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简史｜失落的航路：一艘沉船与青铜时代的全球化（一）

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半岛深深地探入地中海，将地中海与黑海分隔开，地理形胜独具一格，有猛虎在山之势，北镇地中海和黑海通道，东扼东地中海北上南下海路要冲。

安纳托利亚半岛西南部海岸有多处海岬，近海区礁石密布，古代沉船众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很早就认定，这一海域是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贸易繁忙之路。1960年，考古学家在一艘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沉船中发现了金块。自此之后，每年都有考古学家在这一带进行沉船调查。

乌鲁布伦（Uluburun）是一个海岬的名字，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东南岸海滨小镇卡什（Kas）东南约9公里处。1982年夏，一名潜水员发现了一艘沉船。考古学家赶到这里后，很快便意识到这艘沉船里埋藏着真正的财富，将会有重大发现。在航海考古学中，通常有这样的惯例：如果一艘沉船无法确定其确切名称，该船及所发现的文物通常以其发现地命名。这艘船最初被命名为“卡什沉船”（the Kas Wreck），发掘出来的每件物品都以“KW”开头编号。后来这艘船被改称为“乌鲁布伦沉船”(the Uluburun Shipwreck），但文物开头编号“KW”未变。

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650年—公元前1200年）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半岛及东地中海沿岸历史地图，特洛伊（Troy）、乌加里特（Ugarit）等城市尚在。来源: the history files（历史档案）网站

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中东地区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物被劫掠至美欧，许多历史遗迹遭受破坏性挖掘。到1980年代时，各国对于国际性考古发掘已有严格的制度限制。经土耳其政府文物古迹管理局审核批准，沉船考古发掘工作从1982年秋开始进行。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航海考古研究所负责主持，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地理学会及爱琴海史前研究学会等机构提供了资助。土耳其贝德鲁姆水下考古博物馆负责收藏和保护相关文物，并为文物的后续处理和研究工作提供支持。

美国海洋考古学家塞马尔·普拉克（Cemal Pulak）自1982年就参与了这个项目，是当时考古队成员之一。他撰写的论文《乌鲁布伦沉船与后青铜时代贸易》（The Uluburun Shipwreck And Late Bronze Age Trade），收录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08年出版的《巴比伦之外》一书中。这是一篇杰出的考古报告，详细介绍了对一艘古代沉船考古发掘实物所进行的长期研究的重要成果，有力地阐释了后青铜时代贸易这个主题。报告阐释了当前考古和历史研究中运用的一些新方法、得出的新结论，不仅对了解古代近东历史有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古代中国与近东历史上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普拉克教授报告中提供的东地中海逆时针海上贸易线路图，“乌鲁布伦沉船”遗址在安纳托利亚半岛南部近海处。来源: Beyond Babylon, p.287

根据普拉克的报告，“乌鲁布伦沉船”的位置距海岸约350米，被发现时仍保持着原初状态，船体和文物都静静地躺在海床上。沉船在深度为42-61米的海底，海床是一处平均约30度的斜坡，甚陡峭，岩石嶙峋。船体向右舷倾斜，船尾在斜坡的较高处，船头在更深处。由于木质船体早已坍塌腐蚀，船上所载的文物大部分直接落在海床上，有些则从斜坡上滚落，散布在斜坡低洼处和岩石下。

普拉克论文中的示意图。“乌鲁布伦沉船”卧在海底的一处斜坡上。来源: Beyond Babylon, p.292.

“乌鲁布伦沉船”考古发掘工作持续了11个考古季。在这个深度，考古学家每天只能潜水两次，每次潜水时间限制在20分钟。海底考察和发掘工作期间，进行的潜水作业超过22,400次，沉船现场水下影像记录总计6613小时，每块文物碎片都在海床上编号，并绘制在现场平面图上。共发掘出15,000多件有编号的文物，合计总重量近17吨。“乌鲁布伦沉船”是青铜时代航海考古的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文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前所未见，文物的分析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

“乌鲁布伦沉船”货物装载位置示意图。来源: Beyond Babylon, p.293.

根据碳测年技术和“乌鲁布伦沉船”上携带的某些物品，尤其是陶器的特殊形制，考古学家断定这艘船的年代在公元前1330年至公元前1300年之间，是迄今为止航海考古发掘所发现的最早的远洋船只。虽然船只整体已腐蚀殆尽，但根据残存的船体碎片仍可断定，船体和龙骨使用的是著名的黎巴嫩雪松，这种木材在青铜时代的文献中常被提及为建造船只所首选的木材，它的韧性出色，但分量较轻。用来连结固定船体的榫卯用材，是比雪松更坚硬的橡木。这艘船只长约15米，宽约5米，估计可载重20吨。

沉船中发掘出了354块矩形板状铜锭，大小形状不一，每块平均重量约为24公斤。大部分铜锭四个角翘起，估计是为了便于运输，叠放在车船上，不易于滑落。它们像房瓦一样，一层压一层地排列在船上。部分多已严重腐蚀，中间层保存完好。考古学家认为，腐蚀的铜锭产生了一层有毒的铜渍，抑制了周边海洋生物的活动，对中间层的铜锭和其他一些沉船遗物起到了保护作用。考古学家起出的铜锭合计总重量近10吨，是有史以来所发现的数量最大的古代青铜遗存。

船上还装载了许多不同形状的锡锭，其中一些被明显分割过，说明曾被交易过。与相对完好的铜锭不同，锡在海底沉睡3000余年，晶体结构已发生了复杂变化，转变成一种类似牙膏状黏稠的非金属锡。尽管考古学家小心翼翼，但在发掘这些非金属锡过程中，有一些不可避免地分解，消失在海水中。最终发掘出来的锡总重量约近1吨，考古学家相信，船上最初携带的数量肯定更多。铜和锡混合铸造青铜合金的最佳比例是10:1，如果将船上所有的金属铸锭合金化，可以生产出11吨青铜，在当时可装备5000士兵，是一笔难以想象的财富。

沉船上还载有175件玻璃锭，总计约350公斤，是货物的一部分。每件都大致呈锥形，有些保存完好，有些部分损坏。大多数玻璃锭呈钴蓝色或绿松石色，有两块为紫色，一块为琥珀色锭。对染料的化学分析表明，它们来自埃及或腓尼基。玻璃是古代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发明，在青铜时代晚期，其他地区也制作玻璃制品，使用相同的原料、颜料和烧制工艺。这些玻璃锭也极为珍贵，因为玻璃极易碎，在以往考古发掘中，很少发现这个时期完整的玻璃锭。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玻璃锭原料，用于加工成更为昂贵的青金石、绿松石、紫水晶和琥珀的廉价仿制品。

船上货物还有18根完整的“非洲乌木”，即黑檀木，特征为色深，密度和硬度极高，耐磨损，是古埃及人最崇尚的家具木料，埃及古墓中发现的床架、椅子、凳子、盒子等，多是用黑檀木制作的。欧洲人自古就熟知这种木材，用以制作高级家具、乐器、刀剑手柄，近现代欧洲人制作钢琴黑键，最常用的材料就是黑檀木。黑檀木的古埃及语为“hbny”，意为黑色，英文转写为“ebony”。现在人们早已知道，埃及并不产黑檀木，它主要来自非洲热带地区，经索马里、努比亚（Nubia，今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等地，通过贸易的方式转运进埃及，再出口至周边地区。

公元前15世纪埃及底比斯一墓葬中的壁画，描绘的是努比亚人肩扛黑檀木、象牙，手牵豹子、猴子而来进贡的场景。古希腊人称埃塞俄比亚人为努比亚人。来源: Beyond Babylon, p.294.

船上还发现一大段象牙和14颗河马牙。青铜器时代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包括爱琴海诸岛屿和希腊本土，崇尚象牙制品，如梳子、小雕像和首饰。“乌鲁布伦沉船”上的这一发现证明，河马的牙齿也曾被广泛使用制作“象牙制品”。实际上，一旦加工为成品之后，象牙和河马牙是很难区分的。

鉴于船上的黑檀木、象牙和河马牙都来自于埃及，考古学家们据此判断，这艘船的目的地应不是埃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黑檀木料、象牙和河马牙都是作为原料出口的，说明它们的目的地已有加工这些贵重物料、制造奢侈品的能力。

这艘船上还载有三个鸵鸟蛋壳，其中的一个被发现时尚完好无损，另外两个仅残留一些蛋壳碎片，其中一个蛋壳有底座，说明可能已经被制成了花瓶。这些通常是精英阶层的奢侈品，作为贵重礼品相互赠送。鸵鸟蛋的确切来源无法确定，当时的非洲和近东都有鸵鸟。

沉船上载有150多个陶罐，这些陶罐多是塞浦路斯的制品。它们在运输过程中用作容器，很可能也是作为出口的陶器。这些陶罐大多装有某种黄色物质，经化学鉴定为香脂树脂，总重量为1吨左右，是船上第二大货物，仅次于铜锭和锡锭。这种香脂树脂很可能来自阿月浑子树，即俗称的开心果树，在中国也称黄连木。

这种树木在东地中海地区很常见，其果实可食用，树脂可制作薰香和香精油，还被用于添加到葡萄酒中以抑制细菌生长。鉴于“乌鲁布伦沉船”上的这批香脂树脂体量甚大，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储量，考古学家认为，很可能是用于制作香精油的原料。这一发现无可争议地证明，在青铜时代晚期存在着香脂树脂贸易。这批树脂第一次为现代分析方法对其进行鉴定提供了机会，对从中提取的花粉进行的谨慎分析表明，其来源地大致可确定为约旦河北部山谷、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和死海（Dead Sea）一带。

陶罐中的一些残留物证明，船上还载有孜然、红花、红花籽、杏仁、松子、无花果、葡萄、石榴、橄榄、小麦和大麦，数量无法确定，其中一些可能只是船上的储备物资。考古学家发现，船上所载的一些大型敞开式陶罐中尚残存许多果肉碎片，据此认为，这些大陶罐中原可能用于储存水果，作为货物销往目的地。

普拉克教授在海底考察沉船所载的“塞浦路斯陶器”。来源: Beyond Babylon, p.323

沉船上还发现了一些青铜容器、锡制容器、彩陶珠子、玻璃珠子及各种陶器制作的器皿。青铜器具皆已被海水腐蚀殆尽，有些较坚固的部件，如边缘铆接部分和硬木质把手保存了下来，能显示出它们大致的形状和尺寸，但已无法复原。锡器比青铜器保存得好些，有一个面具、一个盘子和一个双柄杯子，每个都独具特色，价值不菲，似是作为赠送给地位较高的人的礼物。沉船遗址沉积物中含有多种染成蓝色、紫色和红色的单根纤维，证明船上曾装载染色的纺织品，但已无法确定是成匹的布料，还是作为礼物赠送的奢华服装，或者是商人自己的衣物。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其中确有一些珍贵的纺织品。

沉船遗址还发现了一个金酒杯、几个金银首饰、几块碎金和几块银锭，它们都是被集中保存的，显然不是货物。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金银器、珠宝和碎银，还有几个石刻的印章，最初可能是存放在一个袋子或箱子里，存放在船尾一个安全隔间，应是船上商人首领的个人物品。其中的一些金银可能被用于船只航行资金，其中有几个金银制品上都有用凿子凿掉的痕迹，说明之前曾在交易中使用过，凿掉的部分可能是被用作日常交易的货币。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细节，其中两块银锭内都含有铜芯，另外几块碎银条的含铜量也很高，而所有这些碎银都应是日常贸易用的货币。直到近现代，如何鉴定金银的纯度都一直是个重要问题。这些发现证明，早在青铜时代，商人们就经常将铜掺进金银里。

这些金银器多是迦南风格，也有埃及的，其中一小枚蜣螂形金首饰上面刻有纳芙蒂蒂（Nefertiti）的名字，她是埃及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的妻子。根据“铅同位素分析”（lead-isotope analysis），大部分的银都应源自安纳托利亚半岛南部的陶鲁思山脉，这与相关文献记载相符，该地区自古以盛产白银而闻名，银的贸易路线是从东向西。

来源：特约撰稿 宿景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