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0万人心脏骤停，公共场所配AED，院士建言解急救难题

在我国的公共卫生领域，有一组数据不容忽视。根据相关统计，我国每年发生心脏骤停的人数超过了50万。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患病基数，意味着每天都有大量的人群面临突发的健康危机。

比发病人数更值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是此类突发疾病在特定环境下的生存概率。数据显示，心脏骤停一旦发生在院外环境，其存活率目前不足1%。在绝大多数缺乏专业医疗设备和急救人员的现场，患者往往只能指望偶遇刚好路过的专业医生来施救。这种高度依赖概率和运气的被动局面，使得院外急救成为了一个亟待破解的公共难题。

面对不到1%的院外存活率，仅靠单纯的呼吁显然不够，必须要由国家层面统筹规划，进行系统性的硬件与软件建设。

这份行动计划明确指出了未来几年的核心任务：在2026年到2030年期间，明确推动在机场、地铁站、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即AED）。

从政策指定的地点可以看出，机场、地铁站和体育场馆均具备人流密集、人员流动性强且突发状况难以预测的特点。在这些关键枢纽和大型聚集场所强制性、规范化地配备AED，是从顶层设计上构建城市急救网络的第一步。AED作为能够自动识别心室颤动并进行电击除颤的便携式医疗设备，其核心价值就在于能够在救护车抵达前，为患者争取到最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国家多部门联合推动设备的普及，是在用切实的财政和行政力量为公众的安全兜底。

当然，仅仅在墙上挂满AED设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院外存活率低的问题。如果公众对急救设备存在认知盲区或畏难情绪，再先进的设备也只能沦为摆设。

因此，《伤害预防控制行动计划（2026-2030年）》在强调硬件配备的同时，也下达了对“人”的培训要求：必须要在全社会广泛的开展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的培训。

这一政策导向直指当前院外急救的核心痛点：大众急救知识的匮乏。很多时候，路人并非不愿意施救，而是受限于不懂心肺复苏的手法、不敢操作未曾接触过的AED设备。在全社会广泛开展这类培训，目的就是打破医学常识的壁垒，让急救技能从少数专业医护人员的专属，转化为普通大众的必备生存技能。只有当社区居民、职场员工、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都掌握了基础的心肺复苏术，公众才能真正从“旁观者”转变为“施救者”。

在国家大力推进急救设备普及和全社会技能培训的大背景下，如何提高救援的响应速度和覆盖面，成为了医学界深入探讨的课题。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可操作性的创新建议。他提出，在普及AED培训的过程中，应该重点发动外卖、快递小哥等高频流动人群参与其中。

葛均波院士的这一建议，精准地切中了城市交通与院外急救的时效性矛盾。在拥堵的城市早晚高峰，或者是在地形复杂的城中村、老旧小区，大型救护车的通行往往会受到严重阻碍。而外卖员和快递小哥则不同，他们是城市里对路况最熟悉、机动能力最强的一个群体。

让这部分高频流动人群接受急救培训，等同于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部署了一支全天候巡逻的“流动急救队”。一旦发生心脏骤停事件，附近接收到求救信息的快递或外卖员，极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携带附近的AED设备赶到现场，填补专业医疗力量到达前的空白期。

发动高频流动人群参与施救，逻辑上完全可行，但在实际操作中必然面临一个现实的阻碍：外卖员和快递小哥的工作收入直接与时间挂钩。如果因为参与施救而导致订单超时、遭到客户投诉甚至平台罚款，那么这种善举将很难持续。

对于这一基层痛点，葛均波院士在提出建议时也给出了配套的解决方案。他明确指出，在发动这些群体参与培训和施救的同时，可以考虑给予他们适当的补助。

这一考量体现了极强的务实精神。见义勇为需要道德的驱动，更需要机制的保障。给予适当的补助，一方面是对他们付出时间和精力参与专业培训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彻底免除他们在紧急时刻伸出援手的后顾之忧。只有建立起不让好人吃亏的保障机制，这种利用社会流动资源进行急救的模式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形成常态化。

面对每年超过50万的心脏骤停发病人数和不足1%的院外存活率，国家与社会已经行动起来。从15个部门联合制定五年行动计划，到明确在人流密集的重点公共场所配备AED；从倡导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心肺复苏等技能培训，到专业学者提出将高流动性群体编入急救网络并给予实际补助。这一系列的措施，正在从设备、人员、机制等多个维度，合力编织一张更为严密的生命防护网。

针对国家大力推动AED配备以及院士提出让外卖小哥参与施救并给予补助的建议，您有哪些个人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