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写出《天工开物》的明朝科学家，却被历史遗忘了400年

公元1637年，江西分宜。

一个50岁的男人坐在书斋里，面前摊着一摞厚厚的书稿。书稿上密密麻麻写满字，还画着各种器械的图样——纺织机、水车、风车、窑炉、冶炼炉、钻井架。他叫宋应星，一个屡试不第的举人，一个小小的分宜县教谕（县学老师）。他此时刚刚完成一部书，书名叫《天工开物》。他在序言里写道：“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意思是，他把农业放在前面，把珠玉放在后面，因为五谷比珠宝更重要。

他不知道，这本书将在几百年后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他更不知道，这本书在他的祖国几乎失传，却在日本、欧洲被奉为经典。他的晚年，明朝灭亡，他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书稿散失。他去世后，他的名字被历史遗忘，连生卒年都成了谜。直到民国时期，地质学家丁文江从日本学者手中看到《天工开物》的日文版，才惊呼：“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书！”他是一位被历史弄丢了的科学家，一个被科举耽误的天才，一个生前默默无闻、死后被世界追捧的悲剧人物。今天，咱们把宋应星被遗忘的故事翻出来，看看这个“中国古代达芬奇”到底有多牛，他的书又经历了怎样的颠沛流离。

一组数字：6次科举落第，48岁当教谕，50岁写成《天工开物》，80岁去世

宋应星1587年出生，江西奉新人。他从小聪明过人，能过目成诵。他跟他哥哥宋应昇一同考中举人，当时被称为“奉新二宋”。那一年，他才28岁。此后，他进京考进士，一考就是十几年。他考了6次，6次都落第。他心灰意冷，对科举彻底绝望了。他不考了。

他为什么考不上？不是他学问不行，是他不读死书。他喜欢观察事物，喜欢琢磨工艺、器械、农耕。这些东西，科举不考。他沉迷于“奇技淫巧”，在考试中自然吃亏。可他不在乎。他在赴京赶考的路上，走遍了各地的田野、工场、作坊。他看到了农民的艰辛，看到了工匠的智慧，也看到了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落后。他决定写一部书，把这些技术记录下来，传给后人。

《分宜县志》记载，宋应星48岁那年，被任命为分宜县教谕。这是一个很小的官，管县学的。他不嫌官小，他嫌时间不够。他白天教书，晚上写书。他的书桌堆满资料，他的墙上贴满图样。他写信给各地朋友，让他们帮忙采集农具、机械的尺寸和用法。他不怕麻烦，只怕不准确。他用了两年时间，写成了《天工开物》。

他在序言里写道：“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甑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有些人夸夸其谈，没见过枣花梨花，却敢猜测楚国的萍实；没见过锅碗的模子，却大谈古代青铜器。他讽刺那些脱离实际的读书人，说自己是个“大丈夫”，不空谈，只实干。他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这本书跟科举考试没有半毛钱关系。他很清楚，这本书不会让他升官发财。可他就是想写。不为功名，只为记录。

那个“被忽略”的真相，这本书在中国失传了

《天工开物》出版后，在明朝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清朝建立后，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对科技类书籍也不重视。《天工开物》在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时，没有被收录。它渐渐被遗忘了。到清末，《天工开物》在中国的原版几乎失传。学者们只知道有这个书名，却看不到书。

可它在国外却火了。18世纪，日本学者从中国带回《天工开物》，将它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广为流传。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很多人从这本书里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因为它记载的许多技术，与西方的机械原理相通。19世纪，法国汉学家将《天工开物》翻译成法文，在欧洲引起轰动。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引用过《天工开物》的内容。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多次引用《天工开物》，称宋应星是“中国的狄德罗”。

《天工开物》记载的农业技术，如水稻育秧、蚕桑养殖、甘蔗制糖等，被日本、欧洲的农学家借鉴；记载的冶炼技术，如钢铁、铜、锌的冶炼，被欧洲的冶金学家推崇；记载的机械技术，如风车、水车、纺织机，被后来的工业革命所吸收。它的内容，领先世界一百多年。

可在中国，它差点失传。直到民国初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日本图书馆里发现了《天工开物》的日文版，才惊觉这是中国先贤的著作。他写信给国内学者，呼吁寻访原版。后来，一部明刻本《天工开物》在苏州被找到，这才让这部书“回归”祖国。如果不是丁文江，我们可能至今都不知道宋应星是谁。

那个“反清”的真相，是他最后的骨气

明朝灭亡后，宋应星没有投降清朝。他回到江西老家，隐居不出。他的哥哥宋应昇，在清军攻陷奉新时投井自杀。宋应星悲痛欲绝，从此不问世事。他拒绝清朝的征召，靠种田、教书为生。他的《天工开物》第二版，是在清初雕刻的，可他删掉了原序中“崇祯”的字样，显然是不愿留下明朝的年号。他小心翼翼地活着，可他的骨气没丢。

晚年，他修订了《野议》《论气》《谈天》等著作。这些书，如今也失传了。他临死前，把自己的所有著作整理成集，藏在祠堂的夹墙里。他怕清兵发现，怕文字狱。他死了，他的书也“死”了。直到民国时期，他的后人翻修祠堂，才从墙里发现了这些珍贵的手稿。

《奉新县志》记载，宋应星“明亡后，不仕，隐于乡里，以著述自娱”。他隐居了三十年，活到了80多岁。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摞书稿。他死前的最后一天，还在修改《天工开物》的插图。他怕后人看不懂，把每个零件的尺寸、角度都标得清清楚楚。他的严谨，他的执着，他对知识的敬畏，让人动容。

那个“被低估”的细节，每一幅插图都是他自己画的

《天工开物》里的插图，都是宋应星亲手画的。他不是画家，可他画得很认真。他画纺车，齿轮咬合一丝不苟；他画冶炼炉，火焰走向一目了然；他画钻井架，滑轮组构造清晰可见。他不是画艺术，是画科学。他画的是“说明书”，每一幅图都是一项技术的说明书。后人只要照着图，就能复原出古代的机械。

这本书里记载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涉及农业、手工业、矿业、冶金、陶瓷、纺织、造纸、兵器等几十个领域。每一项，他都亲眼见过、亲手测量过。他写“制墨”，从采松、烧烟到和胶、压模，一步步写；他写“酿酒”，从制曲、发酵到蒸馏、勾兑，一步步写；他写“养蚕”，从选种、孵化到上簇、采茧，一步步写。他是那个时代的“工匠精神”代言人。

他在《天工开物》里写：“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横游蓟北。”他觉得，自己生在了一个好时代，天下太平，物资流通，他才能到处考察、写书。可他不知道，他写完书的第二年，明朝就亡了。他的“盛世”，只是回光返照。

那个“被遗忘”的细节，99%的人不知道

宋应星的墓在哪里？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他的家乡奉新有“宋应星墓”，很小，很简陋。墓碑上刻着“宋应星之墓”。每年清明，几乎没有人去扫墓。他被历史遗忘了，可他的书，在世界各地被翻译、被引用、被研究。

1952年，苏联《大百科全书》收录了“宋应星”词条，称他为“中国伟大的科学家”。1956年，丁文江等人编印的《天工开物》在中国重新出版。1975年，日本学者薮内清翻译的《天工开物》日文版，在日本再版。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天工开物》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他活过来了，可他已经死了400年。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里写了最后一句话：“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他早就知道，这本书不会让他当官发财。他不在乎。他只在乎，这些技术不要失传，这些智慧不要被遗忘。他的愿望，实现了。他的书，救了无数人——种田的农民参照他的技术，产量翻倍；炼铁的工匠参照他的方法，质量提高；制盐的盐工参照他的工艺，效率提升。他用一本书，养活了一个时代。可这个时代，忘了他。

那个“被神化”的人，到底该怎么看？

宋应星被低估了。在世人眼里，他只是一个“举人”，一个“小官”。可他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与张衡、祖冲之、沈括并列。他的《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最后一部集大成之作。他把千百年来农民、工匠的智慧，用文字和图画保存了下来。他是那个时代的“记录者”，也是那个时代的“预言家”。他预言了技术的重要性，可他的预言，直到他死后几百年才被验证。

他不是伟人，他是一个“痴人”。他痴迷于技术，痴迷于记录，痴迷于传承。他痴了一辈子，写下一部书。他的书，救了无数人，可他自己，却穷了一辈子。他不是成功的典范，他是一个悲剧英雄。他的成功，是在他死后几百年才到来的。他等不到，可他种下的树，后人乘了凉。

今天，当我们翻开《天工开物》，看到那些古朴的插图，读着那些精确的文字，可曾想过——400年前，一个人在油灯下，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这些。他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传”。他传给了后人，后人传给了我们。我们是他的后人，我们有责任记住他的名字。

那个“被治愈”的细节，藏在江西奉新的风里

公元1666年（约），宋应星病逝于奉新，终年80岁。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一支笔。那是他写《天工开物》的笔，笔杆磨得锃亮。他用这支笔，写下了18卷书，画下了123幅图。他也用这支笔，写下了自己的寂寞。他的笔，停了。可他的书，还在。

他的孩子，叫《天工开物》。350多年了，还在被人读。他的技术，还在被人用。他的故事，还在被人讲。他的“科举失败”，还在被人笑。他的“科学家”之名，还在被人赞。他死了，可他没死。他的书，还在拯救苍生。

今天，走进中国科技馆，你会看到《天工开物》的手稿复制品。它的旁边，是现代的航天模型、高铁模型。从木牛流马到高铁飞机，中国人用了五百年。这五百年里，有多少像宋应星这样的人，在油灯下默默记录？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科技强国”，他们只知道——这些东西有用，后人用得着。他们记下了，我们才有了根。他们的墓前，风在吹。风里，有他们的低语。低语声里，藏着六个字——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是的，与功名无关，与苍生有关。

参考资料：《天工开物》《奉新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工开物研究》《宋应星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