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贷江湖权力重构

文｜小卢鱼

编辑｜杨旭然

近日，由央行牵头八大部门联合下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在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

互联网在金融产品营销上的重要性越来越高，过去对这部分营销行为存在监管真空，也因此滋生了一系列乱象，包括虚假宣传（夸大收益、隐瞒风险），垄断竞争，非法集资，违规荐股等等。

随着新规的发布，可以说，所有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行为都被纳入了统一的监管框架，过去那套流量为王、野蛮生长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也行将落幕。

无论是银行、保险还是证券、基金行业，都将受到新规的影响，但其中最受影响的，恐怕还是围绕互联网消费和支付平台构建起来的那个网贷利益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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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支付平台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

翻译一下就是，花呗、白条、月付这些网贷产品，从此不能混在支付工具里了。过去藏在收银台里、被默认勾选、以“首单立减5元”为诱饵的那些信贷产品，现在只能在“服务”栏目里展示。

过去，互联网金融的套路无处不在。消费者只是点了份外卖、打了个车，在支付页面里被默认勾选的却是各种各样的贷款产品，手快的人没注意就点了确认，以为用的是自己银行卡里的钱，其实却背上了贷款要付利息。

有时候，支付页面上还会推送“周X立减”之类的消息，消费者以为自己领了个消费红包，实际上却完成了贷款权限的开通流程。

央行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费信贷投诉中，“不知情被开通”的占比达37%，超12万用户反映“没点同意就背上分期”。

这其实就是互联网平台利用支付页面的信贷投放，分散用户注意力并进行诱导贷款，是违背了金融产品销售适当性原则的行为。

过去互联网平台不像持牌金融机构那样，有明确的金融监管部门（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多年来靠着游走在监管缺位的地带掘金也很少被真正监管。

要知道，支付是互联网金融最高频、转化率最高的核心入口，是消费金融、信贷等业务的关键流量来源，而信贷业务才是真正的暴利。

以蚂蚁消金为例，靠花呗和借呗的业务，去年实现了215.6亿元的营业收入和31.11亿元的净利润，不仅牢牢占据着持牌消金公司的业绩榜首，更是超越了重庆银行、青岛银行、齐鲁银行等一众上市区域性行业的业绩表现。

商业模式决定了利润率。如蚂蚁以极低边际成本撮合银行资金放贷，收取1%左右的技术服务费，98%的坏账风险由合作银行承担，杠杆率超13倍。

这样低风险、高收益的模式，基本上所有依托于支付平台的借贷产品都在运作，成了一种“行业行为”，只不过是客户体量大小、资金成本高低的区别而已。

但是现在，这条变现链条上最关键的一环——支付场景导流——被精准掐断了。

支付机构由此前金融产品的核心营销渠道，回归至基础支付服务提供主体，其作为贷款产品营销、导流渠道的功能将被极大地限制。对从未开通过花呗、白条、月付等权限的互联网平台用户而言，以后因误点而被开通的可能性将大幅降低。

至于已经开通过相关权限的用户，似乎还能正常使用这些平台的贷款服务。只不过，过去平台是不断通过收银台弹窗、支付立减、免息分期等激励手段，才能把这些存量用户反复激活、借贷，变成“优质客户”的。

可是新规之后，这种促活方法大概率要成为过去式了。

02 助贷机构

比支付平台更受《办法》打击的，其实是那些助贷机构。尤其是在行业已经因为9号新规，而经历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之下。

《办法》中规定，非金融机构不得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接受委托的第三方平台，不得将委托业务转委托或变相转委托。

这意味着，过去那种一个用户从大流量平台被层层“转卖”，最终由一家不知名小贷公司接盘的玩法，在监管上被禁止了。

可能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自己只是在某个App上点了一下“免费查询额度”或“查看会员权益”，结果就收到了一条又一条的放款机构和催收短信。

通过这些“入口”，用户信息在数家助贷甚至非法网贷之间流转，层层嵌套的营销链条让消费者不胜其扰，而中间每一层抽走的分润，最终都由借款人来买单——这种获客模式就是过去助贷规模能飙升的核心。

而《办法》出台的目标，相当于要从流量入口斩断这种多层嵌套的获客模式，很容易导致助贷机构的获客成本进一步抬高。

过去用户在直播间或信息流广告里点击“立即借款”，会直接进入助贷平台的贷款超市或授信页面，完成身份认证和额度测算。

现在，这种轻资产纯导流模式将面临实质性合规重塑，助贷平台不再能介入关键流程节点，获客—转化—放款的效率和成本都要重新测算。

其实去年，一位从业近十年的助贷资深人士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就透露过，“过去5年，助贷机构的获客成本上涨了6倍，新客户的转化成本最高达近3000元。我们平台一年的获客费用就达十几亿元。”

持续高涨的获客成本已经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有效客户越来越难找，居民的贷款需求是在萎缩的；二是客群质量越来越差，金融机构，尤其是网贷机构不得不向风险更高的人群伸手要增量。

所以对于助贷机构来说，棘手的并不只是获客成本、资金成本的上升而已，而是整个商业模式在9号新规和《办法》的影响下，根基都被动摇了。

看看行业头部机构的财报数据，以嘉银金科为例，这家助贷公司2025年全年促成贷款交易量约1290亿元，同比增长28%，归母净利润15.3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5.4%。

但是9号新规真正落地的25Q4，公司促成贷款规模仅242亿元，同比下降12.6%；实现营收10.90亿元，同比大幅下降22.4%；归母净利润仅1.01亿元，较上年同期的2.76亿元发生断崖式下跌，同比降幅超过63%。

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全年利润的高增长，是在透支监管落地前的最后窗口期完成的。而在严监管的催化下，规模的虚火快速熄灭，最后展现的才是公司商业模式和利润来源的真相。

等到今年第四季度，《办法》也真正落地，又有更多助贷机构会漏出底子。

03 银行体系

随着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后退，一种声音开始传播——信用卡的春天，或许又要回来了。因为信用卡并不在《办法》第十二条的禁令之列。

因为信用卡是银行经批准发行的标准支付工具，其借贷属性天然依附于支付属性，二者在法律和监管框架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授信账户体系。所以在《办法》落地之后，信用卡会是用户在支付页面最顺手的选择之一。

不过信用卡的春天会不会回来，并不完全取决于竞争对手（网贷产品）的表现。

据央行发布的《2025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截至2025年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数量为6.96亿张，正式跌破7亿张关口，总体规模几乎回到了7年前的水平——因为信用卡业务同样面临着获客成本和客户质量的考验。

前些年经济增速较快、零售业务大发展时，部分银行追求信用卡业务规模及贷款市场份额，向部分较高风险的客户发卡放贷，这部分客群后来就成为了信用卡业务资产质量压力的主要来源。

如今，在信用卡新规+银行自身对控制坏账率的要求下，部分银行选择化存控新，持续优化获客行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习惯使用网贷的客户，并不是信用卡最想获得的客户。

或许《办法》最深远的影响，并不是改写了某类金融产品的命运，而是改变了在互联网经济崛起的十多年里，银行和互联网平台之间形成的某种权力结构。

过去，银行与互联网平台在消费金融领域的合作，长期存在严重的权责错配。平台掌握了用户数据和流量入口，占据绝对话语权，甚至可以“定制”金融产品，导致消费者只知平台、不知银行，对我国的金融体系也存在一定的误解。

银行作为最终的资金提供方，承担了几乎全部的信用风险，在收益分配中却只分得蛋糕的小小角落，在很多事情上也被削弱了话语权。

《办法》正在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过去，互联网平台的议价能力来自三个看起来不可替代的能力，即流量入口、风控信息和获客成本：

看流量，银行自营App的日活与支付宝、微信相差两个数量级；看信息，平台积累了用户全生命周期的消费行为数据，远超过银行掌握的静态信息；看成本，平台的获客边际成本接近于零，银行的获客成本动辄数百数千元一户。

现在，银行与互联网平台开始受同一个监管框架考核，互联网平台靠流量变现的优势变了，而银行在资金端的优势没有变，甚至作为正规持牌金融机构的地位还相对提升了。

谁真正承担风险，谁就应该有权给风险定价。

让金融回归金融，流量回归流量，才能化解整个社会共担的潜在金融体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