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江溯｜论法教义学与制定法的互动关系

论法教义学与制定法的互动关系

——以刑法再法典化为视角

江溯

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　依据规范与事实的距离，规范形态存在着"判例法/类推方法""法教义/演绎方法"两种理想类型。在比较法上，《德国刑法典》与《模范刑法典》都是在两种理想类型之间的光谱上追求"黄金比例"的法典编纂尝试。前者更注重条文的抽象性，从而为刑法教义学留存了较大的作业空间；后者则强调条文的具体性，追求刑法典自身的完备性与明确性。我国刑法再法典化需要在有原则的实用主义的指引下，建设一部全面的刑法典，推动已然形成共识的法教义与裁判规则积极地进入法典，纾解司法者的论证负担。

关键词 再法典化 有原则的实用主义 法教义学 模范刑法典

一、规范形态的两种理想类型

依据规范与事实的距离，规范形态存在着"判例法/类推方法"与"法教义/演绎方法"两种理想类型，其根本差异在于：司法者适用规范作出裁判是否需要借助于法教义学的辅助。现实的法典编纂实践呈现为两种理想类型之间的连续性光谱，理想的法典应在两者之间寻求"黄金比例"。

二、两种比较法样本

《德国刑法典》高度接近"法教义/演绎方法"的理想类型，追求法典嵌入更大的"概念金字塔"体系，教义作为法外材料享有法源地位。其有意抑止完备性，牺牲明确性以换取教义学解释空间与灵活性，是"学者友好型"法典——学者享有优越地位，法官需先成为法教义学者。

《模范刑法典》则在有原则的实用主义指引下，更趋近"判例法/类推方法"一端，追求法典自身的体系性，体系具有归纳色彩与可变通性，具有极高完备性与明确性，法典自成一体、独立运作。其是"法官友好型"法典——为司法实践提供全面指南，降低适用门槛。法教义内置，尽量将核心规则写入法典条文。

三、我国现行刑法的运行困境

我国现行刑法延续了"宜粗不宜细"的起草风格，高度贴近德、日刑法典的运行模式，但缺乏德、日配套的制度支撑（如德国的评注通说机制、日本的判例拘束机制）。实际困境表现为：理论上的学派之争未能有效形成通说，司法者反而承担选择特定方案的论证负担；司法解释效力高于刑法本身，导向"法条虚无主义"；指导性案例缺乏明确规范效力；"不患规则缺失，而患规则过多"，缺乏能"一锤定音"的规则指引。

若继续沿袭德、日模式，将消解再法典化的必要性——既然现行立法已可通过教义学解释运行，则再法典化仅沦为条文技术性完善。

四、再法典化的路径选择：有原则的实用主义

再法典化的核心动因在于实现刑法典自身的体系化，为司法实践提供全面、统一的判断框架——这一任务无法由教义学解释与局部刑法修正完成。法教义与法典的关系上，应推动已形成共识的法教义更多地进入法典而非作为法外材料存在。将法教义直接转化为立法条文，是对司法者最彻底、有力的约束方式。

五、三条具体编纂方法 （一）确保立法原意的可见性

条文越具体，立法者价值判断越明确，司法者无需再作额外价值权衡；应避免简单罪状，通过具体构成要件具象化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例如故意杀人罪应区分蓄意谋杀、激愤杀人、得嘱托杀人等不同行为类型，而非笼统规定。

（二）推动共识进入刑法典

不能以特定问题存在争议为由拒绝规定，至少应将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最低共识载入法典，为司法提供指引并为教义学发展提供素材。例如被害人承诺的体系定位虽有争议，但其应阻却可罚性的条件已形成共识，应入典。

（三）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条文设计不应止步于立场宣示，应载明具体微观问题，确保司法者能直接适用而无需回溯教义学讨论。例如共同犯罪立法应明确采取何种犯罪参与体系，并规定纯正身份犯共犯等具体问题的处理规则。

六、结论

我国刑法再法典化应以有原则的实用主义为指导，建设一部全面的刑法典，追求为司法实践提供统一、协调的规则体系；着重吸纳既有法教义与实务规则进入法典，促成刑法典的完备与明确；在《模范刑法典》基础上保留一定的抽象性，方能达致"黄金比例"——既纾解司法者论证负担、确保裁判稳定性，又为学术参与预留必要空间，以灵活应对社会变迁。

核心法条索引

《刑法》第20条（正当防卫）、第232条（故意杀人）、第25-29条（共同犯罪）；《德国刑法典》第211-216条（杀人罪）；《模范刑法典》第210条等

原文来源：《法治研究》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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