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百日吊死在亡妻坟前。这男人的深情太窒息。

俗话说，猫走不走夜路，耗子知不知道，那都是命里注定的事儿。一个人如果连活下去的盼头都给掐灭了，阎王爷拿绳子拽都不带犹豫的？

宿迁陈家洼子，离县城三十多里地，连趟公交车都等不到的穷乡僻壤。这地方出了档子让人后脊梁发凉，又心里发酸的事儿。

老赵，赵海东，一个本本分分的木匠，没黑没白干了十几年，不抽烟不喝酒不惹事。他媳妇陈瑞芳，我二姐，是个闷葫芦，两人凑一对，二十多年连句重话都没拌过。可老天爷就是爱欺负老实人。去年秋天，二姐查出肝癌晚期，腊月初九，人没了。谁能想到，离一百天还差三天，老赵拿根晾衣服的尼龙绳，把自己吊在了二姐坟前一棵新栽的梨树苗上。

这世上的痛，分好几种。呼天抢地、满地打滚的那种，其实不可怕，因为哭出来喊出来，气就顺了。最怕的就是老赵这种，一声不吭的。

二姐病那段日子，老赵把家具厂的活儿辞了。别人问他为啥，他就硬邦邦甩出一句：“你在家，我上不好班。”从那以后，他活成了个不知道累的机器。端水、喂药、擦身子，半夜起来掖被角。我大年三十去看他，一掀锅盖，半锅硬得能砸死人的米饭，冰箱里就剩几个干瘪的馒头。他呢，盯着二姐生前用的那个破搪瓷杯，一碗白米饭就着一碟咸菜，嚼得跟啃树皮似的。

我还犯傻问他：“以后咋打算？要不找你儿子赵远去？”

他看我一眼，嘴角抽了抽，连个笑模样都没挤出来：“不去，我不添乱。”

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粗心呢？我光顾着看他表面像个正常人一样吃饭睡觉，却没发现，这人的魂儿早在二姐闭眼那天，就被一块儿带进棺材里了。他大年三十送我出门时提了一嘴：“你二姐走前让我好好活着。”可他压根没接下半句，没承诺，没保证，直接转身把门一关。这哪是答应啊，这分明是在做最后的告别！

二姐下葬后，老赵跑去苗圃买了棵梨树苗，非得栽在坟头。大伙都笑他不懂规矩，坟前不种松柏种梨树？他梗着脖子说：“她在家看了二十多年，得让她在那边也有一棵。”

现在想想，这棵树哪是什么念想，这明明就是他给自己挑的“刑场”！

二月底，儿子赵远突然给我打电话，声音发虚：“舅，我爸不对劲，打电话跟我交代后事一样。”我心里咯噔一下，刚准备请假往回赶，三姐的电话就砸过来了。

等赶到坡地上，围了一大圈人。老赵就那么悬在半空，脚底下垫着块修坟剩下的半截砖。法医说，没挣扎。他脖子上套着绳圈，脚一蹬，连手都没抬一下，就那么直挺挺地等死。脸正对着二姐的墓碑，眼睛半睁着，嘴角居然还带着点往上扬的弧度。他像是在看碑上的字，又像是看到了碑底下那个人来接他了。

最要命的，是梨树根底下压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字写得歪七扭八，像是有风在扯他的手，又像是黑夜里摸瞎写的：“瑞芳，我来了。你说让我好好活着，我试了，活不好。一个人吃饭不香，一个人睡觉睡不着……你别怪我。”

老赵啊老赵，你算哪门子聪明人？你给媳妇种树、梳头、偷偷把掉下来的头发塞口袋里，这些情分我们全看在眼里。可你唯独算漏了一笔账——你儿子赵远咋办？

出殡那天，赵远跪在灵堂前，肩膀硬得像块门板。他憋着不哭，后来突然冒出一句：“我妈走了，他跟着走了，那我呢？我怎么办？”就这一句，那个二十出头的愣小子，像个被扔在岸上的鱼一样，彻底垮了。他后来把昆山的活儿辞了，跑回县城挣那三千来块钱，说是不想走了，他怕自己一走，这个家连个冒烟的地方都没了。

今年清明，我又上了坡。好家伙，那棵原本只有手臂粗的梨树苗，居然开花了。白花花的一片，稀稀拉拉，但精气神足得很。两座坟头挨着，树枝往两边一撇，活像个人伸开两只胳膊，一边死死搂住一个。

我点了根烟搁在老赵碑前，倒了杯酒。风一刮，雪白的花瓣扑簌簌往下掉，落进酒杯里，盖在烟头上。

人这辈子，总有些话是倒不出嘴的。老赵不会说情话，二姐也是个闷葫芦，可你看这满树的白花，哪一朵不是老赵憋了一辈子没说出口的惦记？他把命搭进去，用最决绝、最蠢、最让人心疼的方式，把自己的魂儿种在了媳妇旁边。

有人骂他傻，有人骂他狠，抛下亲儿子不管。可我站在这两座坟中间，看着这棵风里直挺挺的梨树，我骂不出口。

有些人的感情，就像这苏北乡下的土路，平时看着不起眼，全是灰，可一旦下了雨，踩上去，那泥巴能死死黏住你的鞋底，拔都拔不下来。老赵就是用命在拔鞋，鞋拔下来了，人也没了。花瓣还在落，他不用再等了，他到底还是追上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