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定制“素质”，综合素质评价为什么跑偏？

新华每日电讯日前曝光了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乱象：线上平台公开售卖综评“代填”服务，“一对一定制、全程保密、支持加急”，花几百块就能拿到一份“包满意”的综评报告，年销量上万份。甚至有机构推出“专利申请”“竞赛规划”等高端套餐，声称“可助力升学加分”。

看到这个新闻，我的第一反应不是震惊，而是——这有什么新鲜的？

花钱定制“素质”，出国留学圈早就玩透了

伪造实践经历、批量生产公益服务，包装科创比赛与活动获奖，这一套操作在出国留学行业里至少存在了二十多年。

美国大学重视“综合评价”，看成绩之外的东西，课外活动、科创能力、领导力，于是国内诞生了一个庞大的留学背景包装产业。留学申请文书有人代写，课外活动有人设计，志愿服务有机构“安排”，甚至连“创业经历”都可以定制——交钱就能当某个公益项目的“联合创始人”。

更神奇的是利用文化差异的各种国际大赛包装。只要有钱，在洛杉矶雇佣几个五六线演员、导演配合演出，摇身一变就能成为某个全球青少年影视大奖“金奖”获得者。租用联合国会场，花几千美元劳务费雇佣几个“大使”出席，就变成在联合国重要会议发表演讲等等。

于是，国内中小学推行综合素质评价后，综合素质评价就批量出现了商业包装乱象，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并非今天才有。

只要你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市场就会迅速产出对应的“商品”。

不是招生制度有问题，是功利文化扭曲了一切

很多人对以分数为核心的中高考制度口诛笔伐，似乎不唯分数，搞综合评价就可以改变包括应试教育在内的各种问题。

结果综评更是一地鸡毛，作伪做假，连基本公平也无法保障。国务院给全国人大作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情况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如何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更好地使用综合素质评价！

很显然，问题的根源不在某一种具体的招生制度，而在于功利文化本身。

你用分数评价，家长就拼命追分数，于是有了应试教育；你用综合素质评价，家长就拼命“造素质”，于是有了今天的高价定制“综评”；你把体育纳入中考，家长就把体育变成应试训练，中考体育冲刺营遍地开花——体育考试本意是让孩子动起来，结果呢？孩子只练考试项目，考完立刻又不动了。

无论你换什么评价方式，功利都会像水一样渗透进去，找到每一条缝隙。

同样文化背景的韩国面临与中国几乎一模一样的教育问题：韩国的课外补习支出连年创新高，2024年已超过27万亿韩元，首尔大峙洞的补习街规模堪比一座小城。

也因此，中国人到了美国、英国、加拿大还是这一套打法：学而思很早就在旧金山设立学校，纽约法拉盛的华人补习班近年大幅增长，当地媒体甚至专门报道“中国式补习文化正在改变社区面貌”。原因就是中国人多了。

法拉盛领航补习中心 图：纽约时报

伴随华人走遍全世界的培训班与应试训练的兴盛，说明了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事实：“应试教育”兴盛，学习负担的沉重，根子不在考试制度上，而在我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以及功利应对上。

不是因为有了中高考才有应试教育，而是因为功利算计的存在，任何一种评价方式都会被应试化。你取消中高考，换成综合评价，综合素质就会出现应试化，功利应对不会消失，只会换一个出口。

所以，中高考制度的确存在唯分数的问题，但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中高考制度身上，动辄就要改革，似乎一改就灵，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就如当下推行综合素质评价带来的一地鸡毛一样。

对比综合评价，中高考至少有一个优点：相对公平。一张卷子面前，不看你家有没有钱请中介包装“素质”。一旦引入大量主观评价，“综合素质”反而给了有资源的家庭更多操作空间，最终受伤的是那些没有资源的普通家庭的孩子。

教育改革要实事求是，不能理想化

功利文化，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中国社会的功利文化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绵延数千年。这不是道德问题，是生存逻辑。指望通过道德教化、舆论呼吁来消除功利，是不现实的。喊一百遍“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也改变不了家长看到“综评与升学挂钩”时的第一反应。

既然功利文化短期内改变不了，那政策制定与各种改革就必须正视它的存在，而不是假装它不存在，只讲理论正确，只讲应该。

这些年我们的一些教育改革，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改革，频繁出现纠偏。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毛病反复出现：理想化，只讲应该。你不能假设所有家长都有正确的教育观，不能假设所有学生都会主动追求全面发展，更不能默认大家不功利，不钻空子。

好的制度设计，是实事求是，基于我们的国情文化基础，找到一个现实可行的妥协方案——虽然不完美，但却是最实用的，既推动改革方向，又不给功利留下太大的操作空间，最大程度减少改革成本。

综合素质评价改革的教训再次证明：理想很重要，但如果脱离了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尤其是功利文化的现实，再好的理想也只会被功利消解，最终伤害的恰恰是改革本身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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