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辐射超标还往西德运菜，让特工亲手洗放射车，东德拿人命换钱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空中视角。1986年4月26日，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并起火，造成严重损毁，大量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层。

据《对话》经报道——1986年4月26日，苏联工程师正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进行一项安全测试。由于致命的设计缺陷，再加上人为失误被推到极限，四号反应堆在一次例行操作中的停堆尝试期间发生爆炸，随后引发连锁反应，最终释放出的放射性物质，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数百倍。

虽然事故发生在乌克兰基辅以北、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地方，但放射性沉降很快就在欧洲北部和中部被检测到。可苏联方面尽其所能，试图阻止信息扩散，避免外界知道这场灾难的真实程度。

几十年来，研究人员、政治人物和倡议团体一直在努力还原这场爆炸的经过。科学已经帮助人们理解爆炸本身的成因，但要揭开随后出现的层层失职、疏忽和虚假信息，进而解释它们如何造成人员伤亡、生态灾难和经济损失，则花了更多功夫。

1991年德国统一后，德国政府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解密部分斯塔西档案。斯塔西是东德的秘密警察和情报机构。这些档案如今能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管理失当，因为东德斯塔西和苏联克格勃就此事一直保持联络。

过去三年里，我一直在阅读斯塔西档案，研究前东欧集团如何制造虚假信息，并在柏林与斯塔西档案管理员会面，还参观了前斯塔西总部里的原始档案室。

从克格勃与斯塔西之间过去高度机密的通信来看，尽管两边公开坚称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但这两个情报机构都清楚，爆炸造成的破坏极其严重。他们详细记录了住院人数、伤亡情况、受损农作物、受污染牲畜和辐射水平。

但这些数字只有东德和苏联最高层官员才能看到。对克格勃和斯塔西来说，最担心的不是会伤害受影响民众的辐射，而是这场事故会给各自国家的声誉带来损害。

同一次会议上，另一名苏联高级官员尼古拉·雷日科夫建议，准备三份不同的新闻稿：一份给苏联民众，一份给卫星国，另一份给欧洲、美国和加拿大。

东德方面，斯塔西的报告也与这种口径保持一致。尽管高层官员已经得知存在放射性污染，但解密后的斯塔西档案反复强调，公众应被告知“绝对没有危险”。随后，受国家控制的东德媒体又把这一说法传播给公众。

东德政权面临的问题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很多人已经能够接收到西方电视和广播信号。许多人意识到，自己的政府并没有说实话。但他们也知道，西方媒体会抓住一切机会贬低东欧集团。结果就是，很多人都明白自己没有被告知真相，却又不确定真相究竟是什么。

当时东德和苏联的大量宣传并不一定是为了彻底说服公众，而是为了制造混乱、播下怀疑。其思路是，让足够多相互矛盾的信息把人们拖垮。

灾难发生后，斯塔西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必然会给东德带来的经济损失。一旦人们开始得知欧洲大范围出现放射性沉降，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农产品和乳制品产生恐惧。

孩子们开始拒绝在学校喝牛奶，人们经常会问菜贩，他们卖的蔬菜是温室里种的，还是露天种的。总体上说，许多人不再购买这些产品。

问题在于，西德很快修改了东西德边境通行规定。凡是辐射水平达到一定标准的车辆，都不再允许过境。作为应对，较低级别的斯塔西工作人员被要求亲自清洗这些带有放射性的车辆。这样做时，国家实际上是在明知故犯地拿自己官员的健康和安全冒险。

东德的食品出口计划，仿照的是苏联政府提出的一个类似方案。不过，苏联的策略并不是把受污染商品出口到国外，而是把受污染肉制品运往苏联“绝大多数地区”，但“莫斯科除外”。

斯塔西1950年成立时，许多雇员确实真心认同东德事业。经历过纳粹德国暴行的人，尤其是年长的斯塔西工作人员，往往把东德国家看作建立公正、平等社会的答案。可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绪已经很少见了。相反，许多斯塔西工作人员把这份工作看成稳定收入和特殊待遇的来源。

因此，很多斯塔西人员已经变得失望而冷淡。也就不难理解，1989年柏林墙倒塌数月后，抗议者冲进斯塔西总部时，斯塔西几乎没有抵抗。虽然东欧阵营的衰落有很多原因，但东德和苏联政府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采取的应对方式，确实大大助长了民众对各自政权的不满。

在东德，核灾难后的虚假信息行动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个印象：国家并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为了维持某种形象，甚至愿意牺牲民众的健康和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