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恩贝拉人母语快丢了，部落笑他们做梦，说唱组合要闯出头

四名恩贝拉多比达青年追逐一个被族人视作“白人的梦想”的目标：在波哥大用恩贝拉语做说唱。他们住在拉佛罗里达综合保护单元，希望代表自己的族群，同时远离被街头生活和排斥感塑造的青年处境。

皮夹克、发胶定型的头发、黑色靴子。宽大的白色卫衣、帽子和大鞋子。一个穿黑色，另一个穿白色：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象征夜与昼。那天晚上，他们将在博亚卡大道与六十八街交会处的桥下演出，这是“守护自然节”的一部分。按他们的说法，这套演出服想表达他们在自然中的价值观：水、云，以及山间黄昏。

那是我们第三次见到阿科雷·蒙多雷，他是恩贝拉说唱组合“西马龙·维乌萨克”的成员之一，但却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搭档“无限的恩贝拉·派马”。

他们说，因为天气寒冷，自己才穿成这种“美式”风格。但在他们原本炎热的家乡，穿着会完全不同。“我们更想穿成基督在原住民历史叙事中所穿的那种样子。戴珠饰额带，穿缠腰布，再用几条带子交叉绑在身上。”阿科雷一边解释，一边等待乐队上台通知。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公开演出。自从二零二四年发行首张专辑《黄金西马龙》以来，这个组合一直在不同场合演唱，推广自己的作品。虽然他们参加过城市音乐节，最近还去了动漫游戏展，但他们最常演出的地方，还是波哥大快速公交的车厢。

在成为乐队之前，他们和其他多比达人一起，曾是一个名叫“昆德拉拉”的青年群体。在流离失所和长辈不断作出决定的夹缝中，他们从城市音乐里找到了一种方式，既能与这座陌生城市建立联系，也能重新回望自己的身份。因此，他们把组合命名为“西马龙·维乌萨克”。“西马龙的意思是祖父辈、祖先，维乌萨克就是我们，是二十一世纪新时代的人。”阿科雷解释说。

这个组合的核心成员是四个朋友：乔瓦尼，也叫“凯托阿托”；利瓦尔多，也叫“拉圭”；约翰·哈伊罗，也叫“阿科雷·蒙多雷”；以及胡安·巴勃罗，也叫“恩贝拉·派马”。这些名字，都是他们决定在城市里成为什么样的人之后，自己取的：说唱艺人。

他们大多在十九岁到二十二岁之间，只有阿科雷年纪最大，也是领头人，今年三十岁。过去整个二十多岁，他几乎都在城市音乐圈里打转，但直到现在才开始用恩贝拉语唱歌。他们来自乔科省上安达圭达地区，不打算返回原乡，而是希望被重新安置，也就是在哥伦比亚其他地方获得一块土地，重新开始生活。“我们想被安置到别的地方，不想回原来的领地，因为那里战争太多，暴力太多。”凯托阿托说。

前往拉佛罗里达综合保护单元，也就是这四名年轻人的临时住处，有两条路。两条路都从八十街的竹桥开始，沿着通往丰萨的道路前行。第一种走法，是从拉佛罗里达公园入口拐进去。如果开车，沿八十街旁的土路走，大约十五分钟就能到。第二种走法，是继续直行，到一条被称作“中间地带”的路口后转进去。如果没有车，在“中间地带”可以搭摩托车或机动三轮车，车费是二千比索。

到了地方，拐角处立着一块牌子。那是市政府为这个安置点设置的标识，但白色字迹已经显得斑驳。牌子后面，最先映入眼帘的一栋房屋墙上，还喷着一个彩色涂鸦，同样写着这里的名字。“入口不在那边。要在那个拐角转进去，再往左走两分钟左右。”

我们在手机上读到阿科雷发来的这条消息时，看见他们有些腼腆地走了过来。原来他们已经找了我们十分钟，只是走了另一条路。那次我们探访时，恩贝拉·派马不在，他当时住在胡安雷伊社区的另一处地方。后来他又回来了。

拉圭手里提着一个音箱，身上唯一鲜艳的颜色是一顶斜戴的红帽子和一副深色墨镜。墨镜遮住了他左眼的视力障碍，那是一次事故造成的，他不愿多谈。只有在面对镜头时，他才把眼镜摘下来。他是四个人里最腼腆的一个，时不时用恩贝拉语和同伴低声说几句。阿科雷和凯托阿托则一直带着笑，像是努力做个好主人，对我们想说的每句话都很留意。他们穿着宽大的衬衫、卫衣和裤子。

我们先向一名保安登记。对方事先已经知道我们要来。进门的路两旁围着耕地和植物，拉圭那条黑狗一路跟着我们。它始终陪在旁边。相比之下，阿科雷那只叫“说唱”的比特犬，那天并不在家。

穿过种满植物的小路后，眼前的自然景象依旧茂盛而无序。它从房屋裂开的砖缝和裸露的墙面间长出来，地上却铺满垃圾：碎玻璃、食品包装、玩具，还有一些在别处曾有用途、到了这里却成了土路边“装饰物”的杂物。乍看之下，这里像一处被遗弃的地方，但很快，女人和孩子们就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她们一边忙碌，一边侧目打量我们。她们腿上仍垂着传统裙装，但寒冷迫使她们外面再套上深色外套。湿衣服也晾在电线和绳子上，而这些绳子又绑在临时木墙和裹着遮阳网、黑色塑料布的棚屋上。

这里大致按一个个片区来组织。每个片区住着不同人群：卡提奥、查米和多比达。我们要去的是“酋长桥”，这个名字是社区自己起的，因为多比达人的权威人物住在那里。但那里也是年轻人——包括这四个朋友——聚在一起唱歌、写歌的地方。“看起来很奇怪吧？”我们刚到，凯托阿托就问。“像个废弃的地方……”他又补了一句。我们问他，是否有机构经常来探访。“总是说在对话，也有儿童与青少年保护机构的人来，有时候会到这里来，但他们并没有把这里真正整理好。”他说。

他还补充，多比达人的政治组织能力也比其他群体更弱。“在波哥大的多比达人，有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并不重视这些议题，比如语言、自己的教育体系，这些都只是近些年的事。”

其他族群的情况则不同。查米和卡提奥彼此渊源接近，语言也相似，他们长期以家庭和大型社区的形式聚居，这就为语言传承提供了保障。

不过，四年前，随着他们在这个新的综合保护单元获得安置空间，来自不同地方的多比达人开始在波哥大逐渐形成一个更紧密的社区。凯托阿托和拉圭就是其中的例子。二零二一年，他们在国家公园结识，从那以后，两家人一直在综合保护单元共同生活。

拉圭则是在二零二一年到达波哥大。此前他在基布多一所恩贝拉社区学校读书，也在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来波哥大之前，他已经通过曼努埃尔·图里索等歌手接触过城市音乐。他回忆说，有一晚看电视时听到那位歌手的作品，立刻喜欢上那种节奏。除此之外，他也听坏兔子和阿努埃尔。

拉圭一家来到波哥大后，先住在国家公园。后来，在社区权威与公共机构——如高级顾问办公室和受害者单元——达成协议后，拉里奥哈和拉佛罗里达等安置点才陆续建立。它们原本被设想为临时方案，安置那些等待返回原乡或被重新安置到其他地方的社区成员。

根据市议员奥斯卡·巴斯蒂达斯·哈卡纳米霍伊二零二四年二月发布的一份声明，当时有九百七十二名恩贝拉人居住在拉佛罗里达。同年十月，波哥大社会融合局的一份报告则称，安置在这里的人“超过六百”。到二零二五年九月，市政府表示，已有近四百名恩贝拉人返回原乡；但截至目前，仍没有公开的官方数字明确说明，拉佛罗里达如今究竟还有多少人居住，又有多少人已经回去。

我们继续往前走，看到一栋砖房，屋顶装着铁栏杆，看起来像监狱。侧面有孩子进进出出。那并不像正式入口，砖墙似乎已被拆得七零八落。里面有一块球场，一些人正在清扫和收垃圾。墙上有一幅写着“拉佛罗里达综合保护单元”的涂鸦，那是社会融合局面向当地青年开展活动时留下的作品。角落里还写着“昆德拉拉”，另一处写着“西马龙·维乌萨克”。

阿科雷·蒙多雷——本名约翰·哈伊罗·查马普罗·萨武拉——出生在安蒂奥基亚省乌拉瓦地区，成长于中阿特拉托。他五岁时，家人因流离失所迁到那里。“那边曾有游击队活动，后来又有准军事组织进来……他们彼此争斗。你也知道，一个农民不可能去对抗这些事，只能逃。”

小时候，他会和九个兄弟姐妹一起办“想象中的演唱会”：把一个大罐子当麦克风，给他们一个鼓、一截木棍和麻绳来假装线路，然后就开始唱。“即便你不是在保留地长大的，你依然会觉得自己当然是原住民，是恩贝拉人，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他说。

从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二零年，在他口中的“牢里”那五年间，他写了很多歌，也承认自己在人生中作出过错误选择。后来，他辗转金迪奥、伊瓦格、乌伊拉、考卡山谷和圣玛尔塔等地，最终来到波哥大。那时，他的母亲和兄弟已经住在一栋“全是委内瑞拉人、四十多个房间的大房子里”。他说，当时那里的人正在搭建今天拉佛罗里达社区的雏形；他的姐夫是其中一名领头人，负责协调更多多比达人前来。

与阿科雷不同，恩贝拉·派马——“西马龙·维乌萨克”的另一名成员——是在原住民保留地长大的。“我几乎是在丛林里长大的。”他说。他的社区名叫迪维萨佩尼亚，位于上包多河流域。父亲在他小时候离开了他，因此是祖母把他带大。“那边没有机会，只有森林。我十六岁时，是我自己离开的。”他回忆说。在基布多的何塞·卡门·奎斯塔·伦特里亚学校，一位非洲裔女教师教他西班牙语。按他的回忆，那位老师名叫特兰西托女士。那所学校里，他是唯一的原住民学生。不过，十三岁时，他就因“错误的选择”逐渐远离学业，这指的也是街头吸毒。

但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后，他的人生彻底变了。他视作父亲、也是整个家族联络者的表兄，因心脏病去世。从那以后，他周围的人开始渐渐疏远。“他会给我建议，对我很好，也教我很多东西。到现在我还是很痛，但也没有办法。”

那次死亡之后，恩贝拉·派马决定独自去波哥大。他有一些亲戚刚到拉佛罗里达综合保护单元，于是他攒了点钱，坐上从基布多开往首都的大巴。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二日，他抵达波哥大。尽管母亲经常打电话给他，两人常常在电话里一起哭，但他说，自己暂时还不打算回去。“我知道我在这里过得很挤，而在那边我有全部的自由。但我想从这里带着准备回到我的社区……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会想：我不是来浪费时间的，我是来建设一些东西的。要是我在这里待了十年，回到社区时却一无所有，那怎么行？人总可以带些礼物、食物回去，也可以请家里人一起分享。”

与首都艺术研究所的合作过程

阿科雷承认，尽管机构提供了这些支持，真正让他们难以成长壮大的主要障碍之一，反而来自自己的社区。他说，从小他就感觉，原住民青年总是被压着一个天花板：“好像我们天生就不是做大事的人……为什么他们的想法那么封闭？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不再处于祖先的时代。”

在他的社区里，唱歌会成为别人嘲笑的理由。“所有人都会笑你……说你不是干这个的，你没有这个天赋。”他说，这种嘲笑会熄灭那些想尝试不同道路的年轻人心里的光，也是一种控制方式：“他们不重视青年。哪怕在这里，在拉佛罗里达综合保护单元，我也经历过这种事。”

对他和同伴来说，摆脱过去并不容易，但他坚持认为，人们总是在不了解年轻人处境的情况下就对他们作出评判。

因此，阿科雷反复强调，所谓包容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给他们一门手艺，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别再在街上游荡、无所事事。给他们打开一扇门：一所音乐学校、一所舞蹈学校，或者任何能把他们引向未来的地方。”

几周后，在波哥大市中心，我们再次见到恩贝拉·派马、拉圭和阿科雷。阿科雷还带着弟弟塞萨尔。塞萨尔不是音乐人，而是一名运动爱好者，练街头健身。有时他会陪哥哥去演出、接受采访。这一次，阿科雷带他去安第斯大学参加一个传播工作坊。塞萨尔会在社交平台上拍下自己在波哥大各个公园和墙边训练的视频，只要有地方，他就能让身体悬空，用双臂力量对抗重力。恩贝拉·派马也兴致很高，因为他在社交平台上同样十分活跃。

夕阳落在波哥大群山上，在拉斯阿瓜斯教堂前，塞萨尔拿起相机，拍下三名说唱歌手站在街头即兴演唱的画面。他们用恩贝拉语唱起专辑中的一首歌：“我们不要更多战争，我想回到我的土地，我不想再感受痛苦。”

这已不是他们祖先的时代，但借由这些歌词，他们仍在这个世纪为自己的族人争得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