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罗拉多州出个新规，天主教学院不干了，直接告到美国最高法院

本周一，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科罗拉多州几所天主教学前教育机构提起的诉讼。这些机构希望加入该州由纳税人出资的“全民学前教育计划”。

科罗拉多州的“全民学前教育计划”源于2020年经选民表决通过的一项提案，以及此后建立公私混合供给体系的相关立法。

希望获得州政府资金的服务提供方，必须签署一项反歧视协议，承诺所有符合条件的儿童，无论种族、宗教背景、性取向、性别认同、收入或残障状况如何，都享有平等入学机会。

提起诉讼的天主教机构认为，科罗拉多州允许其他服务提供方优先录取低收入家庭或残障儿童，却将天主教学校排除在外，理由只是这些学校的招生政策要求家庭支持天主教在性与性别问题上的信念。

在它们看来，这种排除构成了对宗教背景学前教育机构的违宪歧视，也限制了家长的选择权。

但最高法院此次受理的，并不是一起言论争议案件。此前在类似问题上，法院处理过相关案件，例如那起广为人知的“同性婚礼蛋糕案”——巧合的是，那起案件也来自科罗拉多州。这一次，法院受理的是一宗关于州政府可以在何种条件下分配公共福利的案件。

大法官同意审理的问题包括：依据“就业司诉史密斯案”，科罗拉多州的规定是否属于普遍适用规则；以及“卡森诉梅金案”是否改变了相关法律分析。

美国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支持了科罗拉多州的做法，认为该州的反歧视规定“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相协调”，并且服务于保障平等获得学前教育机会这一“极其重大的”公共利益。

以法庭之友身份提交意见的科罗拉多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更直接地指出，政府可以将公共福利附加在一项对宗教中立、且普遍适用的要求之上。

这正是此案比又一场言论自由争执更深一层的意义所在。它争夺的是谁有资格进入、谁会被排除在外，以及纳税人是否必须为那些其参与规则会将许多人拒之门外的机构提供资金。

科罗拉多州这起案件出现的同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正在推动一份预算方案。该方案拟将该部的可自由支配支出削减至1111亿美元，同时提升“让美国再次健康”议程的优先级。

自去年9月以来首次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肯尼迪为一项拟削减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预算逾12％的方案辩护，并强调政府正在推动改革膳食指南，打击“浪费、欺诈和滥用”。

但他的2027财年预算还提出设立一个新的“健康美国管理局”，并申请5700万美元用于食品供应相关项目，包括去除化学物质、处理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问题，以及推动以天然替代品取代石油基合成色素。

外界对肯尼迪的报道，至今仍常聚焦于他长期以来对疫苗的怀疑立场，以及这种立场在最近一次听证会上引发的冲突。但比起国会山上的口头攻防，预算更能揭示真正的政策优先级。

一项预算科目，可能比一句口号存在得更久。一次机构重组，也可能决定政府部门研究什么、不再资助什么，以及把哪些风险界定为紧迫问题。

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在补充营养援助计划，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食品券制度中。今年年初，5个州针对该计划获得的豁免正式生效。这些豁免限制受益人购买“缺乏营养的商品”，影响约140万人。

到目前为止，美国农业部已批准22个州获得此类豁免，其中大多数由共和党执政。不同州禁止购买的商品并不相同，有的限制汽水、软饮料、能量饮料、糖果，有的则直接限制广义上的应税垃圾食品。

更早时候提出的类似豁免申请曾被拒绝，因为美国农业部的研究认为，这类限制执行成本高、操作复杂，而且未必能改变购买习惯，也未必能降低肥胖率。

但在现任政府之下，美国农业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鼓励各州州长申请豁免，尽管“缺乏营养的商品”至今并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汽水是最常被限制的品类。

研究人员表示，各州之间的差异相当大，定义也不一致，仍需要更有力的评估，才能判断这些限制是否真的改善了饮食质量或健康结果。各州为这些规定辩护时，通常会诉诸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营养目标、医疗成本，以及对纳税人资金负责等理由。

支持者会问：既然这项福利旨在改善低收入家庭的营养状况，为什么还要让受益人把纳税人的钱花在糖果和汽水这类有害健康的零食饮料上？

争论已经不再停留在假设层面。它不再只是讨论垃圾食品是否意味着放纵，或精英是否在居高临下地管束穷人，而是进入了现实执行阶段。

现在，问题变成了一个家庭购物篮里的商品能否顺利结账，零售商的合规软件能否准确识别受限商品，以及一项福利计划是否正在通过行政试验而非国会修法被重新定义。

看看高等教育领域。今年1月，特朗普要求所有联邦机构梳理可用于打击校园反犹太主义的民事和刑事执法权限，把一场道德动员转化为实打实的行政施压工具。到了春季，一个跨部门工作组开始审查哈佛大学获得的联邦合同和拨款。

随后，在哈佛拒绝接受有关校领导改革、招生调整以及限制校园行动主义的要求后，政府冻结了22亿美元拨款和6000万美元合同资金。相比之下，康奈尔大学接受了一项协议：通过支付款项并作出合规承诺，换回超过2．5亿美元此前被扣留的科研资金。

如果单看，每一场争议都可能显得技术性很强，甚至有些琐碎。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就能看出一种有效的治理策略：它正从象征层面转向制度层面。

美国人或许可以忽略成百上千场口头上的意识形态交锋，但当意识形态体现在托育价格上、体现在超市收银台的规则里、体现在决定谁能获得国家服务的标准中时，他们就无法再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