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教育为何仍需“面对他者”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新华日报）

□ 王蓝晨

当学校越来越多地接入生成式工具，最先被改变的往往不是课堂表面，而是学习活动内部的节奏。过去，一份作业从找材料、辨概念到形成观点，通常伴随着反复试探、迟疑与修订；如今，许多步骤可以被迅速压缩，学生很容易在极短时间里拿到一份看上去完整、流畅、近乎成熟的文本。问题不在于技术是否进入教育，而在于学习是否因此被误解成一种“快速调取结果”的过程。若学校只盯住答案是否成形、表达是否流畅，而不再关心判断是怎样生成的，那么教育最深的部分反而会在效率提升中被悄悄削薄。这便是智能时代教育必须重新追问“他者”价值的起点。

促进青年一代在与“他者”相遇中形成更可靠的判断

智能时代重提“他者”，并不是为了增加某种抽象口号，而是为了重新强调学习所依赖的真实关系结构。所谓“他者”，首先是那个不会顺着你走的人：他会追问你为何这样说，会指出论证中的断裂，会迫使你把含混之处重新说明。许多较为可靠的认识，并不是人在独处时自然拥有的，而是在被质疑、被纠偏、被迫补充理由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人之所以能够从主观好恶走向较稳妥的判断，恰恰因为他并不始终被封闭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回路里，而是不断遭遇来自他人、规则与公共标准的限制。

学校的价值，恰恰在此显现。它不是简单地把知识搬运给学生，而是把学生放入一种必须回应他人的场域之中：课堂提问不能敷衍，口头表达需要自圆其说，引用材料要说明来路，观点成立必须经得起继续追问。正是在这种并不轻松的互动里，学生才逐步学会区分“我能说出来”和“我真正懂了”之间的差别。没有这种关系性的磨炼，学习就容易退化成外部资源的熟练调用；有了它，知识才可能慢慢沉入人的内部，成为日后判断世界时可依凭的尺度。

从此意义上说，生成式人工智能真正遮蔽的，不只是思考时间，更是思考必须经过他人检验这一事实。系统能够帮助人检索、概括、润色，甚至可以替人搭起一套颇像样的论述框架，但它无法代替学生去承受被问住时的局促，也不能代替一个人完成面对异议时的重新组织与自我修正。教育之所以仍需坚持“面对他者”，正因为人的成熟从来不是单向吸收信息，而是在回应中形成分寸，在碰撞中学会约束，在反复修订中建立较为可信的自我。

涵育技术势能，提升育人效能

2025年发布的《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5）》提醒我们，人工智能产品已经广泛嵌入未成年人的学习与生活之中，相关使用形态更复杂，相应的规范与保护问题也随之凸显。在国际层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数字技术对学生学习的影响（2025）》中强调，数字技术并不会因为进入课堂就自动转化为学习增益，技术接入本身不足以保证更好地理解效果，教育成效仍然取决于学生是否真正参与思考、教师是否进行有效引导，以及课堂能否建立起必要的反馈和校验机制。这个结论其实很重要：它说明教育问题从来不只是“有没有工具”，而是“学生是否仍在真实地经历认识的形成过程”。这意味着，今天的学生并不是单纯在“使用一个工具”，而是在一种由平台机制、算法分发、自动生成和社交传播共同构成的环境中展开学习。与其说他们面对的是几项新功能，不如说他们正处在一种会提前组织信息、预设表达路径、影响注意力停留方式的技术场域中。教育若仍停留在“把任务交上来即可”的层面，就很可能把本该由学生自身经历的认识过程，让渡给外部系统代为完成。

学生得到结构清晰的答案，便容易误以为自己已经真正把握了问题；于是，最需要时间沉淀的地方：证据与结论之间的张力反而最容易被跳过。一个人可以写出看似严谨的文字，却未必说得清论点凭何成立；可以熟练调用某种公共表述，却未必拥有属于自己的判断能力。教育若不对这种“完成感”保持警醒，学生便可能在不断获得文本成品的同时，逐渐失去面对难题时本该形成的耐心、韧性与自我校验能力。

厚植育人合力，重建教育的回应结构

凡是只看最终成品的评价方式，都有可能在无意间奖励“结果先行”的学习习惯；课堂沦为展示成品的场所，不如让它重新成为展开判断的地方。比如，课堂上保留过程安排，现场追问与限时解释，可以迫使学生离开现成措辞，回到真实理解；保留修改记录与版本比较，则能让教师看到一份作业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思考轨迹。这样的安排或许不够“省事”，却更接近教育的本义。

教师在其中的角色，反而比以往更重要。因为越是在答案能够被快速生成的条件下，越需要有人分辨：学生究竟是在主动形成认识，还是只是借助外部系统完成了语言包装。教学应指出空洞、追索依据、要求重述。教师的价值，不是和机器比拼信息量，而是在学生最容易自我满足的地方，重新打开问题，把“说得像”与“想得通”严格区分开来。

制度层面同样不能缺位。学校应当更细致地界定生成式工具的辅助边界，把独立完成、合作借助、来源说明、口头复核、诚信审查等环节纳入日常规范之中。规则的意义不是简单设防，而是向学生传递一个明确讯息：表达从来带有责任，判断总要接受检验，学习也并非只向效率负责。只有当制度、教师与同伴共同构成一种持续的回应网络，学生才不会在技术包围之中滑向轻率的确定感。

归根结底，教育之所以不能离开“他者”，并不是因为学校排斥智能技术，而是因为人的成长从来不是在无摩擦状态中完成的。技术可以提高抵达文本的速度，却不能替代人格与判断力的形成。学校若还能守住人与人之间这层必要的回应关系，那么在智能时代，它就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说到底，教育不是把年轻人训练成更熟练的调用者，而是帮助他们在与教师、同伴、规范和公共世界的持续相遇中，长出能够自我约束、审慎判断并真实作答的精神能力。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