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吹堂吉诃德了！西班牙学者怒揭老底：这家伙可害人不浅

如果说西班牙有两个西班牙，那么这位拉曼查侍从代表的，是其中更健康、更温和、也更充满可能性的那一个。

它真正进入西班牙巴洛克经典谱系，与洛佩·德·维加、贡戈拉、卡尔德隆并列，还要等到150年后。直到1781年去世的巴伦西亚启蒙学者格雷戈里奥·马扬斯展开研究，才重新肯定了一个更接近新古典主义、在形式上也更为突出的塞万提斯。

不过，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堂吉诃德》，那个在学校里被一代代教授、在全球想象中已成为象征的《堂吉诃德》，其实是19世纪塑造出来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来自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和“九八一代”思潮的结合。正是在乌纳穆诺、阿索林和奥尔特加等人的阐释下，这个人物被固定为一种充满悲剧张力的形象，成了“西班牙民族灵魂”的模具，也成了“理想与现实”对立的象征。

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堂吉诃德主义”。这个概念又被反向投射到更早的历史中，仿佛足以覆盖整个西班牙历史——一段总是悲剧性、总是未竟的历史。对此，或许也可以借用作家若热·德·塞纳评价与西班牙如同孪生兄弟的葡萄牙时说过的话：“我们总是拥有伟大的人，只是他们出生在错误的地方。”

不久前，我重读了《堂吉诃德》。这一次，我似乎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上，于是这个“堂吉诃德主义”突然让我有些烦躁。

我不妨直说：这一次，我不太喜欢堂吉诃德。或者更准确地说，当这个人物真正成为堂吉诃德时，我会被他打动，虽然并不会因此发笑；可一旦他退回阿隆索·吉哈诺的阴影里，我就觉得他傲慢、爱训人、带着阶级优越感，像一个陷在自身无足轻重和贫困意识中的临床性抑郁者。

乔治·奥威尔受制于19世纪流传下来的那套陈词滥调，曾说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堂吉诃德和一个桑乔·潘萨，而我们必须决定自己想成为谁。当然，这种说法默认了：我们身上更好的一面倾向于“愁容骑士”，而更低下、更圆滑、更卑微的一面，则把灵魂拉向那个侍从。

我并不确定这种看法是否成立。比起桑乔主义，或者暂时为了避免误解而说“桑乔·潘萨主义”，“堂吉诃德主义”对西班牙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

的确，“堂吉诃德主义”为失败、自杀式的个人主义，以及对最抽象原则毫不妥协的捍卫赋予了声望。这些特征既属于塞万提斯所处的时代，也在此后几个世纪持续塑造着西班牙的民族想象，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都深受其影响，政治斗争也不例外。

西班牙那些最“堂吉诃德式”的时代，往往也是最暴力、最令人挫败的时代。这个国家常常以同风车作战为荣，而欧洲却在制造风车。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中，许多原本拥有理性、稳妥计划的男女，被粗暴地推向疯狂。

与堂吉诃德相比，桑乔·潘萨在我看来不仅无害，而且常常暗藏颠覆性。当他沉溺于爵位和收入的幻想时，当然也很“西班牙”；但问题在于，他几乎总是在这种“成为西班牙人”的计划中失败，就像他的主人总是在那套离奇的“骑士化”计划中失败一样。

恰恰是在他无法成为那种“西班牙人”的时候，桑乔显得极不循规蹈矩，甚至近乎超前：在一个排外而带有宗教裁判所气息的世界里，他对陌生人宽容；在一个自私而残酷的世界里，他对动物抱有同情；在一个等级森严、虚伪做作的世界里，他又对权贵充满尖刻的嘲讽。

比如，他在离开巴拉塔里亚岛后与摩里斯科人佩德罗·里科特重逢；又比如，在水磨坊那场冒险中，他为自己的灰驴落泪；再比如，在公爵夫妇的宫殿里，这位侍从一次又一次让骑士那种恭顺、近乎谄媚的礼貌显得尴尬。

如果说西班牙有两个西班牙，那么在我看来，桑乔代表的是其中更健康、更温和、也更充满可能性的那一个。那是一个民间的西班牙，一个总是被精英背叛的西班牙。它内部当然包含着佛朗哥式“被动革命”的人性材料——借用比利亚卡尼亚斯那部杰作的标题来说——但同时也保留着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抵抗基础，在这种基础上，过去和现在都容纳得下其他可能的国家形态，也容纳得下在一个共同欧洲中彼此汇合的多个民族。

这个历史性西班牙的问题之一在于，身处其中的所有人——包括左翼的“桑乔们”——一旦遭遇内战式危机时刻，都想把自己变成堂吉诃德，都想表现得像堂吉诃德。

近几十年来，西班牙已经开始制造风车，也制造太阳能板。它拥有全球第九好的公共医疗体系，也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

它的犯罪率在欧洲大陆最低之列，器官捐献率和整体社会互助水平则位居前列。在性别平等、性自由和反种族主义等各类排名中，它也都处于领先位置。

如今，西班牙已经充分融入欧洲，成为欧盟在经济、政治和伦理层面的重要支点之一。与全球趋势相反，它至今仍是一个相对稳固的自由民主国家，现政府则带有某种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

我们知道，这些仍不充分的成就，如今正受到国内外新法西斯主义冲击的威胁。但也正是这些成就，第一次让我们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接近塞万提斯的这部杰作，摆脱“九八一代”和佛朗哥主义留给我们的那套解释框架。那套框架把《堂吉诃德》以及堂吉诃德本人，理解为“民族灵魂”的柏拉图式理念，理解为我们历史中痛苦的自我沉溺，也理解为我们命运中那种个人化、失败主义的英雄主义。

正如切斯特顿所说，一部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会在每个时代说出不同的话。《堂吉诃德》也许已经无法像1605年那样让我们发笑，但它也没有必要像1905年那样让我们落泪。

它不仅仍然让我们思考——正如一切在历史时间中层层烘焙出的千层酥作品那样——也在提示我们新的道路，召唤我们重新肯定新的形象。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继续玩“几个西班牙”的游戏，那么至少可以说有三个。第一个西班牙是堂吉诃德，第二个是桑乔，第三个则是“桑切斯”。这个极具西班牙本土色彩的姓氏，意为“桑乔之子”，它不仅指向现任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也指向那个艰难的西班牙：一个在诸民族之间压低争吵声的西班牙，一个能为怪人异士提供容身之所的西班牙，一个推动移民合法化、捍卫国际法、反对战争的西班牙。

这个西班牙，在国境之外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赞赏，尽管这种赞赏未必完全准确，但至少出于一种体面的理由。归根结底，这也是一个正受到威胁的西班牙，因为总有人想重新恢复强者的虚张声势、弱者的忧郁情结，以及帝国留下的道德污泥。

如果非要在堂吉诃德和桑乔之间做选择，那最好选桑乔。但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撇开这种二元对立来重读《堂吉诃德》，那么更好的选择就是“桑切斯”。

我们的朋友霍纳坦·莫里切曾以一种悲喜剧式却又准确的方式高声赞美它。而今天，我们不仅要捍卫它，抵御新帝国主义右翼及其各种“特朗普主义”，也要防备左翼中的“更左翼派”、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甚至佩德罗·桑切斯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