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简史｜失落的航路：一艘沉船与青铜时代的全球化（二）

考古学家们认为，“乌鲁布伦沉船”完美地体现了青铜时代晚期的地中海东部沿岸贸易情况。公元前14世纪末，是这一地区贸易最为活跃和丰富多彩的时期，近东和非洲的原材料和制成品通过各种途径运往爱琴海及希腊本土。

这一时期从事海上贸易的主要是迦南人，也就是腓尼基人，他们早自公元前3000年始就作为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大文明之间贸易通道的枢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至青铜时代晚期，腓尼基人在人文、地理、造船、航海、语言和贸易等诸方面，已积累了近两千年的知识和经验，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更加广泛的贸易网，将巴比伦、埃及、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等地区联系起来。由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准更高，各种物资和商品自然从地中海的东南部流向西北部，形成逆时针方向的贸易线路。

古代遗存的大量文献资料证明，这一时期的贸易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传统的贸易，也称“游荡式”（tramping）贸易，是自古沿袭下来的、最为普遍的方式。商人在船只上载上货物，沿近海岸航行，在适当的停靠点卸货交易。船只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交易的是日常所需的普通商品，各种青铜器、陶器器皿和布料、毯子等纺织品，价值不是很高。

第二个层面是各国国王、部落首领之间的贸易，大部分以交换礼物的形式进行。礼物交换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事先约定好的定向交易，船只在某个港口装载货物，驶向明确的目的地。船上所载的礼物往往是享有很高声望，或者是有巨大经济价值的物品。鉴于“乌鲁布伦沉船”上所载的铜锭、锡锭、香脂树脂、黑檀木、象牙等物品价值极高，考古学家们断定，这是一艘从事定向贸易的商船，属于第二个层面的贸易，而绝非那种从事投机性贸易的“游荡式”商船。

左图为沉船遗址发现的大型石锚，右图为考古学家正在海底作业，拟用气囊将石锚从海底起出水面。来源: Beyond Babylon, p.302

“乌鲁布伦沉船”遗址共发现22 个大型石锚，最重的约201公斤，最轻的约97公斤，平均重量为148公斤，它们是用来固定船只的。其中，有8个留在船舱里作为备用和临时压舱物，其余的整齐地存放在船头甲板上，有几个随时准备使用。此外，还有两个较小的石锚，每个重约24公斤，可能用于固定船帆。船上石锚的数量如此之多，表明它们经常会丢失或遗弃。

这些石锚均呈梯形，有一个孔眼。考古学家认为，这种形制的石锚，是青铜时代晚期腓尼基沿岸特有的。在爱琴海和西地中海地区发现的同时期石锚，通常要比“乌鲁布伦沉船”的锚小得多，且有两个或三个孔眼，而不是单孔。它们属于复合型石锚，往往是借助于木桩固定船只，与“乌鲁布伦沉船”的大型石锚截然不同，大型石锚通过自身的重量即可牢牢地固定住船只。考古学家之前曾在克里特岛附近发现过几个这种石锚，但没有仔细考察过它们的原产地。

“乌鲁布伦沉船”的两个小型石锚，所用材质是石灰岩，而大型石锚则是用海岸砂岩凿成。海岸砂岩也称“海滩岩”，是由海滩沙粒在潮间区域经千百万年沉积作用形成的，通常距离海岸仅几米，且与海岸线平行，这种景观并非随处可见。考古学家通过长期的岩石学研究证明，这些大型石锚原产地在现今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海法（Haifa）稍往北一点的地方。

“乌鲁布伦沉船”存留下来的一些物品，被确认为是船员和乘客的遗物，从而提供了有关他们身份的线索。考古学家从沉船遗址中发掘整理出了149件天平砝码，按形状分为三个类别：圆顶形、球锥形和动物型，估计至少有7组。砝码皆为金属制作，在海底历经3300余年之久，腐蚀严重，多已无法判断其最初时的精确重量。考古学家认为，这个时期通常每个商人会有两组砝码，分别配两个天平称，一个称金银，另一个称较重的日常用品。考古学家判断，船上共有三到四名商人，他们也是这艘船的船员。根据古代埃及墓葬中壁画所描绘的场景，驾驶这样一艘大船至少需要四名船员。保存下来的秤盘中，有一个样式独特别致，是一个动物的造型，做工极精细。考古学家判断，这个精美的秤盘，可能属于负责管理船只和货物的首席商人，他也可能是这艘船的船长。

“乌鲁布伦沉船”上船员日常使用的一些腓尼基式陶制器皿。来源: Beyond Babylon ,P.322.

船员的其他物品都很普通，有3个用于研磨面粉的石臼，各种鱼钩、鱼叉、渔网和铅制的沉锚，表明船员在航行期间自己捕鱼作为日常补给。有几个简单的陶碗，和夜晚照明用的陶制油灯，明显是船员用的。考古学家对制作这些陶器所用的黏土进行了细致地分析，确定其原产地与石锚的产地一致，同样出自于现今海法北面一带的地区。海法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已是一个贸易活跃的港口，在那里曾出土过很多与“乌鲁布伦沉船”上的物品非常近似的文物。

沉船上发掘出4把短剑，都是用整块金属锻造而成，制造技术精湛。其中有一把保存得近乎完好，是典型的腓尼基式短剑，剑身较窄，呈叶形。剑身两面底部各有3道横向的凹槽条纹，非常精细。短剑的剑柄镶嵌着非洲黑木，护手和剑柄底端镶嵌着象牙片。在青铜时代的近东地区，短剑是最常见的护身武器，但镶嵌黑木和象牙的短剑非常贵重，被认为是象征身份地位的奢侈品。考古学家猜测，这把剑很可能属于那位首席商人和船长。

沉船上发现的腓尼基短剑。来源: Beyond Babylon ,P.366.

普拉克的考古报告中，从未使用“腓尼基人”（Phoenicians）这个词，通篇用“迦南人”（Canaanite），也用“黎凡特”（Levant）。迦南人是《圣经》中的用语，古希腊人将迦南人称为腓尼基人。古罗马人将现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沿海一带称为黎凡特。考古学家通过石锚和船员携带的物品等各种线索推断，“乌鲁布伦沉船”应是一艘腓尼基人的商船，它的母港在现今的海法一带。在公元前1330年前后，也就是它沉没的那个时期，这里与现今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地区，笼统地被称为“迦南”，“迦南人”就是腓尼基人。

沉船中发现了两把迈锡尼青铜短剑，其中一把保存较完好，唯剑柄外的木质部分已不存。剑身中央有较深的剑槽，十字形护手，简洁实用，符合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迈锡尼短剑的特征。另一把更显得朴实无华，带有希腊北部和马其顿短剑的特征。考古学家判断，这两把短剑属于两位迈锡尼上层武士，它们代表迈锡尼精英阶层或王室远赴腓尼基地区，协商采购并护送运回价值高昂的货物和礼物。其中一位当是古代文献中经常提及的“使节”（envoy），另一位当是扈从和卫士。

在青铜时代晚期的爱琴海地区，短剑同样是地位的一种象征，代表其在军队中的位阶。在战斗中，极少会使用到剑。在战斗中最常用、最有效的武器是长矛。在沉船共发现了22个长矛的矛头，其中有10个具有迈锡尼时期或爱琴海地区矛头的特征，独特的叶形矛刃，实心矛身，空心护手，矛身和护手一体，短而结实，矛头可通过底部的孔洞用铜钉或铆钉固定在木质矛杆上。考古学家此前曾在希腊和马其顿发现过同时期类似的矛头，且出土了用于制造此类矛头的石制模具。这些矛头原本带有矛杆，历经数千年之久，矛杆已被海底生物侵蚀殆尽，荡然无存。有些矛头凹槽内尚存留木质矛杆碎片，分析表明，这种木材是云杉，是古代希腊南部分布很广的树种。

沉船上发现的迈锡尼短剑和长矛的矛头。来源: Beyond Babylon P.374.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明显属于迈锡尼文明的物品，包括几个日常使用的陶器制品，与腓尼基陶器明显不同。一枚扁平状的石印章，也是非常典型的迈锡尼风格，埃及和巴比伦印章通常是圆柱形，或雕成人物或动物造型。

船上发现的一个“书写板”（Writing Board）格外珍贵，它是用两块长方形木板组成，宽9.5厘米，长13.5厘米，厚0.9厘米。两块板中间有带卯榫的轴，木板用小木榫与轴连接，可开合。打开时平展，合起时，则用一根象牙珠串起的链子系住密封。

“乌鲁布伦沉船”上发现的书写板，是青铜时代地中海地区的一种书写工具。来源: Beyond Babylon, p.368.

这个书写板原本是合起来放在一陶罐中，深埋在泥沙里，起出后已裂成25块，考古学家将其拼凑在一起。写字板外部受侵蚀严重，内部还算完好，所雕凹槽和花纹图案清晰可辨。考古学家曾于1953年在叙利亚尼姆鲁德（Nimrud）的一口枯井中发现过一块类似的写字板，是公元前800年左右亚述帝国时期的物品，更细长些，宽5.7厘米，长12.4 厘米，厚度与这块大致相当。从年代上看，“乌鲁布伦沉船”发现的这块书写板无疑更为古老，是已知的唯一一个青铜时代写字板实物，价值难以言喻。

尼姆鲁德那块写字板内部凹槽中仍残留蜂蜡，上面有楔形文字痕迹。考古学家曾对蜂蜡的成分做过分析，表明其中1/4是掺入的雌黄，其作用是增稠和着色。这种书写板应主要用于传递信件，发信人用笔尖压入蜡面，留下文字。待收信人阅毕抄写后，再将蜡面修复平整，以便再次使用。

这种书写板的起源无从知晓，现存许多文字记载表明，在青铜时代晚期，它是近东和地中海地区常见的书写工具。荷马《伊利亚特》曾提到过一次，在第6章。书中说，“伯里洛芬从希腊被派到吕西亚时，带了一个折叠的书写板，上面刻着有害的记号。”考古学家曾整理翻译出一封公元前8世纪亚述王室的一封的信件，信中写到：“乌巴基迪尼之货物，由剌希素卢，第三位使者，乘船运至，在苏丹尼纳城，按书写板查验核实，予以接收。一切完好无损，无任何缺失。”

“乌鲁布伦沉船”上书写板虽然没有留下任何蜂蜡和雌黄的痕迹，但根据之前对这种书写板的了解，考古学家断定，这块书写板内部曾充填有蜂蜡，在蜡面上写有书信，列出船上货物清单，盖印上印章，加上封条，用象牙珠链密封起来，妥善地保存在陶罐中，准备在到达目的地后，交给收货一方验收。但由于船只失事，在海底经年腐蚀，蜡面和文字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至此，考古学家基本上厘清了这只沉船的航线，它从腓尼基地区满载上价值高得惊人的货物和礼物，驶向希腊本土的迈锡尼王国。船上有4、5位腓尼基商人和船员，另有两位迈锡尼人，他们已成功执行完近东外交任务，正在押送货物返程复命的途中。船行至乌鲁布伦海岬不幸沉没，船上人员的命运再也无从知晓。

上海《東方雜誌》第十九卷第十号（1922年5月25日）刊载的文章《荷马史诗伊丽雅底研究》，作者是汪馥泉（1900-1959年），浙江余杭人，曾就读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汪馥泉将“Ilias”、“Iliad”（伊利亚特）译为 “伊丽雅底”，“Odyssea”（奥德赛）译为“莪舍谛”，“Troy”（特洛伊）译为“托罗伊”。这些中文译名现已不存，但“荷马”和“荷马史诗”两个中文词已不可磨灭，至今仍是我们追究西方世界之来历的一个起点。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无可撼动，无可取代。

根据考古学家的结论，这次海难发生于公元前1330年前后，从船上所载货物看，当时的迈锡尼正处在兴盛时期，与腓尼基人有密切的贸易和外交关系，有书信交往。虽然那块书写板多半是腓尼基人的，但毫无疑问，迈锡尼人精英阶层懂得并使用书面文字。当时还没有希腊文字，地中海地区通用的是腓尼基人的文字。

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都写过阿伽门农和特洛伊战争的剧作，据说阿伽门农出自阿特柔斯（Atreus）家族，他们在权力鼎盛时期统治着迈锡尼和斯巴达。阿伽门农的儿子名叫伯罗斯（Pelos），是斯巴达国王，所以希腊人称斯巴达人为“伯罗奔尼撒人”（Peloponnesian），称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为“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

腓尼基人（Phoenician）、希伯莱人（Hebrew）和希腊人字母表。腓尼基人用笔在埃及莎草纸上书写，被欧洲学者称为“线性文字”。腓尼基人文字已不传，希伯来字母至今仍在使用。希腊人早期的字母明显沿袭了腓尼基人的字母，是腓尼基人字母的变体。希腊人不仅学习了腓尼基人字母和书写方法，也学习了腓尼基人的商业、航海、采矿、冶金、制造业和艺术。来源: John Kenrick (1788-1877), Phoenicia, Fellowes, London, 1855, p.460.

荷马史诗叙述了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率领希腊人联军攻破了特洛伊城，根据现代历史学家考证，这次著名的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比“乌鲁布伦沉船”晚130年左右。又过了400多年，到赫西俄德和荷马那一代，希腊人才从腓尼基人那里借用了字母，改写形成后来的希腊字母，有了第一批希腊文学。

来源：特约撰稿 宿景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