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籍里的天津气质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清代画家朱岷初到天津时，深为这座城市的魅力所折服，作诗云：“潞卫交流入海平，丁沽风物久闻名。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柳外楼台明雨后，水边鱼蟹逐潮轻。分明小幅吴江画，我欲移家过此生。”华长卿《廖君墓志铭》记载，道光年间福建人廖炳奎到天津后，“爱川原清旷，卜居于大河之滨，闭户著书，有终焉之志”。在昔人眼中，天津有着独特的城市魅力和气质，既有河海交汇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般的清丽；既有畿辅首邑的繁华气度，又有市井生活的温润鲜活。此种兼具雄奇与秀美的景致，足以让人一见倾心，乃至生出就此定居、终老于此的向往。

　　天津城市气质的独特性既在物华，更在人文，此于旧籍中略可考见。成书于光绪年间的《津门杂记》对当时的天津民风有精辟概括：“天津无沃壤腴田，民多以贾趋利，人杂五方，俗尚奢华，礼教日兴，科第接武。富者多好倡为善义行，其贫者就死不悔，勇于赴难而不屈，习使然也。”商业城市的趋利务实与市井烟火气之外，更有一种古道热肠的侠气和礼教浸润的文雅之气。神京密迩，带河滨海，盐漕辐辏，水陆冲衢，天津的地理禀赋、经济形态、人口迁徙、文化浸润等因素深度交织，相互作用，数百年来悄然塑造了这座城市包容多元的文化肌理与精神气质。

　　明代天津卫人汪来，为嘉靖年间进士，其《天津整饬副使毛公德政碑》一文记载了天津最初的城市风土：“盖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风俗不甚统一，心性少淳朴，官不读书，皆武流。且万灶沿河而居，日以戈矛弓矢为事，兵马倥偬之际而欲其和辑小民，不亦难乎。”此段文字从地理形胜、行政职能与人口结构上勾勒出天津早期民风的特征与形成原因：地濒东海、荒石芦荻，是其原生地貌；五方杂处、风俗不一，是其人口特征；官员多武职出身，不习文治，再加上万灶沿河、兵戈相习，构成了彼时天津独有的军政底色与社会生态。文中又言：“燕俗剽悍，萑苇弥途，豺狼易生，烟水连天，鲸鲵肆出，是盗贼出入，不可不为之备。”寥寥数语道尽了天津建卫之初水网荒茫、剽悍尚武，于蛮荒粗犷之中自带一股燕赵的雄悍之气。曹贻桂《重刊小儿语序》中也从另一个侧面描写了此中情形：“余每于会哨经过厅县属境地方，见村镇较大有街市处者，其人尚明昧，相见知礼义者多，其村落荒僻处，则人多卤莽，于尊卑上下之分皆无知识。更有恃居山陬海澨，竟敢逞臆妄行，肆胆玩法者，绝不顾身家性命，惟恃伊机变之巧，非调词唆讼，即或纠伙藉渔行劫，是皆由幼时失教，故少而壮、壮而老，终身怙恶，竟不知作人应如何行为为是也。”寻常百姓如此，至于官商人等自然“即不读书，争相骄侈为高，日则事游猎、从歌舞，俱在绮繻纨袴之间，而欲其道德揖让，不亦难乎”。当时天津由于渔盐两业的兴盛，商业、娱乐业格外发达，加之漕运与港口，天下品物汇聚，声色犬马，成了享受消费的渊薮。在这样舒适而丰富的生活中，就出现了官员不愿离津的现象，汪来在其文章中写道：“武以储将，因有终身在家死守一事，而不愿他出为将，他出复返，返而复在家死守一事，冀利有泽薮也。”除了贪图享受，能够从繁荣的商业生活中获取利益则是更主要的原因，这是天津卫早期社会特征所造成的。时至今日坊间犹言津人安土重迁，其文化心理或由来已久。

　　清康熙年间，随着全国盐政中心转移，大量盐商和盐业工人涌入，天津的文化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地方文人群体日趋稳定，为城市风貌注入了新的人文内涵。张霖作为清代初期天津地区最有实力的盐商之一，被参劾落职后，在天津构筑遂闲堂，延请名士，结社吟唱，时人认为可以比肩历史上有名的“月泉吟社”“玉山草堂”，天津的文化氛围亦为之一变。其从弟张霔与之志趣相异，不以“阿阁曲廊”为美，另筑“陋若村舍”的“帆斋”，与友人共结“草堂诗社”，形成了一个相对宁静淡泊的文人团体。遂闲堂是清初天津最负盛名的私家园林，堪称津门盐商园林之开端，清末举人高凌雯称“沽上园林之盛，张氏首屈一指”，一时大江南北知名之士聚集于斯，津沽文名，遂甲一郡。后来，张氏家道中落，遂闲堂风雅亦随之渐歇，然而在张霔《遂闲别墅移柳记》一文中仍可窥见当日的情致：“遂闲别墅筑于人境，闲则闲矣，而不幽，无树故也，于是乎移柳云。树之中惟柳最贱，柳之中惟垂杨差贵，以津门甚少，少斯贵耳。”这般栽柳营园之举，虽出自文人闲居意趣与生活情怀，却实实在在为曾经尚武粗粝的天津城增添了一重清雅温润的文化气质。

　　其后踵武者有查氏水西庄，当时津门“生计充裕，人情茂美，以风雅为重。一时通人宿儒、名士高流之来游者，争为延焉，投辖赠鞭，殆无虚日”。数十年后，水西庄风流亦已消歇，道光年间天津诗人梅成栋于水西庄旧地结梅花诗社，“主持坛坫，扬风扢雅，挽一时之风气，传三津之美谈”。南北诗人分笺叠韵，唱和无虚日，津门风雅，由是复振。而且数年之间，社中诸友“鸾翔凤举，登贤书、捷南宫、游词馆，而宰名区者，指不胜屈”，大大提高了天津的文化影响力，沽上文运之兴遂为江北之最。从遂闲堂肇其端，到水西庄扬其波，再到梅花诗社继其绪，天津由明初尚武剽悍的卫所之城，逐步涵养出文风雅韵的都会气象。

　　一城如一人，其气质养成固要得天之厚，更需温养浸润。《天津县志》载明代天津设卫之初，“亦只为军勋屯占、漕粟估盐之地，非有声明文物之可观”。而随着卫学、县学的建立，“礼教日兴，士习日淳”，虽仍俗尚武健，而温润之致已生。至有清一代，盐商之财力、文人之雅集、园林之胜境，三者相济，共同改写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