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下令释放杨虎城未成，因一人暗中捣鬼

1949年9月6日，重庆郊外歌乐山松林坡的戴公祠夜色如墨。

一位佝偻着腰、鬓发斑白的“老者”，在几名特务的搀扶下艰难地踏上300多级的石阶。

“老者”正是13年前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杨虎城。此时，距离他被囚禁已整整过去了12年，在他身后，是刚满19岁、小心翼翼手捧母亲谢葆贞骨灰盒的儿子杨拯中。

杨虎城被特务告知老蒋要在这里接见他，可等待他的却并非是想象中的自由，而是军统特务早已准备好的匕首。

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完美收官，老蒋赖以维持统治的嫡系精锐几乎消耗殆尽。

1月21日上午，老蒋在南京官邸召集国民党高层宣布自己“因故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就在他准备离场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突然追出门外大声喊道：

极不耐烦的老蒋甩下一句“你找德邻办吧”便匆匆离去。有意思的是，这话看似是将“球”踢给了即将上任的李宗仁，实则是把两位将领的命运推向了深渊。

次日一早，走马上任的李宗仁为了显示争取和平的决心，雷厉风行地端出了一揽子计划，其中有一条就是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

他不仅下了一纸命令，还亲自致电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在台湾任省主席的陈诚，让他们具体执行，他甚至准备好了专机，要接杨虎城来南京。

很快，李宗仁要释放张、杨的消息就传到重庆，并登上了重庆《中央日报》的头版。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龚国彦猝不及防，赶紧将当天的报纸藏了起来。

每天都有看报习惯的杨虎城很快便察觉到了异样。再三追问下，龚国彦将印着“代总统下令释放”内容的报纸递到了杨虎城面前。杨虎城先是沉默，随即放声大笑，这一天，他总算是盼到了。

杨虎城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份 “盼到头” 的希望还没来得及捂热，就被一双看不见的黑手狠狠地掐灭了。

李宗仁满心焦急，却迟迟等不来一个确切的答复。他干脆“隔级指挥”，直接把电话打到了重庆市长杨森的办公桌上，要他立即安排释放杨虎城的事宜。

不过，杨森这边也有自己一套堂而皇之的理由——“不是我不放，是毛人凤不在重庆，我实在不知道杨虎城被关在什么地方。”

杨森当然不会不知道杨虎城关在何处。作为重庆市长，他不仅清楚杨虎城就被关在歌乐山下的杨家山秘密囚室，还时常同他见面。之所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不过是在等老蒋的最终指示。

而他口中那个“人间蒸发”的毛人凤，此时其实早已率保密局的特务核心班子撤到了上海，只不过，他时刻盯着重庆这边的动静。

几方僵持下，重庆的《中央日报》按捺不住了，直接在头版登出一行极具讽刺意味的标题——“毛人凤在哪里”，将矛头直指保密局，要求他们正面回应在释放令已发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不放人。

眼看纸里包不住火，杨森一边给毛人凤去电通报，一边私下建议特务系统赶紧将杨虎城秘密转移到偏远之地，让李宗仁的命令彻底扑空。

面对杨森的建议，手握生杀大权的毛人凤不敢擅自作主，他决定去溪口向老蒋请示。

此时，名义上已经“下野”的老蒋，正架设着大功率电台，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继续遥控着权力脉络。听到毛人凤的汇报后，他先是强调不能放人，而后当面向毛人凤交代了处置办法：迅速将杨虎城秘密转移到贵阳，继续严加看管。

老蒋的算盘很清楚：李宗仁的“释放令”不过是他妄图守住半壁江山的假和平烟幕弹，对蒋而言，释放杨虎城就等于承认当年西安事变有正当性，是对自己权威的公开羞辱。他无法容忍在自己下野后，李宗仁拿这件事来收买人心。

很快，重庆的特务头子徐远举接到密电，带着一行人赶到歌乐山下。但这一次，他们碰到的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深知自己只要踏出一步就将万劫不复的杨虎城，无论如何不肯前往贵阳。

但徐远举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搬来了人称“笑面虎”的周养浩前去劝说。周养浩早年在息烽集中营时，为了笼络杨虎城曾表现得彬彬有礼，刻意与其他凶神恶煞的特务划清界限，因此杨虎城对他印象尚可，偶尔还会一起下棋聊天。

周养浩软硬兼施地“开导”了整整一天，强调没有老蒋的命令，什么“代总统”的话都等于零，硬抗下去毫无意义。无奈之下，杨虎城提出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撤换那个多年来一直折磨他的特务队长龚国彦；第二，要让他多年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带着孩子与他一同转移；第三，要周养浩亲自护送他去贵州。

毛人凤一一照准。于是，杨虎城被转移到了贵阳黔灵山下的麒麟洞。重新被打入暗无天日的深渊后，杨虎城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变化。

时间来到1949年8月，仓皇败退的老蒋从台湾飞抵重庆。在召见毛人凤时，他毫无征兆地提到了杨虎城的归宿。毛人凤试探性地请示是否要将杨虎城解往台湾，长期关押，话音刚落，老蒋石勃然大怒，狠狠地撂下了一句话：

心态彻底扭曲的老蒋，甚至对毛人凤总结出这样一段话：

带着这种极度残暴的报复心理，他严令毛人凤必须将杨虎城秘密押回重庆，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地秘密处决，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领命后，毛人凤召集了周养浩、杨进兴、熊祥等一众心腹特务开会，最终决定在深夜用匕首处决杨虎城等人，地点选在了歌乐山松林坡那座被黑暗笼罩的戴公祠。

1949年9月6日傍晚，周养浩以老蒋约谈西北问题为幌子，将杨虎城一行从贵阳骗上了驶往重庆的汽车。

当晚11时许，载有杨虎城父子的军用卡车停在了松林坡下。杨虎城在特务搀扶下缓缓爬上了300多级的石阶，他的儿子杨拯中则小心翼翼地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

走进戴公祠“会客室”那一刻，父子两人被分别引进左右两间正屋。杨拯中刚捧着骨灰盒踏进里屋门槛，预伏在门后的特务便用利刃猛刺他的腰部，年仅19岁的杨拯中惨叫了一声“爸”后，没来得及将骨灰盒放下就被乱刀刺倒在地。

听见儿子惨叫声的杨虎城猛地转身，想去看个究竟。但就在这一刹那，埋伏的特务杨进兴一把从背后用毛巾捂住他的嘴，熊祥等人的匕首已经刺入了他的腹部，鲜血瞬间喷涌而出，杨虎城痛呼一声后轰然倒在血泊中。

两个多小时后，第二辆车抵达。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带着幼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和杨虎城九岁的女儿杨拯贵被引进了警卫室。同样没有任何对话，没有任何预兆，门后的凶手一拥而上，匕首乱刺，尖叫声在屋内回荡。

八岁的小萝卜头被特务杨钦典卡住脖子，拼命挣扎，小腿乱蹬，杨进兴随即上前补上了致命一刀。

短短几个小时，杨虎城、杨拯中、杨拯贵，宋绮云夫妇以及小萝卜头，连同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共计八人全部惨遭杀害。

凶手们不仅残忍夺命，为了掩盖罪行，还在遗体面部淋上强腐蚀性的硝镪水，随后将尸体就地掩埋在戴公祠左侧的花坛下，并在上面打上三合土以掩人耳目。

重庆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找到杨虎城将军遗骸时，在场的人无不落泪。而当年那个充当刽子手的杨进兴，解放后化名“杨大发”伪装成贫农，混入农业互助组长达六年，直到1955年才被识破逮捕归案。

同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杨虎城与张学良的结局却天差地别。张学良被软禁了半个多世纪，恢复自由后在美国安然终老；而杨虎城却在国民党败退大陆的最后一刻被下令灭门。

其实，老蒋在西安事变前就对杨虎城存在由来已久的仇视。再加上西安事变中最早主张“硬干”、“兵谏”、“扣蒋”的都是杨虎城，老蒋至死都无法原谅这个让他蒙受奇耻大辱的人。

杨虎城至死都没能走出牢笼。但所幸的是，历史和人民替他走出了这个囚笼。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军管会找到了戴公祠那座小花坛，当英雄的遗骸从湿冷的泥土中抬出时，山河早已换了人间。

善恶到头终有报，那些手上沾满杨虎城鲜血的刽子手，终究没有逃过历史的审判，而爱国将领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