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昆明城在抗战时，物价飞涨，教授薪水严重缩水。闻一多一家八口，挤在窄小的房间里，吃的是一锅白菜豆腐。为了补贴家用，这位写出《七子之歌》的著名诗人、学者，干起了副业——刻图章。
他在街头挂了牌，但更多的“订单”，来自他的学生和慕名而来的年轻人。白天，他把知识揉碎在课堂里；深夜，他在昏黄的油灯下，戴上老花镜，弯着腰，一刀一刀地，把一块顽石琢磨成一件艺术品。因为求印的人太多，他的案头常积着一堆石料。所有人都知道闻先生缺钱，但他的刻刀，绝不潦草。给学生的图章，他会用心选句，字体的布局、笔画的疏密，都反复推敲。
这哪里是在刻石头，这分明是在雕刻人心。
一个学生请他刻印，他问：“刻什么？”学生说：“给句话吧。”闻一多想了想，刻了四个字：“天下兴亡”。印成，学生呆了。那方寸之间，充满了金石之气，每个字都像一根骨头，硬挺挺地站着。这不是一份简单的作业或报酬交换物，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艺术馈赠，是老师在刀锋和石屑间，对学生说的最后一课。
这一课的主题叫：一个人，在怎样碾压他的境遇里，都得守住风骨和尊严。我穷到去刻字，但我的每一个字，都要刻出最高的美和最硬的骨气。这份无言的传承，比任何课堂上的谆谆教诲，都更有穿透力。
多年后，很多学生遗忘了书本上的很多知识，但书架上，总摆着那枚被手汗浸润得温润的图章。那个深夜油灯下佝偻的背影，才是他们心中永不毕业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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