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加沙儿童发声，他们却让我失业”：一名美国医生被顶级学术机构惩罚的真相

• 美国儿科学会因作者敦促其就加沙问题发声，于2025年2月解除其健康公平委员会主席职务，并禁止其担任领导职务五年。

• 2024年，100多名儿科医生联名要求学会为加沙儿童发声，否则将退出，但领导层未予回应，也未采取实质性政策行动。

• 学会内部机制曾将“为冲突区儿童发声”和“采用儿童权利框架”列为优先事项，但领导层却禁止在会员讨论组中讨论加沙或以色列问题。

• 作者指出，美国儿科学会曾在2020年就历史种族主义道歉，并承诺推进公平，但在加沙问题上却表现出道德滑坡，拒绝遵循自身原则。

• 作者决定不再续会，除非学会领导层在健康公平、学术自由和诚信方面实现真正的真相与和解，并建立问责机制。

当面对这场种族灭绝时，美国儿科学会持续表现出道德失守。我对此有切身体会。

2025年11月9日，加沙的巴勒斯坦儿童在塞拉亚撒哈拉医院接受治疗。

“我们允许黑人来参加会议，但会给他们单独安排座位。他们不能成为会员。如果他们成了会员，就会想和你同桌吃饭。你没法再压住他们。”

这是美国儿科学会执行委员会1944年11月一次会议记录中的内容。它折射出这个当时还相对年轻的医学学会领导层面临的难题：是否要接纳备受尊敬的黑人儿科医生，尤其是阿隆佐·德格雷特·史密斯医生和罗兰·博伊德·斯科特医生，成为会员。

将近60年后，在乔治·弗洛伊德遇害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儿科学会董事会发表声明，题为《真相、和解与转型：继续走在通往公平的道路上》，正式就“导致德格雷特·史密斯医生、斯科特医生及其他儿科医生遭受不平等对待的种族主义”道歉。董事会随后表示：“作为一个组织，美国儿科学会正坚定地走在通过有意义的多元与包容，全面建立公平议程的道路上。”

对我来说，作为一名同时获得儿科和内科执业认证的医生，这份2020年的声明让美国儿科学会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专业归属。我相信，这个组织坚守着“儿童优先”的价值，也致力于所有儿童的健康。

在美国儿科学会旗舰刊物《儿科学》创刊75周年之际，我曾受邀撰写一篇反思性文章，并写道：“美国儿科学会正视儿科学的历史，审视其当下，并号召所有人共同走向一个未来——无论是《儿科学》这本期刊，还是儿科学这一专业，都能真正满足所有儿童的全部需要，让他们过上完整而健康的生活。”我曾自豪地在州和全国多个层面为美国儿科学会服务，最终由同行选举担任美国儿科学会健康公平委员会主席。

但就在美国儿科学会全国领导层公开承诺，要以清晰的道德立场和勇气推进健康公平工作仅仅五年多后，这一承诺已被抛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持续的道德滑坡。尤其是在以色列对儿童的大规模杀戮问题上，美国儿科学会始终拒绝发声。如今，外界普遍认为，加沙正在发生种族灭绝。

我对此有第一手经历。因为在今年2月，我被立即解除主席职务，并被禁止在学会内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五年。原因只有一个：我敦促美国儿科学会在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遵循它自己公开宣示的原则。但我的被驱逐，只是这个组织更大范围共谋模式中的一部分。

在2024年和2025年，许多会员——包括由会员选举产生的健康公平领域领导层——都对学会如何应对这场种族灭绝以及反巴勒斯坦种族主义提出严重关切。2024年秋天，100多名儿科医生联名致信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表示如果美国儿科学会不为所有儿童发声，那它就不能代表他们。信中还说，除非学会动用其游说资源，为加沙儿童发声并帮助制止正在发生的杀戮，否则他们将退出学会。

他们设定的期限到了，又过去了。美国儿科学会领导层似乎并不在意失去这些积极参与的会员，尽管这些人显然与学会章程中写明的愿景一致——“所有儿童都应获得最佳健康与福祉，并受到社会珍视”。

时任学会主席苏·克雷斯利医生后来曾致信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及遭绑架的巴勒斯坦儿科医生胡萨姆·阿布·萨菲亚医生，并询问加沙儿科医疗服务的可及状况。但在这一小步引发亲以色列团体反弹后，美国儿科学会再未进行进一步的公开倡议、政策行动，也未向会员明确说明，如何应对影响加沙儿童的紧迫人道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又如何加剧了我们自身社区中的伊斯兰恐惧和反犹主义。

一个把“我们相信所有儿童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价值”列为“核心价值”的组织，如果连最基本的原则性介入都无法持续，就不能不让人质疑：如今的美国儿科学会，是否还配得上儿童健康与人权领导者的名号。

很多人都看到了美国儿科学会在疫苗和医疗补助问题上的原则性勇气。也正因此，学会成为特朗普政府打击的目标。去年12月，特朗普政府试图取消拨给美国儿科学会的1200万美元资助，随后引发诉讼，资金最终得以恢复。美国儿科学会当时理直气壮地指出，政府此举是在攻击言论自由。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贝丽尔·豪厄尔在裁决中写道：“联邦政府以一种意在压制公共卫生政策辩论的方式行使权力，对一个具有领导地位、普遍受信任的儿科医生专业组织实施报复。”她还指出，“这种报复性行动既是在惩罚过去不受欢迎的言论，也是在发出警告，试图压制未来类似言论。”美国儿科学会的社交媒体账号转发了这些话，把学会的努力与受压迫群体的处境并置，展现出一个捍卫学术自由和正当程序的组织形象。

但这条底线，其实早已出现巨大裂口。

过去两年里，数以万计的儿童被杀，更多儿童因美国无条件资助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而身心受创。面对这种局面，美国儿科学会首席执行官和17名董事会成员却一再拒绝会员提出的要求，不愿为对话创造空间。

学会领导层不仅没有回应1000多名儿科医生签署的多份请愿，也无视美国儿科学会自身识别会员优先事项的内部机制。2024年，166名学会领导者投票选出的第二大优先事项是“为暴露于军事冲突和重大灾区的儿童与青少年发声”。2025年，167名学会领导者投票选出的第九大优先事项是“采用儿童权利框架指导美国儿科学会的倡议战略”。

这两项都与美国儿科学会2018年发布的《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声明一致。该声明于2023年12月再次确认，并在2026年3月更新。声明强调：“核心人权原则应纳入美国政策”，并指出“政府和非政府实体有责任维护儿童安全空间的神圣性，确保医疗和教育中立”。

面对这些再清楚不过的信号，美国儿科学会领导层的回应却是审查。自2025年3月以来，学会武断地禁止在多个由会员主导的电子邮件讨论组中讨论加沙或以色列问题。当会员质疑这种长期审查是否合法时，领导层反而进一步收紧。而当我公开发声后，他们撤销了我健康公平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禁止我在学会内担任任何领导角色五年。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什么？

我曾录制一段视频，欢迎委员会成员参加我们的全国会议，并上传到视频网站，也分享到了委员会邮件列表。在视频结尾，我以美国儿科学会领导者的身份说：“今年的全国会议上，你不会看到讨论和直面美国儿科学会持续共谋的空间。我们身处一个为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提供资金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推动美国儿科学会，和那些受影响最深、处境最不利的社区站在一起，正视这些多重战线。”

几周之内，我就被指控违反“伦理”，并被置于一套纪律处分程序之下。这套程序放弃了正当程序原则，无视我对透明度的要求，也拒绝采纳其他学会领导者提出的、以修复而非惩罚为导向的建议。

当美国儿科学会董事会在2020年发布《真相与和解》声明时，曾提到1945年董事会的一段谈话。那段谈话对即将成为首批黑人会员的人附加了一个重要前提：“我向他们强调，如果他们当选，重要的是要做领导者，而不是推动者。”

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看到的美国儿科学会一直鼓励学术自由，也欢迎那些与组织使命一致的“推动者”。正因如此，如今学会领导层在以色列对加沙儿童和医护人员造成的种族灭绝性伤害问题上表现出的顽固，才显得格外令人震惊。这不仅激起道德愤怒，对我个人而言，更是一种深重的职业心碎。

在参加阿斯彭“上升”研究员项目期间，我读了几十篇论文、随笔和书摘，试图思考，与儿童和家庭同行的变革型领导力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过去两年里，最萦绕在我脑海中的，是厄休拉·勒古恩的短篇小说《离开奥梅拉斯的人》。

在这个故事里，一座充满欢乐、富足和希望的小城之所以存在，只因为有一个孩子被迫独自生活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储物间里：“所有人都知道，必须有这样一个孩子存在。有些人明白原因，有些人不明白，但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幸福……完全依赖于这个孩子可怕的苦难。”

在美国儿科学会，以及全国各地的医学、公共卫生和学术机构中，你可以因为倡议工作而获奖，可以被称赞为人权捍卫者，也可以提出诊断，描绘一个没有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的更好世界。但你不能为巴勒斯坦人发声。你必须看着那个身处黑暗无窗储物间里的巴勒斯坦孩子，什么都别说。

又或者，更糟的是——正如我在自己的健康公平之路上承认得太晚的那样，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竟然是被视为“领导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儿童，所有儿童，都应得到更好的对待。

儿科医生也应得到更好的对待，而不是面对一种组织领导层：它在公开场合挪用受压迫者的语言，在私下里却使用压迫者的手段。在《奥梅拉斯》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种交换。正如标题所预示的那样，总有人会离开这个被交易出来的乌托邦。如今，我发现自己也走上了这条路。

等我的会员资格到期后，我不会续会，除非现任首席执行官、现任董事会及其领导层，能够围绕健康公平、学术自由和诚信承诺，真正实现真相与和解。当领导者没有运用手中的权力去推动我们共同的儿童健康愿景，反而惩罚那些揭示其言行不一的发声者时，也必须有真正的问责。

当儿童的人性被大规模否认，当医护人员照护自己社区的权利也被压制时，我们已经看到，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道德勇气正让位于道德腐败。那些仍留在这些机构中的人，必须继续推动真正的清算，促成问责，捍卫学术自由，并把透明和正当程序写入制度。

但健康公平与正义的事业，从来不依赖这些机构。更常见的情况是，真正示范如何团结同行、如何成为变革先锋的，并不是医生，而是其他医护工作者。过去几个月里，在明尼苏达，我看到并参与了跨专业同事们的努力，在不依赖机构的情况下，共同回应我们社区的医疗需求。

我们并不需要美国儿科学会带领我们走向一个世界。正如詹姆斯·鲍德温曾说：“孩子永远都是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遍布全球。”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彼此作出承诺，打破对大规模苦难与死亡的习以为常。用我们的声音、时间、才能和金钱，去支持那些教育人、赋权人，而不是让人沉默、惩罚人的组织。在所有空间里为所有儿童发声，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让我们上桌，或试图把我们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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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Punished Me for Speaking Up About Ga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