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女导演没钱也敢拍片，狂怼乡村那点事，连电影节都服软

如今已在柏林德国电影电视学院任教授的曼蒂涅，在这些对谈中始终展现出充分准备、富有共情力的一面，也乐于分享自己的经验与分析。即便不是专业人士，也能从中获益。

如今，这个显然颇为耗费心力的项目即将画上句号。不过，在最后一届活动中，电影节团队在艺术总监马克萨·措勒带领下想出了一个极好的主意：把对谈的方向反过来，让曼蒂涅本人作为被致敬者，系统回顾她的职业道路与创作实践。

于是，在科隆奥迪翁影院里，曼蒂涅连续四小时与四位来自她不同创作阶段的昔日合作伙伴展开对谈。她谈到自己早年与埃里克·侯麦合作时的经历——那时她是法国仅有的三位女性摄影师之一；也谈到自己后来为何对纪录片产生浓厚兴趣，因为在她看来，纪录片能赋予摄影工作更大的自由，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

这种建立在团结基础上的经验交流与彼此认可，恰好与今年“焦点”单元的主题思路相呼应。该单元以“共同土地”为题，讨论“共同体”这一概念。“共同土地”对应德语中的“公地”，指的是一个社会中超越个人产权、由集体共同使用的资源。这是一种财产形式。从历史上看，尤其在欧洲，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许多这类资源逐渐被转化为私人财产。

本届女性电影节还通过视频连线邀请到研究者西尔维娅·费代里奇。二十年前，她曾在重要著作《卡利班与女巫》中探讨原始积累与女性受压迫、以及当时猎巫运动之间的关联。

与她一同参与对谈的，还有“焦点”单元策展人贝蒂·席尔，以及希腊导演阿西娜·拉谢尔·灿加里。后者的反乌托邦小说改编电影《收获》曾在去年的电影节竞赛单元展映。这部作品讲述苏格兰一个村庄在新兴资本主义冲击下逐渐瓦解，也正是它启发了今年这一主题的形成。

多部有力的纪录片同样把镜头对准殖民主义，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历史形成的基础条件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也聚焦于人们如何奋起反抗。

在《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自由》中，导演齐皮·基蒙杜和米娜·南吉记录了肯尼亚传奇独立斗士德丹·基马西与穆卡米·基马西家族的故事。片中，这对斗士的女儿一方面为父亲奔走，试图寻回这位于1957年遭英国人杀害者的遗骸；另一方面，她也组织起一场社会性的土地归还运动，争取让那些曾被剥夺土地的茅茅战士后代重新获得土地。

费代里奇与灿加里的对谈后来也谈到植物学这一话题，具体落点则是集体占地和城市社区花园。两人表示，在全球南方的一些地区，这些空间正在成为新社会运动的聚集点。

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些，那么女性电影节本身——这个不久前还一度被宣告“过时”的形式——或许也可以被看作一种集体项目，是全球互联的新型“公地”之一。席尔在开场介绍时最喜欢说的一句口号是：“办成一个电影节，需要整个村庄一起出力。”

即便每天都被各种令人不安的新闻包围，本届剧情长片竞赛单元选出的八部作品，依然以女性之间的团结与反抗作出回应。

例如《农奎》讲述了厄瓜多尔亚马孙低地一个原住民社群的故事。导演贝雷妮丝·贝尼特斯在片中呈现了这个社群如何与大地之灵并肩，对抗迫在眉睫的矿产开采。

雅克琳娜·扬森在没有官方资助的情况下拍摄完成的下莱茵地区乡土电影《六周祭》，本身就是一种抵抗行动。这部影片在多个电影节上表现亮眼。

而今年的获奖影片《上帝不会帮忙》也如片名所示，讲述了两个女性在一个狭窄、父权色彩浓厚的乡村共同体中彼此扶持的故事，导演是哈娜·尤希奇。

在埃尔福特艺术家、前东德反对派人物加布里埃勒·施特策的狂放短片《圣维特之舞／欢跃之舞》中，反抗则以身体的方式直接显现在城市空间里。她让朋友们在城市的广场和围墙之间自由、恣意地起舞，有时甚至赤裸身体。

在科隆，这一表达后来也以稍显克制、但依然有力的形式被重新演绎：在市中心路德维希博物馆与大教堂之间，一场面向公众的露天共舞表演再次把这种抵抗精神带入现实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