的壁垒，优化城市配套设施，优化区域协同机制，在全球高端产业中的优势有可能会进一步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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