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采没禁住矿，先压垮了人，印度云母链上底层最先受伤

如何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印度云母开采的案例显示，当脆弱群体的生计依赖矿业资源时，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取舍并不容易。对小规模手工矿山进行规范化扶持，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案，至少在一定条件下如此。

电动汽车电池、汽车涂料、眼影……这些日常用品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含有一类低调却具有战略意义的矿物——云母。尽管公众对它并不熟悉，但云母已广泛存在于现代工业经济之中。

凭借电学和热学性能，云母是电子工业中常见的绝缘材料。从吹风机到电动汽车，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它的物理特性也使其成为某些工业涂料颜料以及大量化妆品的重要基础原料。因此，无论是经济脱碳，还是数字产业发展，云母都是一种关键矿物。

世界各地都有云母矿藏，但印度东北部的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合计占全球产量近20％。当地云母开采如今主要以手工和小规模方式进行，且往往位于森林地区。

这两个邦的云母开采始于19世纪末。当地矿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云母开采是合法的，受比哈尔邦地方监管约束。2000年，比哈尔邦被一分为二，形成今天的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

1980年，印度中央政府通过《森林保护法》，成为一个转折点，也使云母开采在官方层面走向去工业化。可在现实中，这项活动并未真正停止，而是转入非正规状态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加剧了矿工的社会脆弱性。

当时，矿业被视为经济繁荣的来源，尤其对吉里迪赫和科德尔马这样的城市中心而言更是如此。当然，工作条件并非理想无缺：有些工人原本是农民，为了增加收入进入矿山，却没有接受足够培训；也有人患有呼吸系统疾病。

这一时期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资源转换”：森林被“转换”为矿产资源。这里需要指出，森林砍伐并非非法开采的结果，而是一种隐性的折中：为了给边缘化的农村社区提供不可或缺的收入，人们接受了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

第二阶段始于1980年《森林保护法》通过之后。此时，国家层面的优先事项转向保护森林。云母开采因此大多沦为非法活动，并被纳入非正规经济。开采者要么是独立的手工矿工，要么在半工业化矿山中工作，而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都相当艰难。

例如，反复出现的肌肉骨骼疾病、童工现象、矿道频繁坍塌等问题都很突出。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这项禁令似乎对劳动条件和工人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矿点变得更难进入，那些原本希望帮助手工矿工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组织，也更难开展工作。

在被迫处于非正规状态后，手工矿工在经济、法律和社会层面都被进一步边缘化。他们在出售云母时缺乏议价能力，因此在价值链中处于弱势地位。

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警方经常组织突击行动，试图叫停开采并没收非法开采的云母。从减缓云母开采的角度看，这些行动效果似乎有限。但对手工矿工而言，其影响却十分真实：这些行动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他们的污名化，而云母开采事实上已经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印度近年的云母故事，呈现出两种先后相继的资源转换逻辑：第一阶段是以经济发展为名，将森林转化为矿产资源；第二阶段则是在环境保护目标推动下，将矿区重新转向森林用途。

这两种变化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对地方空间和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却没有充分纳入当地社区的需求和适应能力。对手工矿工来说，他们不得不在开采活动违法、且会影响森林的情况下，尽力维持这项经济活动。这种张力也波及其他参与者。

对各邦政府，尤其是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而言，云母开采还具有双重政治含义。首先，大约30万名从事云母开采的人口，其选票具有相当分量。森林保护相关法律来自联邦政府，而地方发展问题则主要由各邦承担。

对于云母价值链下游的参与者，例如化妆品品牌和汽车企业，这种局面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他们究竟更看重边缘化群体的经济发展，还是环境保护？

下游企业通过选择供应商以及在矿工社区开展项目，实际上会影响地方资源转换的走向。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法律合规：其中一些企业需要满足尽职调查法规的要求，例如欧盟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风险也来自声誉层面：企业如何一边宣称保护森林资源，一边又从手工矿山采购原材料？

面对这一局面，几十年前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思路：推动小规模手工矿山规范化。其核心之一，是承认手工矿工是价值链中的合法参与者。在此基础上，再通过配套项目改善社会和环境实践、劳动条件，减少事故，并遏制童工问题。

正是在这一思路下，“负责任云母倡议”于2017年成立。这一倡议汇集了云母价值链中的大型参与者，包括工业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目标是让这条价值链更加可持续、公平且负责任。该倡议试图通过协商形成解决方案，并从技术、行政、法律、社会和经济等多个层面推进手工云母矿山的规范化。

在具体实践中，“负责任云母倡议”已经采取了多项行动，例如推动矿工组建合作社、制定负责任生产标准，以及建立审计机制和合规辅导项目。

按照这一倡议的设想，手工云母矿山规范化的目标，是重新平衡价值链内部的权力关系，让手工矿工及其生活环境从中受益。

印度云母开采的案例表明，环境政策有时会带来反效果。它们试图保护森林，却可能让相关社区变得更加脆弱，同时也未能真正消除原本试图规范的开采行为。

要化解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必须调动所有相关方参与，而这首先意味着要有一个可供协商的空间。在这一基础上，各方才可能形成共同愿景，并将其落实为集体行动。

但这样的进程只有在协商空间同时也是信任空间时，才有可能真正出现。只有这样，价值链治理中的问题才有机会被摆上台面并得到解决。像“负责任云母倡议”这样的项目，正是在尝试建立这种条件，为利益并不一致的各方创造开展结构化对话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