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远程手术收费暴涨500%，新规引过度医疗风险

在历经争议之后，4月7日湖南省医保局发布《关于新增和修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对手术机器人相关收费给出了一个看似折中的方案：

手术机器人辅助操作费，实行与主手术价格挂钩的收费方式，最高加收300%；远程手术辅助操作费，则按500%加收。

加收300%的费用是1月20日，国家医保局在《手术与治疗辅助操作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中明确的，当时的表述是手术机器人要实行“系数化收费”模式，具体系数定多少没确定。但湖南此前一直是执行加收常规手术费用的300%。

但是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么做其实可能埋下了风险的种子。远程手术可以享受200%的“技术溢价”，部分医院就会将本无需远程操作的手术转为远程操作，以获取更高收费，会成为诱发过度医疗，推高基层负担的昂贵陷阱。

机器人手术本来就是人机分离操作的，医生操纵机器做手术。远程机器人手术把这个过程人机间的距离拉得更远，依托5G或专线网络，让医生能够跨地域完成手术操作。

远程手术的好处很多，患者无需长途转诊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节省了大量经济成本，降低转运风险，宏观上也可推动诊疗下沉、实现大病不出县、不出市，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因此这项技术是国家鼓励的。

湖南在收费标准中给予远程机器人手术多200%的收费，可能就是出于这一考虑。

健识局了解到，目前远程机器人手术在所有机器人手术中的占比仅约千分之一，体量微乎其微。业内人士介绍：远程操作对传输链路要求严苛，以前两端医院需单独搭建 5G 专网或光纤专线，单院年费用超十万元。

即便在国内5G基础组网相当便捷的基础上，中国远程机器人手术量也是不多的。健识局了解到，微创机器人旗下图迈远程手术系统累计开展近 800 例；新近上市的精锋医疗，相关手术落地约 500 例。

而《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今年1月采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豫时曾提到，中国全年机器人手术约为25万例。这说明远程手术占比的确很少。

业内人士指出，“必须远程”的机会其实并不多，主要集中在时间窗口极短的急症、以及无法轻易实现转诊的病人上。

不过，如果给了远程手术200%的价差，“必要时采用的技术手段”，就变成“具备盈利吸引力的选择”。

而且，国内本来就没有统一行业规范与临床指南，明确远程机器人手术的适用距离、转诊条件等问题。比如，什么样的患者必须采用远程手术？跨区域操作的合理距离如何界定？对于这些关键问题，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可执行的标准。

这种规则真空，使得“是否必要”完全由医院和医生自行判断。业内担忧：两倍的收费差足以形成利益驱动，诱导非必要的远程诊疗。比如，主刀医生在同一城市但故意到另一院区操作；或让本可自行手术的基层医生放弃操作，改为远程呼叫专家。

一项原本用于提升公平性的技术，最终是否会反过来推高医疗负担——基层患者被收取更高费用。

《跨越千万里，机器人隔空操刀！》此类远程手术成功案例在近两年频繁见诸报道。

中国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人口结构，使得远程机器人手术看起来有很大的应用前景，不少企业也是据此力推远程手术产品。但实际上，国内首个远程手术机器人产品获批于2025年，迄今仅一年的时间。之前媒体报道的不少远程手术，只能算是试验性的非常态化操作。

顶级学府如华西医院，为了保证操作安全，要求远程双方团队必须在线下共同完成至少10台、总计超20小时的手术磨合，并制定了严密的断电、断网预案。

并不是每个医院都能按照高标准的“华西模式”来操作，尤其是远程手术的另一端面向大量基层医院。如果部分医院在利益的驱使下增加远程手术量，这种不必要的风险就可能成倍放大。

更棘手的是法律的真空。远程手术涉及主刀医生、现场助手、设备商、运营商多方主体。一旦出现延迟抖动导致的术中失误，责任认定链条极度复杂。目前，国内相关的医疗责任界定标准与专属保险产品依然缺位。医院和患者均需承担潜在的法律风险。

“为了远程而远程”并非杞人忧天。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实际上简易手术当地医生有能力自行开展，通过远程专家操作的都是极为复杂的手术，对术中风险管理的要求极高，操作稍有闪失便可能危及患者生命。在技术成熟度与法律边界尚不清晰的当下，更应对远程应用持谨慎克制的态度。

国家医保局制定手术机器人收费标注，目的是规范行业发展，推动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应用，提升技术渗透率。人为设置“远程与非远程”的价格区别，等于是走另一种形式的“价格双轨制”。

如果真的想有利于机器人手术规范发展，就应当

在同一技术体系内建立统一的支付标准，将“远程与非远程”的定价统一，这样才能消除“为差价而远程”的套利空间，让医院的决策回归临床需求本身：哪种方式对患者更安全、更必要，就用哪种方式。

否则，价格因素会扭曲技术路径，出现“为了远程而远程”的现象，这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警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