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还能推动增长：前期简略但思路正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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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天勇谈经济

　　中国渐进转轨经济学从开始研究，到完成书稿，消耗近9年的时间。回顾这一研究工作最初想法、由表及里和逐步深化的过程，也是很有趣的经历和故事。这里设一专栏，让读友看到本书后记的叙述，会提高和加深对中国渐进转轨经济学阅读的兴趣和理解。今天发出之二。

　　周天勇

　　21世纪第2个10年中，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较大，增长速度逐步放缓。是否还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在动能，是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界讨论的焦点问题。所有假定体制不变的现代经济学主流增长模型，估计出的中高速增长概率越来越小。另辟思路，能否找到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推演方法，发现这种潜能，并据此提出解决方案加以实施，从而扭转增长过度放缓的趋势？这里简述一下前期的研究和进展。

　　一、研究改革与增长关系的起因及估算困惑

　　2011年，笔者拟撰写《艰难的复兴：21世纪中国国际战略》一书。在研究许多文献后，注意到一些国家因人口收缩而发展停滞的例子。笔者构建了20年前中国人口增长率与20年后经济增长率的回归模型，用其推算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发现下行压力很大。于是撰写并发表了一篇关于人口变动滞后影响经济增长的论文，政策建议是放开人口生育，废除征收超生社会抚养费，取消户籍管制，促进人口流动。2015年，笔者组织四川大学团队，就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流动体制与经济增长放缓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其著述文稿（《中国：增长放缓之谜》，格致出版社2018年出版）得到领导批示：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要研究国民经济运行的规律，不仅要解释放缓的原因，后续还要研究如何稳定和加速国民经济增长。

　　起初我认为，稳定和加速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通过梳理经济研究理论、提出一些办法并在国民经济中实现，并非难事。当时的思路是查阅国内学者利用索洛模型、乔根森模型、哈罗德-多玛模型等一系列主流经济学模型计算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综合大部分学者的计算结果，或者自己再复算一下，得出一个仍能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结论，再提一些改革、发展和政策方面的建议即可。

　　当然，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水平，甚至有人称未来其对增长的贡献可达总增长的80%。如果真是这样，即使投入产出仅贡献1%的增长，创新形成的增长可达4%，在总增长5%的情况下，就可以在10年内实现GDP总量再翻一番。然而，一方面，许多年中创新生产率提高所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仅在1%上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大多呈下行趋势。根据国内外文献的检索与综述，加上自己用索洛模型等推算，综合来看，未来10年中，增长速度会从中高速下降到中速甚至低速，不可能再有中高速增长。这个结果当时让我很沮丧。

　　二、直观感觉：潜在中高速增长的动力还在

　　然而，我认为中国增长的动力依然存在。理由如下：首先，基于两个事实，若加以改变可以推断出增长的结果。一是农业就业比率明显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工商业和服务业；二是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在非金融企业社会总资产中占比较高。如果将农业劳动力和国有企业资产在一个阶段内通过市场化配置向工商业、服务业及民营企业流动转移，那么即使要素投入不增加，由于生产率提高，产量也会增加，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其次，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增长动能，除了技术进步，中国还有其他方面蕴藏的动力。亚洲生产率组织采用“从结果到原因”方法的研究显示，1978至201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中国国民经济贡献了3.7个百分点的增长率，高于同期技术进步较快的韩国。而格罗宁根大学采用“从原因到结果”方法的分析则显示仅贡献了0.82个百分点。我自己的感觉是，除了技术进步，这可能是体制改革所致。

　　再次，通过前后比较可以看出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1957至1977年，实行集中计划、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很高，就业劳动力增长率也不低，但GDP仅增长5%；而1978至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大幅下降，就业劳动力增长率也明显降低，GDP却增长了10.02%。毫无疑问，增长的源泉在于经济体制从传统僵化的计划配置、单纯公有、仅按劳动分配，向市场调节、多种所有和按要素分配转轨，通过放松、放开和放活，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生产力和动力。

　　三、社科基金项目的初步研究

　　2017年，我申请了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推动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突破性改革研究》。当时形成的思路和计算框架是：

　　（1）参照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自然增长率、城市化水平、农业就业比重以及国内市场竞争领域民营企业应有的资产占比等方面，中国由于实行了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户籍等阻碍流动的体制，上述指标未能达到未实行计划生育和户籍制度的国家的应有水平。同时，国有企业由于体制扭曲，也未能达到竞争领域民营企业的效率水平。

　　（2）土地出让金是国民经济GDP核算中收入法的余值——土地房屋的资产化溢值。推而广之，禁止交易的土地和房屋，若允许放开市场交易，一旦成交，就会发生从没有价格到有市场价格的财富溢值。在收入法方面，地方政府出让土地和城镇居民二手房交易获得收入；在支出法方面，房地产商支付土地使用权购买款，购房居民支付房款。虽然生产法上没有形成增加值，但收入法和支出法核算中都包含了生产总值以外的余值。这一点，我认同李静萍关于土地交易应进入GDP核算的观点。

　　（3）通过体制改革还原应有的状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根据未达到应有水平、或本应交易却不容许交易所造成的产出和资产溢值损失，如果通过改革达到应有水平，就会带来增加的产出、财富溢值及经济增长。

　　2017年下半年开展社科基金课题研究，2018年10月退休前完成了课题研究任务。2019年形成并报送了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与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内部方案和建议报告。此后发表了相关论文，并出版了《中国：理想经济增长》一书（格致出版社2020年出版）。

　　四、改革与增长研究前半阶段的总结和评价

　　总结这一阶段关于经济增长研究的进展：其一，与现代主流经济增长模型得出的中国经济会陷入低增长趋势的结论不同，本研究的计算表明未来增长仍有动力——因为推进体制改革、提高要素生产率以及释放土地房屋资产化溢值，将获得增长动能。其二，先务实地计算，找到实践所需要的潜能来源，制定实现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体制改革方案。其三，初步形成了“体制改革内在地推动经济增长”的逻辑思路：“应该有，但是没有”造成产出损失，通过改革还原到“应该有”的体制和状态，一定会释放巨大的增长潜能。但是，要建立起一个渐进转轨经济的计算理论体系，还需要进行深入的创新研究。通俗地讲，就是先把房子建起来用着，再进行经济学理的总结。

　　评价2017到2020年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过程和进展：

　　（1）按照上述朴素的原理收集和整理数据，使其能够进行供给侧国民经济计算。在Excel表上整理了“应该有但实际没有”的其他国家和其他企业的数据，也输入了中国和国有企业与应有水平偏离较大的实际数据，所列算式没有错误；同时列入了土地房屋应当放开但未放开、以及已部分放开的情况，对其交易率和交易量进行了估算。最后结合索洛模型，使其能够从供给侧对国民经济体制变动与经济产出和增长的内生因果关系进行仿真。

　　（2）虽然没有从学理上阐述清楚，但实际上已将体制变量化，使得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可以内生地计算。学理上的思路是开创性的。如前所述，这也是当年格致出版社选择这一初步研究成果、将其收录进《当代中国经济学文库》并予以出版的重要理由。

　　周天勇：《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的经济后果》，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9期。

　　周天勇：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的定量估计，2020，《财经问题研究》，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