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乡村地名标识建设的“脱域”困境及纾解策略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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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地名标识既是传统文化基因的载体，也是当代乡村治理的媒介。当前，由于城镇化冲击、标准化约束与现代性影响等多重因素，乡村地名标识建设面临跨地域化和象征化的“脱域”困境，具体表现为：标准化与在地化的价值冲突、文化传承与产业开发的伦理悖论、长效机制缺失引发的持续性危机、数字化与传统治理的脱域鸿沟、功能单一化与多元需求的结构性失衡。要纾解以上困境，就要强化村民在乡村地名标识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统筹乡村地名标识的标准化与在地化要求，提升地名标识数字化的乡村治理效能，建立乡村地名标识建设的动态调整机制。

关键词：地名标识；脱域；标准化；在地化；数字化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中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它承载着历史文化、地貌特征、地域特色等方面的信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2022年5月，民政部新修订并施行了《地名管理条例》，对加强与规范地名管理、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与人们生产生活等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7月，民政部部署实施了“乡村著名行动”，正式启动乡村地名标识设置的建设工作。2024年底，民政部联合其他三部门印发了《乡村地名建设指南1.0版》，进一步掀起了乡村地名“起名”“用名”“扬名”“著名”行动的热潮。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25年3月，全国累计规范命名67.4万条乡村地名，设置地名标志60.9万块，安装楼门牌2777万块，成效显著。但是，通过社会调研与田野调查发现，乡村地名标识建设存在明显的“脱域”问题。

“脱域”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在其著作《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抽离并通过抽象系统重构的过程，它包含专家系统和象征标志两个“脱域”机制。专家系统是指具有专业资质、科学知识与技术规范的相关组合体，如地理学、地名学、社会学、设计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知识组合体；象征标志是指能实现相互交流的媒介，能被共同认可的、标准化的价值符号体系，如货币、语言、交通信号等。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名标识建设的专家系统排他性与象征标志信任的分离，强化了现代性对乡土社会的解构与重组机制，使得乡村地名标识建设面临“地方性知识”消逝的“脱域”问题。

一、乡村地名标识建设面临的“脱域”困境

作为乡村地理空间的关键标识手段，乡村地名标识是空间记忆的铭刻与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是乡村社会得以延续与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石。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社会关系网络与乡村民众的集体情感记忆，在当代乡村治理与文化振兴中承载着多重使命。但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时空分离以及专家系统的影响和对象征标志系统的信任，乡村地名标识建设面临跨地域化和象征化的“脱域”困境。

（一）乡村地名标识建设的跨地域化问题

依据“脱域”理论，现代化进程将“抽离”各地域主体的地域性，使得长期研究或从事乡村地名工作的专家、社会管理机构及其他社会力量可以跨越地理差异而重新嵌套，从而形成乡村地名标识建设的跨地域化问题。

1.标准化与在地化的价值冲突

地名标识的标准化指的是为地名管理制定的国家标准，能够确保地名标识的统一性和可识别性；地名标识的在地化则强调地方文化的独特性，能够反映地域历史和文化特征。然而，在标准化地名标识建设过程中，专家系统可能对特定区域的了解并不全面，导致地名命名的规范性与地名文化的独特性之间产生矛盾，而这些“自上而下”的行政标准化与“自下而上”的文化在地化的价值冲突，正是产生“脱域”困境的根源。

标准化与在地化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传承与实用功能、历史深度与当代效率之间的复杂博弈。标准化命名虽保障了地名在数字化及行政管理中的高效流通，却可能以消解地方特色为代价。与此同时，在地化也有其不足的一面，尤其对于外地游客而言，那些相似的地名经常令人混淆。例如，哈尼梯田核心区域20公里内就有两个“大鱼塘”与三个“黄草岭”，它们虽然能让人直观地了解到当地的自然地理特征，但可能对外地游客理解和区分旅游目的地社会空间造成困扰。二是地名标识的实用功能与审美文化价值的失衡。标准化设计常强调字体、尺寸、材质的统一规范，追求清晰易辨的普适性，但这种“千村一面”的标识牌往往难以承载乡村特有的审美意趣与场所精神。

2.文化传承与产业开发的伦理悖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地名作为地域文化记忆的载体，其IP化进程成为连接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重要纽带。作为地名IP化的视觉呈现与传播窗口，地名标识设计既承担着传承地域文化基因、维系社区认同的使命，又面临着服务旅游开发、促进产业增值的现实需求。然而，在文化保护与商业利用的诉求下，乡村地名标识设计正陷入深刻的悖论：

一是文化符号的原真性保护与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开发的平衡问题，二是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传承与大众消费的同质化偏好的调和问题，三是社区主体的文化话语权与资本主导的开发逻辑的博弈问题。这些矛盾的本质，是文化伦理与商业伦理在乡村空间生产中的价值冲突，是地名IP化媒介在应用和信息的传递进程中突破时空限制的“脱域”表现。

3.长效机制缺失引发的持续性危机

随着乡村建设进程的加快，地名标识设计的短期化、同质化问题逐渐显现，不仅导致标识系统难以适应乡村发展的动态需求，更引发了地方文化传承断裂、公共服务效能弱化、空间治理秩序失衡三个方面的持续性危机。

一是标识的“去地方化”与记忆消解。乡村地名标识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文化叙事功能，但当前地名标识设计普遍存在“重形式轻内涵”的倾向，造成乡村文化基因断裂，削弱了村民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联结。

二是标识系统的“静态化”与适应性不足。乡村空间具有动态发展特征，人口流动、产业转型、基础设施升级等均会引发地名标识的功能需求变化。然而，当前乡村地名标识设计多停留在“一次性建设”阶段，缺乏长效的动态调整机制。

三是多方主体的“协同缺位”与责任虚化。乡村地名标识的长效管理需要政府、村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而当前治理体系中存在明显的责任分割与权力失衡。基层政府承担主要设计与建设责任，但缺乏对乡村实际需求的深入调研；村民作为主要使用者的话语权被边缘化，导致标识设计与实际生活场景脱节。

（二）乡村地名标识建设的象征化问题

依据“脱域”理论，“信任”是现代象征系统得以运行的社会黏合剂，因为“信任”消除了时空的复杂性，带来了“脱域”的象征化问题。

1.数字化与传统治理的“脱域鸿沟”

作为基层治理的空间符号载体，乡村地名标识既是地域文化记忆的物质呈现，也是乡村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随着智能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深度渗透，乡村地名标识设计正经历从“传统物理符号”向“数字化治理媒介”的转型。然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数字化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传统治理的在地性逻辑之间产生了显著的“脱域鸿沟”，即技术赋能的标准化、效率化诉求与乡村社会的文化嵌入性、治理复杂性之间的张力，不仅未能有效提升治理效能，反而可能加剧基层治理的“符号空转”与“文化割裂”。这一“脱域鸿沟”违背了通过数字技术促进产业升级、赋能经济增长、助力做好做大共同富裕“蛋糕”的初衷，达不到“共治富裕”“数智富裕”“数治富裕”的目标。

数字化治理在乡村振兴中面临的主要困境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供需错配、乡村社会结构对数字化能力的制约，以及数字化治理模式在乡村的隐性成本与风险。

2.功能单一化与多元需求的结构性失衡

传统地名标识的核心功能聚焦于“空间定位”，即通过文字、符号等元素传递地理方位信息，满足基本的导航需求。但在乡村振兴语境下，地名标识的功能需求已从“单一工具”向“多元载体”拓展。因此，乡村地名标识的设计逻辑既需回应传统标识“指位导航”的基础功能，也需契合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多元目标。然而，当前乡村地名标识设计普遍存在功能单一化倾向，与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游客、治理者等主体的复合需求形成结构性失衡。这种功能单一化倾向不仅削弱了标识的空间引导效能，更制约了其在文化传承、产业赋能、社区认同构建中的潜在价值，导致了三个结构性矛盾。一是文化表达功能的缺失与地域认同需求的矛盾。乡村地名往往承载着历史记忆、民俗传统与生态特征，但当前功能单一的乡村地名标识设计难以唤起村民的文化归属感，更无法向游客传递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二是产业服务功能的薄弱与乡村旅游发展需求的矛盾。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旅游、特色农业等产业融合发展，要求地名标识具备“场景化服务”能力（如指引民宿、采摘园、非遗工坊等位置），或提供农产品品牌信息（如“有机茶园产区”）。但当前标识系统仍局限于行政区域划分（如“XX村委会XX村民小组”），缺乏对产业空间的引导与商业信息的整合，导致游客“找景难”“消费难”，从而制约了文旅资源的转化效率。三是社区治理功能的空白与村民参与治理的需求被忽视的矛盾。地名标识作为乡村公共空间的组成部分，可成为基层治理的“微载体”，但现有标识设计多由政府部门单向主导，未纳入村民意见，既未考虑老年人、儿童等群体的使用习惯（如字体大小、方言或民族语言标注），也未设置互动性模块（如二维码反馈渠道），导致标识与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脱节，甚至因位置不合理（如遮挡农田、影响通行）引发村民抵触。

二、乡村地名标识建设面临“脱域”困境的原因

乡村地名标识是对乡村地域范围内地理实体的标记、说明和传播等方面的名称及相关信息的物质载体或数字符号，具有乡土性、文化性、经济性和引导性等特征。因受到城镇化、标准化、现代性等方面的影响，乡村地名标识的设计、命名与管理脱离了其原本的乡土文化、历史传统和社会治理效能而陷入“脱域”困境。

（一）城镇化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乡村人口数量急剧减少。《中国统计年鉴2025》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乡村人口7.90亿，占总人口的82.08%；2023年，我国乡村人口4.65亿，占总人口的33.00%。走出乡村、脱离乡村本土发展的人群主要是乡村受教育者和一些乡村精英、贤达等，他们也是乡村建设与发展的生力军和宝贵的人力资源。但城镇化的冲击不仅使得乡村“脱域”人口数量增加，也使得大量优质乡村人力资源“脱域”，出现人口结构空心化现象。留守在农村的多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儿童与老年人，他们缺少参与乡村地名标识建设的主动性，也很少关心地名标识的作用与影响；同时，受自身文化知识有限与乡村历史情结不坚定的影响，他们容易接受专家系统的权威建议，使得乡村地名在标识、设计、管理等方面出现“脱域”问题。在人口结构空心化的同时，许多地方也出现了空心村，为便于乡村治理，并村更名、合名等现象时有发生。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标识的应用，一些承载地方特色的乡村地名标识便逐渐淡出人们记忆。

（二）标准化约束

标准化的乡村地理标识有助于推进地名信息的精准化、地名标识的规范化、地名的可识别化，有助于提升地方管理效率。但标准化的要求也带来约束，致使地名标识的“脱域”现象进一步加剧。一是标准化可能消解在地化特色。如“王家屯”“李家庄”这类泛化名称虽简化了行政管理，却可能消解地方特色。当原生地名（如“卧牛岗”“桃花坞”）被取代，承载的历史记忆便面临断裂风险。根据集体记忆理论，地名是记忆的“物质锚点”，其文化意蕴的流失意味着乡村精神版图的萎缩。例如，“石板巷”更名为“旅游大道”，“竹子塘”改名为“生态度假村”等，这些地理标识的变更虽提升了商业辨识度，却可能导致村民“乡愁符号”的消解和乡村特色文化的消失。二是标准化可能推动地名标识建设主体的“脱域”。地名标识管理的规范化、统一化要求多由上级部门或外部专家主导，本地居民参与不足，也会导致地名标识建设主体的“脱域”困境。同时，现代乡村整体规划多采用通用或模式化的命名规则（如“XX冲”“XX庄”“XX屯”），缺乏对乡村的历史、方言、民俗、地貌等地方性知识的细致调研与吸纳，以标准替代特色。三是标准化忽视多功能需求。地名不仅代表一定地理空间的地理位置信息，也反映一定地理空间的人文信息，具有治理功能与经济价值，故苛求于标准化则难以有效实现乡村地名“名片”的多维功能。

（三）现代性影响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时间的虚化”与“空间的虚化”为现代性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时—空”分离与重构是现代性的动力机制。现代性的降临会孕育各种“缺场”要素，强化空间从地点的分离，因为“信任”而远离面对面的互动情势。现代化带来的新技术场景应用、乡村发展规划、价值取向的偏移等将会对乡村地名标识建设带来“脱域”问题。一是现代技术应用的影响。技术应用的标准化、编码化往往会消解地名文化的异质性。例如，地名的经纬度坐标与行政编码不仅会忽视乡村地名的家族记忆（如“李家坳”“王家祠”）、历史事件（如“红军渡”“烽火台”）、生态智慧（如“涝池湾”“风口梁”）等，消解乡村地名的文化叙事功能，导致“符号去意义化”，还会削弱村民对乡村地名的情感归属与认同。同时，技术效率导向的智能技术应用，削减了村民乡村治理的“过程性参与”机会，压缩了村民的参与空间，导致“技术治理去参与化”，从而出现治理“脱域”。二是乡村发展规划的影响。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离不开乡村发展规划。乡村发展规划不仅涉及产业发展、区域布局的规划，也涉及乡村地名标识的规划与调整。由于乡村人口结构的空心化以及在地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乡村居民在地名标识规划中缺乏话语权，只能被动接受专家系统提供的方案，从而导致地名标识的在地化特色缺失以及一些具有特色乡土文化的地名消失。例如，新建公路、铁路和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会导致乡村地理格局改变，使得相关地名发生变更或消失。三是现代性带来的价值取向偏离的影响。现代性的发展不仅影响了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条件，而且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活观念与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以及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转变的进程，导致地名标识中的官方语言或普通话文字难以替代方言地名、俗名等民间称谓，从而削弱了乡村地名文化的传承力。四是商业文化的冲击。许多乡村旅游区域地名被冠以商业化名称，如“生态度假村”“旅游大道”等，割裂了地名与农耕文明、乡土记忆的联系。

三、乡村地名标识建设“脱域”困境的纾解策略

乡村地名标识建设“脱域”困境是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变迁和乡村人口大量外流的结果，也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趋势。乡村地名标识建设“脱域”困境的实质是标准化的强势“在场”与本土化的黯然“缺场”、技术化的场景拓展与传统化的在场收缩、功能化的单一趋向与多元化的需求失衡。因此，要纾解乡村地名标识建设的“脱域”困境，就要强化村民在地名标识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在标准化和数字化建设中增强本土化，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一）强化村民在乡村地名标识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乡村地名标识建设出现“脱域”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本土化主体的“缺场”与象征化系统的“信任”。村民是地名标识建设的主要力量，他们不仅对地名文化、地名历史及地理内涵、地理特征等方面的内容非常了解，并且对本土地名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因此，乡村地名标识建设应激活原住民参与动力，动员他们为破解乡村地名标识建设的“脱域”困境贡献力量。一是吸引乡村原住民参与。乡村原住民中的一些老人对乡村地名历史有着较深入的了解，且他们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他们的加入不仅可以增强地名标识建设的本土特性，而且可以减少地名标识建设中的麻烦，提升村民的认同感与满意度。二是提高“脱域”人群参与乡村地名标识建设的积极性。乡村“脱域”人群大多常年在外且受到现代性的影响，但他们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乡村地名标识建设有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因此，建立与“脱域”人群的联系机制，加强与“脱域”人群的联系，有助于增强乡村地名标识建设的本土性内涵。三是加强地名标识建设的宣传。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与现代技术，对地名标识建设的重要性进行宣传，吸引村民广泛参与，使村民充分认识到地名标识建设的重要性。

（二）统筹乡村地名标识的标准化与在地化要求

乡村地名标识的标准化，是指在国家《地名管理条例》框架下，根据乡村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等特征对乡村各类地理实体进行统一、规范、系统的标识过程。乡村地名标识的标准化不是简单的“改名”、规范的标识牌、现代的编码符号，而是蕴含历史价值、乡土故事、建筑风格和特色图案等元素的规范化的标识过程。因此，要统筹乡村地名标识的标准化与在地化要求。一是建立乡村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评价机制。要通过“专家论证+村民参与”的方式，建立“乡村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确认机制，对具有重大历史、文化或情感价值的地名进行普查、认定和分级保护，确保其在标准化进程中不被轻易替换或简化。要从“历史真实性”（如是否承载移民史、战争记忆）、“文化独特性”（如是否为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读音）、“社区认同度”（如村民对地名的情感依赖度）三个方面评分，对高分地名（如≥80分）采用“原真性保护”，对低分地名（如≤60分）允许适度功能化调整。二是建立乡村地名标识设计的文化评价机制。可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活体传承”理念，对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的地名标识，建立设计方案的文化影响评估机制，禁止以商业开发为名的文化篡改。例如，对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的地名标识设计，应组织历史学者、民俗专家、社区代表等参与，确保设计方案符合文化语境的真实性。三是加强在地元素在乡村地名标识建设中的融入。在地名拼写规范上应遵循“底线规范+弹性设计”的原则：底线规范是国家层面的强制要求（如罗马字母拼写规则、基本安全要求等），而弹性设计则是地方文化的表达空间；在材质选择上应遵循就地取材原则，秉持生态环保理念，多选用本土材料（如安徽黟县宏村用青石板制作标识牌、云南丽江用纳西族传统木材制作标识牌）；在图案应用上可融入地域代表性图案（如河南的牡丹、江苏的稻穗、贵州的苗族银饰等），使标识牌成为“地方文化的视觉符号”；在字体选择上可采用书法艺术（如云南偏爱用《爨宝子》《爨龙颜》的字体、陕西与河南偏爱魏碑体等）或方言读音标注（如福建的闽南语拼音），保留地方语言文化的独特性。这种材料在地化、视觉图像在地化、文字在地化的地名标识，既遵循了国家标准，又较好地展现了乡土特色。四是创新“社区参与式设计”方法。要改变传统“自上而下”的设计模式，通过工作坊、访谈调研、文化协商等方式，将村民从设计对象转化为设计主体，使地名标识真正成为社区认同的载体。例如，在浙江松阳县平田村的地名标识设计中，设计师通过组织村民讲述村名由来的“故事接龙”活动，提炼出“云上平田”的核心意象，并结合村民手绘的村落地图进行视觉转译，既满足了旅游宣传需求，又强化了村民的文化自豪感。

（三）提升地名标识数字化的乡村治理效能

数字技术为村民参与乡村事务提供了新场域，拓展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乡村人口的“空心化”和乡村事务互动的“脱域化”已成为乡村治理的常态，而乡村标识管理是乡村治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数字化发展趋势下，要提升地名标识数字化的乡村治理效能，就要破解数字化带来的“脱域”困境问题。一是数字化设计要尊重乡村实际，满足多元主体了解乡村信息的需要。数字化标识具有信息承载量丰富的特点，多样化的数字化标识（如二维码、蓝牙信标、电子路牌）及多模态交互可满足多元主体的信息需求。例如，在突发事件中可以将数字化标识转换为安全警示、疏散路线指引、应急避难所导航的信息指引等，提升乡村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此外，在保留传统地名石刻、木牌等物理形态的基础上，乡村地名标识建设应附加“轻量化”数字功能：对老年群体采用语音播报（长按标识触发方言地名故事）；对年轻人提供二维码链接（包含地名文化视频、族谱图谱等深度内容）；对外地游客则可以标注手绘地图与实景照片。同时，利用“适应性技术”降低使用门槛。例如，采用太阳能供电，解决山区电力不足问题；开发离线版地名查询小程序，适配网络薄弱区域。二是通过“技术+文化”的融合设计，增强地名标识的文化赋能功能。通过“技术+文化”的融合设计，乡村地名标识数字化建设可重构地名意义，将历史文化、乡村美景、乡村特色产品等内容嵌入微型传感器，进而将数字化标识转化为文化传播和产业宣传媒介。当游客靠近时，这些传感器能自动播放相应音频材料，加强地名文化记忆与传播，宣传乡村产业元素，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三是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设计机制，提升协同治理效能。要打破“政府主导方向—公司技术执行—村民被动接受”的单向模式，建立“村民—村干部—技术专家—政府决策”的多元主体参与的数字化标识设计机制，提高村民、村干部参与标识管理的积极性，强化基层治理的情感联结与合法性基础。在设计阶段，通过村民议事会收集地名文化故事，确保数字化标识包含“村民想知道的信息”；在维护阶段，培训村民担任“数字网格员”，负责上报标识故障、更新本地信息；在评估阶段，引入“数字包容度”指标，定期调查老年群体、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使用体验，动态调整技术方案。通过参与式治理，让数字化地名标识从“政府的工具”转变为“村民的伙伴”，提升协同治理的参与感、满意感。

（四）建立乡村地名标识建设的动态调整机制

地名具有稳定性，但乡村地名标识建设并非“一建不变”的静态工程，而是需要根据乡村物理空间的变迁、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标识生命周期的变化、乡村管理需求等因素进行持续维护和动态调整，以确保乡村地名标识的生命力和实用性。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乡村地名标识建设不仅关乎地理信息，还关乎国家领土安全、外交、国防、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等问题。因此，地名标识建设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严格按照《地名管理条例》进行调整。二是坚持以文化保护为核心。要树立文化赋能理念，加强文化保护，建立“地名文化数据库”与活态传承机制；要通过开展乡村地名文化普查，建立包含地名起源、历史沿革、文化符号、民间故事等要素的“地名文化数据库”，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地名实施分级保护，对必须更新的标识则要求通过“新旧地名并存”的方式延续记忆。三是构建“需求响应型”的标识动态调适机制。要针对乡村空间动态特征，建立弹性化的功能适配机制；要推行“多场景标识设计”，根据乡村生活区、生产区、游览区等不同功能区的需求差异定制标识功能模块。生活区重邻里交往，如标注“村民议事点”“便民服务站”；生产区突出产业指引，如“茶园采摘区”“果蔬直销点”；游览区强化文化体验，如“古树传说”“非遗工坊”二维码导览。四是建立与健全多元共治框架。要构建与完善“政府引导—村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框架，明确各方权责，形成协同管理格局。具体而言，政府层面应出台《乡村地名标识设计导则》，明确文化保护、功能适配、材料选择等强制性标准，并将标识维护纳入乡村公共服务考核体系；同时设立专项基金，保障标识的日常管护与更新经费。村民层面则通过村民议事会、设计工作坊等形式参与标识设计全过程，如在村规民约中加入“地名保护条款”，由村民推选“地名文化守护人”，代言村民参与地名标识的建设与监督。社会层面可引入专业设计团队与高校科研力量，开展“在地化设计”培训，提升村民对地名文化的解读与转化能力，同时鼓励企业、公益组织通过冠名赞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标识维护，形成“共建共享”的长效模式。

乡村地名标识建设的“脱域”困境，本质上是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下地方性知识面临挑战的一个缩影。要摆脱这一困境，关键在于重拾“地方感”。充满乡情的乡村地名标识，应该像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样，它不仅是地理名称、导航符号，更是乡愁的载体、文化的种子、历史的传递、特产的代表。它应该让村民感到亲切与自豪，让外来者一眼就能触及这个村庄独一无二的灵魂。

作者：蒋剑平

来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6年1月

选稿：耿 曈

编辑：杜佳玲

校对：潘艺佳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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