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弗利山庄富二代弑亲，1400万遗产引爆血案

家住加州比弗利山庄北榆树大道722号的梅内德斯夫妇，总是骄傲地宣称他们是一个完美的成功家庭，不容许他们的生活里出现一丝“失控”。

何塞·梅内德斯（Jose Enrique Menendez）先生在好莱坞的一家名叫LIVE Entertainment的公司做CEO，同时也是制作了电影《第一滴血》和《终结者》的Carolco电影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有认识何塞的人认为，他具有攻击性、甚至有些冷酷无情。他16岁从古巴来到美国，他的姓氏源自西班牙一个显赫的百年家族。这个家族，世代对成功很执着，这也赋予了梅内德斯先生为了目标不择手段的悍劲。

在工作中，他有极强的控制欲，在《第一滴血》的拍摄过程中，他甚至对影星史泰龙口不择言，几乎不容许任何人忤逆他的意志。

梅内德斯太太（Mary Louise Andersen），大家都叫她“凯蒂”，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中产家庭，曾是一位选美冠军。

凯蒂和何塞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读书时相识，毕业就结婚，早年也是一对令人称羡的佳偶。但在这座九百平米的地中海风格豪宅里，凯蒂早已不复当年的光彩，变得憔悴而神经质。她服用阿普仑等处方药维持表面的平静，在独处时就靠酗酒排解怨气。

梅内德斯夫妇有两个高大英俊的儿子。哥哥莱尔（Joseph Lyle Menendez）出生于1968年，时年21岁，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

弟弟艾瑞克18岁，即将去家附近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商学院。

（左边是弟弟艾瑞克，右边是哥哥莱尔）

这对夫妇要求两个儿子必须是网球冠军，必须进入普林斯顿、UCLA这样的名校，必须像精密的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完美无缺。梅内德斯先生深信，他的儿子们绝对是整个比弗利山庄最无可挑剔的精英继承人。

（从左到右：莱尔、父亲何塞、艾瑞克）

梅内德斯一家拥有美国商业名流想要的一切：千万财富、显赫的地位、豪宅豪车与完美的继承人，但也藏着持续十几年的黑暗秘密。

（从左到右：艾瑞克、父亲何塞、莱尔）

1989年8月20日，在一个闷热的星期天晚上，在这栋豪宅的影音室里，发生了一件让全美国都惊掉下巴的血腥惨剧，也逐渐揭开了这个秘密。

当夜幕降临，比弗利山庄的街道安静得只有蟋蟀的叫声。

晚上十点刚过，吃完草莓冰淇淋的梅内德斯夫妇正窝在影音室的真皮沙发上。电视里录像带放着詹姆斯·邦德的电影《海底城》，梅内德斯先生把穿着真丝袜子的脚随意地搁在了咖啡桌上，眼皮已经开始打架。梅内德斯太太坐在他身边，半梦半醒。

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家庭电影之夜。

就在这时，那扇通向庭院的法式双开门外，传来了极其轻微的脚步声。两个黑影，正端着莫斯伯格泵动式霰弹枪，幽灵般地来到法式门前。

门，并没有锁。

砰！

震耳欲聋的一连串巨响，瞬间击碎了北榆树大道的宁静。被吓了一跳的邻居看了一下时钟，10点刚过。邻居开始以为是猎枪声，但转念又觉得，是谁家在放中国爆竹，毕竟在这样的街区，出现猎枪声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这不是爆竹声，也不是电影特效，何塞甚至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一眼是谁打扰了他的好梦，巨大的枪管就已经抵在了他的后脑勺上，无情地扣动了扳机。

根据尸检报告的描述，这处骇人的枪伤导致何塞的“大脑基本被掏空”，呈现“爆炸性身首异处”的惨状。何塞总共身中五枪，头部受到近距离致命射击，胸部、上臂、左肘及左大腿均被击中。

被惊醒的凯蒂试图逃跑，却发现另一把枪已经逼近她的脸部。她本能地跳起来并举起一只手试图保护自己，但巨大的冲击力将她掀翻在地。凯蒂倒在丈夫脚边几英尺外，面部骨骼全部碎裂，大部分牙齿被击碎，面容已完全无法辨认。她总共身中九枪，其中一枪几乎打断了她的右拇指。

原本应该在电影院看《蝙蝠侠》的兄弟俩莱尔和艾瑞克，此刻站在自家里，有条不紊地将一发又一发致命的霰弹，打进父母的身体里。木制百叶窗、咖啡桌以及华丽的波斯地毯上，都是刺眼的鲜血。

当一切重归死寂时，整个影音室里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电视机里的詹姆斯·邦德还在执行着他的秘密任务，而比弗利山庄的梅内德斯夫妇，就这样面目全非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晚上11点47分，贝弗利山警察局的911接线员接到了一个情绪崩溃的年轻人的电话。“是的，警察，呃……”电话那头传来背景里的尖叫声：“不！”

“出什么事了？”接线员问。

“有人杀了我父母！”打电话的哥哥莱尔抽泣着喊道。

“他们被枪击了吗？”接线员追问。

“是的！”

两分钟后，巡警到达现场。他们看到两个年轻男子并排从前门跑出来，径直冲向警察，边跑边绝望地尖叫：“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两人甚至扑倒在地，用拳头捶打地面，表现得极度痛苦。

（谋杀前两个月，艾瑞克高中毕业，穿白衬衣的是莱尔）

警方进入屋内搜索，在走廊尽头的影音室发现了两具尸体。现场没有抢劫和挣扎的痕迹。案发现场的猎枪弹壳全部不翼而飞，凶手显然仔细清理过现场。无论是环绕着整个豪宅的黑色铁艺围墙，还是法式大门，都没有人为损坏的痕迹，影院室的一扇窗户被子弹打碎。

由于同情这兄弟俩表现得极度悲痛，警探没有进行常规的化学测试——即检测他们手上是否有开枪残留的火药反应。

当晚，兄弟俩到警局做笔录，交代当天的行踪，两人的说法基本相似：他们在晚上前往世纪城购物中心的AMC影院观看了电影《蝙蝠侠》。

随后，他们驱车前往圣莫尼卡参加一个名为“Taste of L.A.”的美食节，原本计划与艾瑞克的网球教练佩里·伯曼（Perry Berman）会合，但他们走错了路了，到达时间太晚，未能与伯曼碰面。

11点30左右，当他们进门回家时，空气中弥漫着烟雾，之后他们就发现了父母的尸体。

哥哥莱尔向警探汤姆·埃德蒙兹（Tom Edmonds）暗示，除非警方发现家里有物品失窃，否则“原因肯定出在我父亲身上”。

莱尔描述其父亲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商人”，在好莱坞与一群阴险的人打交道，暗示父亲可能在生意上得罪了人，被买凶杀害。

媒体很快开始猜测这是一场黑手党的职业谋杀。毕竟，何塞·梅内德斯在商业谈判中极具攻击性，在商场上得罪过的对手很多。《华尔街日报》甚至在8月25日的头版刊登了题为“黑帮灭口迹象”（Hints of a Mob Rub Out）的报道。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对黑手党作案的理论产生了怀疑。黑手党杀手通常只会对目标头部进行精准的单发致命射击，极少会残杀无辜的妻子，更不用说这种直接闯入受害者家中进行毫无节制的疯狂扫射。

不久，警方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了莱尔和艾瑞克这两位“孤儿”的身上。案发后短短三个月内，兄弟俩不仅没积极协助寻凶，反而开启了惊人的挥霍狂欢，总共花掉了70万至100万美元（其中50万美元来自初期人寿保险理赔）。

（左边是艾瑞克，右边是莱尔）

案发仅四天后，莱尔便带着弟弟走进世纪城高档的珠宝店，用印有死去父亲名字的美国运通白金卡，一口气买下三块劳力士手表（包括一块价值11,250美元的18K金劳力士总统表），总价近1.7万美元。

随后，莱尔买了一辆价值6.4万美元的银色保时捷911 Carrera跑车；艾瑞克则买了一辆1.7万美元的吉普牧马人（Jeep Wrangler）。

两人入住每晚1300美元的贝尔艾尔酒店豪华套房，乘坐MGM Grand Air的豪华航班往返东西海岸。莱尔一度以遭到黑帮追杀为由，聘请前警察做保镖，几天后又将其解雇。莱尔还收购了普林斯顿大学附近一家主打布法罗鸡翅的餐厅，将其改名为Mr.Buffalo's，希望能将其做成全美连锁品牌。

（莱尔身后就是他收购的鸡翅店）

这种急于挥霍享乐的行为，让警方开始怀疑，他们是为了提前继承巨额遗产而杀害父母。

案发当晚负责看守犯罪现场的安吉尔警官也回忆起一些反常的细节：当时只要警方的目光落在兄弟俩身上，他们立刻就会哭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可一旦警官们转过身去，哪怕只是移开视线一秒钟，他们就会立刻停止抽泣，躲在角落里交头接耳。

另外，兄弟俩在笔录中提到回家时“闻到了硝烟味”，但在一个窗户被霰弹枪打碎的房间里，硝烟味是不可能停留那么久的。还有，莱尔在向警方讲述案发当晚去看《蝙蝠侠》和去美食节的行程时颠三倒四，曾多次改变地点和事件的先后顺序。

兄弟俩的嫌疑在后续的调查中不断放大。

案发当月，家族亲属和律师就拿出了一份何塞立于1981年的遗嘱。这份立于八年前的遗嘱明确规定：如果梅内德斯夫妇遭遇不测，高达14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将全部由莱尔和艾瑞克两兄弟继承。

但在案发一年多前，何塞·梅内德斯产生了改变遗嘱的想法。

1986年，何塞就任LIVE Entertainment的CEO，梅内德斯一家从居住了12年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搬到了加州富人区卡拉巴萨斯市（Calabasas）。

1988年夏天，弟弟艾瑞克犯下两起入室盗窃案。

第一起发生在卡拉巴萨斯的李斯特家，李斯特家的儿子和艾瑞克是朋友。趁李斯特夫妇赴欧洲度假、其子在家举办派对之机，艾瑞克与好友克雷格·西格纳雷利（Craig Cignarelli）作为派对客人，从李斯特家的卧室保险箱中，盗走了价值10万美元的珠宝及2400美元现金。

（左边是克雷格·西格纳雷利，右边是艾瑞克）

第二起同样是对朋友家下手。趁主人夜出时，艾瑞克和西格纳雷利割破后窗纱窗潜入，不仅洗劫了珠宝、瓷器、银器和电脑，甚至直接搬走了一个重达100磅的保险箱。（莱尔日后供述，自己与艾瑞克共同参与了这起案件，但因为证据不足，莱尔没有被追责）。

案件发生后，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匿名污点证人（普遍认为是同伙西格纳雷利）向警方举报，称艾瑞克的车后备箱中有被盗赃物。人赃并获下，艾瑞克认罪，随即被逮捕。

对于极度看重社会地位、并计划在未来竞选美国参议员的何塞·梅内德斯来说，儿子的犯罪丑闻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担心这会彻底毁掉他的名誉，迅速动用资源进行了掩盖。

1988年9月16日，何塞带着曾代理过洛杉矶著名连环杀手案（小径杀手案）的顶尖刑事辩护律师杰拉尔德·查莱夫（Gerald Chaleff）来到警察局。他们用一辆面包车拉来大部分赃物还给失窃家庭，并诚恳道歉。对于艾瑞克已经花掉的钱和无法追回的财产，何塞直接开了一张1.1万美元的支票进行赔偿。

由于艾瑞克是未成年人且没有前科，失窃家庭也表达了谅解，于是律师与地方检察官达成了一项认罪协议：艾瑞克被判处察看缓刑，并为无家可归者做社区服务。案件在少年法庭内秘密结案。

这项协议中有一个附加条件——法庭强制艾瑞克（包括整个家庭）接受心理辅导和谈话。比弗利山庄的心理医生杰罗姆·奥齐尔（Jerome Oziel），从此进入梅内德斯兄弟的生活。

不过，何塞并非真的想让儿子做心理治疗，他聘请医生只是为了应付法庭的要求，提供一份正式的评估报告，以便快速结案。

尽管这事私下解决了，但艾瑞克的犯罪行为已经在卡拉巴萨斯市当地传开。出于强烈的羞耻感，何塞·梅内德斯决定带全家搬离此地。

他迅速斥资400万美元在比利佛山庄买下豪宅，全家在1988年10月搬入。

1987年秋季，哥哥莱尔凭借网球特长及家庭背景，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88年初（即大一第二学期），莱尔提交的一份作业被查出存在严重的剽窃，普林斯顿大学纪律委员会于1988年春季下达处罚决定：勒令莱尔停学（Suspension）一年，禁止其在接下来的1988至1989学年返校。

由于盗窃案和停学事件，何塞当时向儿子们发出了明确的威胁，表示要修改遗嘱，将他们从巨额遗产的继承人名单中除名（Disinherit）。

既然没有新的遗嘱，1981年的遗嘱很快正式生效。

深入调查中，警方发现了一份名为《朋友》（Friends）的66页电影剧本。这份剧本是案发前一年，艾瑞克与他的高中好友克雷格·西格纳雷利（就是前面和艾瑞克一起犯下盗窃案的那个人）合写的。

剧本的故事线与现实惊人地吻合：主角是一个名叫“汉密尔顿”的年轻人，他在遗嘱执行前杀害了自己的富豪父母，动机正是为了继承巨额遗产并摆脱父亲的高压统治。

剧本中不仅详细描述了凶手如何处理证据、如何面对警察的盘问，甚至连主角在作案后那种“如释重负”的心理描写，都与后来梅内德斯兄弟的表现如出一辙。警方立即意识到这绝非巧合，这个剧本提供了他们急需的证明兄弟俩“预谋杀害父母”的证据。

警方将找到参与剧本创作的西格纳雷利。他向警方透露，艾瑞克曾私下向他暗示过自己杀害了父母。1989年11月29日，警方安排克雷格在衣服里藏着窃听器，约艾瑞克在一家著名的海鲜餐厅共进晚餐，而探员们则躲在餐厅外的货车里监听。

警方希望艾瑞克在酒精和友谊的双重作用下，承认现实中的谋杀正是按照剧本上演的。

在晚餐中，西格纳雷利试图诱导艾瑞克谈论剧本并说出真相，但艾瑞克非常警觉，不仅矢口否认，还在西格纳雷利问到莱尔时称：“莱尔没有做，他当时和我在一起。”艾瑞克还表示，他愿意悬赏一百万美元，找出杀害父母的真凶。

到了1990年春天，警方基本确定是梅内德斯兄弟杀害了父母。比弗利警局的一位警探飞往纽约，约谈了莱尔的前室友多诺万·古德罗（Donovan Goodreau）。他们当时已经查出，兄弟俩在案发前两天，在圣地亚哥市的一家枪店，使用多诺万的驾照购买了两把莫斯伯格霰弹枪。

直到1990年3月，一个叫朱达隆·斯迈思的女子走进了比弗利山庄警察局。

在1989年8月20日谋杀案发生后的两个月里，21岁的哥哥莱尔一直沉浸在自由挥霍金钱的快感中，但18岁的弟弟艾瑞克却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艾瑞克每晚都被可怕的噩梦纠缠，父母惨死的血腥画面和弑亲的巨大负罪感，让他濒临精神崩溃，并多次考虑自杀。

艾瑞克急需一个情绪的宣泄口。他想到了之前因为盗窃案而为他做过心理评估的心理医生杰罗姆·奥齐尔（Jerome Oziel）。

1989年10月31日（万圣节），极度抑郁的艾瑞克紧急约见了奥齐尔医生。由于艾瑞克情绪极度不稳，奥齐尔决定陪他在诊所外的一个公园散步。就在两人并肩同行时，艾瑞克的心理防线彻底坍塌，他哭泣着向奥齐尔吐露了那个致命的秘密：“是我们干的。”

听到这个足以震惊全美的供述，这个心理医生感到极度恐慌。回到诊所后，艾瑞克详细讲述了作案的过程。

随后，奥齐尔以担心艾瑞克失控崩溃为由，打电话让哥哥莱尔赶来诊室，陪伴艾瑞克。莱尔在得知弟弟竟然把这件“完美谋杀案”和盘托出后，瞬间暴怒，对奥齐尔发出了死亡威胁。他暗示，如果奥齐尔敢泄露给警方半个字，他就会让奥齐尔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

1989年12月11日，莱尔还对医生说，“任何和梅内德斯兄弟扯上关系的人，似乎都不太健康，因为他们总是容易死掉，而且身边总是散落着霰弹枪弹壳……”

（这段话被奥齐尔录音，之后被法官认定为具有强烈恐吓性质，于是，莱尔的死亡威胁在法律层面上产生重大影响。在美国法律中，心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谈话本应受到绝对的“医患特权”（Doctor-Patient Privilege）保护，不得作为法庭证据。但因为莱尔威胁了医生的生命安全，触发了加州法律中的“危险患者例外原则”，这使得奥齐尔后来的部分录音在法律上成为了合法的证据。）

面对两个刚刚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自己亲生父母的凶手，奥齐尔感到了真切的生命危险。在第二次治疗期间（1989年11月2日），为了自保，奥齐尔告诉兄弟俩，他已经把上一次所有的心理咨询谈话记录和录音带存放在了几个不同的银行保险箱里。一旦他遭遇任何不测，这些致命的证据就会自动寄给警察局。通过这种类似“核威慑”的手段，奥齐尔暂时稳住了莱尔。为了让艾瑞克获得平静，莱尔也同意陪着弟弟一起做心理咨询。

在向奥齐尔医生陈述作案动机时，兄弟俩将起因归结为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与长期的家庭冲突。他们表示，父母已经察觉到了两人的叛逆行为，正计划通过杀害他们来掩盖家丑、保全家庭名誉，两人决定先发制人。

他们称何塞在家庭内部实行高压控制，多年的精神压迫与体罚使他们积累了很深的仇恨，并将父亲的死亡视为切断这一控制关系的唯一办法。关于杀害母亲凯蒂的原因，兄弟俩给出的解释是，凯蒂在生活与心理上完全依附于父亲，不仅会在事后告发他们，且在失去丈夫后无法独立生存，杀死她也是让她“免受折磨”。【袜皮补充：吴谢宇在弑母后也提出了一模一样的借口，我很早前分析过这个借口和他暴力行为的矛盾。】

如果奥齐尔是一个恪守职业道德、私生活严谨的医生，这个秘密或许会随着死亡协议和医患保密特权被永远封存，但他不是。

已婚的奥齐尔医生正与一位名叫朱达隆·斯迈思（Judalon Smyth）的女性保持着一段极度扭曲的婚外情。朱达隆本来是奥齐尔医生的一个病人，情绪非常不稳定，心理上高度依赖奥齐尔。

在这段关系尚密切时，奥齐尔将艾瑞克的坦白告诉了朱达隆（也有说是朱达隆在诊所门外偷听到了部分内容）。奥齐尔在后续对兄弟俩的心理干预中，开始录音，而朱达隆不仅知晓这些录音带的存在，甚至还帮助奥齐尔去复印或处理过相关的记录。

然而到了，1990年初，奥齐尔和朱达隆的关系急剧恶化。两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奥齐尔试图结束这段关系，并将朱达隆赶出了自己的生活。朱达隆则声称自己遭到了奥齐尔的精神虐待、洗脑和身体暴力，决定摧毁他来报复。

而她手中握着的正是奥齐尔职业生涯乃至身家性命的最大把柄——梅内德斯兄弟的弑亲秘密。

1990年3月6日，朱达隆·斯迈思走进比弗利山庄警察局。她直接找到了一直在苦苦寻找凶器和物证的警探莱斯·佐勒（Les Zoeller），向警方抖出了所有的底牌：梅内德斯兄弟是杀害他们父母的真凶，兄弟俩曾在奥齐尔的诊所里亲口承认了罪行；奥齐尔手里握有他们认罪的录音带，录音带被藏在某个地方。

朱达隆的有力证词帮助警方迅速申请到了搜查令。1990年3月8日上午，警方突击搜查了奥齐尔医生的家、诊所以及他的银行保险箱。警方成功没收了那些录有兄弟俩供述的致命录音带和医生的笔记，并当场确认了录音内容。

当天下午，莱尔在驾驶吉普车离开住所时，被特警拦截并逮捕；在以色列的艾瑞克得知消息后，中断网球比赛，在3月11日回到洛杉矶投案自首。

逮捕行动结束后，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宣布对梅内德斯兄弟提出一级谋杀指控，并指出巨额的遗产是案件的主要动机，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面临死刑。

父亲梅内德斯家族和母亲安德森家族的长辈们，依然坚信莱尔和艾瑞克是无辜的，他们齐聚在比弗利山庄的豪宅中，想办法为兄弟俩找到最合适的律师。

最终，艾瑞克聘请了加州顶尖的死刑辩护律师莱斯利·阿布拉姆森（Leslie Abramson）；莱斯利的前同事和好友吉尔·兰辛（Jill Lansing）则成为莱尔的辩护律师。

（左：兰辛；右：阿布拉姆森）

检方手中最核心的证据，是心理医生奥齐尔手中关于兄弟俩治疗过程的录音带和笔记。检方虽然在1990年3月查获了这些录音带，但由于美国法律对“医患保密特权”有严格保护，检方能否在法庭上使用这些证据还不可知。

（从左到右：莱尔、艾瑞克、阿布拉姆森）

围绕录音带合法性的法律博弈激烈展开。法官詹姆斯·阿尔布拉赫特（James Albracht）最初在1990年8月裁定，所有录音带均不享有保密特权，这对检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两名辩护律师阿布拉姆森和兰辛为了阻止这些致命证据上庭，立刻提起上诉。

（从左到右：阿布拉姆森、艾瑞克、兰辛、莱尔）

这起关于证据合法性的上诉案在司法系统中走了整整两年。1992年8月，加州最高法院最终作出一锤定音的裁决：驳回了下级法院的部分裁决，判定其中两次奥齐尔医生在治疗结束后，自己录音复盘的医疗记录不受保护可以公开，但另外两次带有兄弟俩原声认罪的关键录音带仍受医患保密特权保护，检方绝对不可以在法庭上使用。

另外，法官还同意了律师阿布拉姆森发起的动议，将艾瑞克创作的剧本排除在了法庭证据之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法律和逻辑漏洞：

被杀害的母亲凯蒂不仅知道这个剧本的存在，她甚至还亲自在电脑上帮这两个年轻人把剧本打字排版了出来。阿布拉姆森指出：如果这真的是一份真实的、充满恶意的谋杀计划，艾瑞克怎么会让母亲看到？母亲怎么可能帮忙打字？这证明了它只是一个青少年虚构写作的练习。

经过冗长而复杂的各种法律程序，1992年12月，梅内德斯兄弟被捕两年零9个月后，大陪审团终于完成了听证并正式对梅内德斯兄弟下达了包含“共谋”在内的一级谋杀指控，但拒绝在起诉书中加入检方所主张的“为经济利益谋杀”的特殊情节。

【袜皮补充：在加州法律中，“为了经济利益”（Financial Gain）属于特殊情节（Special Circumstances）。这种情节不仅会加重刑罚，而且是区分“普通一级谋杀”与“死刑谋杀（Capital Murder）”的关键。我前几天写的知名歌手涉嫌谋杀、肢解未成年女孩，藏于特斯拉前备箱 检察官也给d4vd加了这个特殊情节。】

大陪审团认为，虽然兄弟俩在案发后挥霍了大量资金，但这只能证明他们花钱大手大脚，无法在法律上确凿地反推“为了钱而杀人”是他们作案的根本动机，因为他们从小就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父母对他们的物质要求几乎有求必应。

并且，莱尔本应在满22岁时正式成为家庭遗产的执行人，如果兄弟俩杀人是为了钱，莱尔完全可以再等六个月，直到他合法掌握执行人的权力。因为一旦成为执行人，他就能更便利地继承父母的财产。

大陪审团还审查了兄弟俩的一些早期记录：莱尔在狱中写给艾瑞克的一封长信中承认了两人杀害父母的事实，但明确写道：“我们做这件事绝不是为了钱。”此外，在他们向心理医生奥齐尔坦白的录音带中，也从没有将谋杀归结为对遗产的贪婪。

尽管大陪审团的这一决定对地方检察官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检察官帕姆·博扎尼奇（Pam Bozanich）宣称，起诉中缺乏这一特殊情节，并不会阻止检方继续将“贪婪”作为谋杀动机来呈现。

检方还根据艾瑞克和心理医生模糊的谈话推论，艾瑞克和莱尔是在1987年版迷你剧《亿万男孩俱乐部》的“启发”下，决定弑亲谋财。

（检察官帕姆·博扎尼奇）

在阿布拉姆森担任艾瑞克的律师之初，她也一直迫切想要搞清楚，他们为何会用猎枪如此残忍地射杀父母，尤其是他们的母亲。她需要一个合理的答案。

在她看来，“为了母亲能够解脱”这样的理由，根本无法解释他们几乎用枪打烂了她的身体。

最初，兄弟俩保持沉默，就像在1990年6月，莱尔在狱中向艾瑞克写信道：“我们独自知道真相。我们独自知道我们家庭过去的秘密。我不准备向全国广而告知这些秘密。”

很快，富有经验的阿布拉姆森聘请了法医精神病学家威廉·维卡里（William Vicary）医生对他们进行心理评估。在早期的会面中，两人的防御心理极强。艾瑞克整个人显得支离破碎，频繁地颤抖、咬指甲，几乎不敢与医生有任何眼神接触。而莱尔则显得多疑且偏执，他表面上保持着彬彬有礼，但抗拒讨论任何关于自身心理的话题。

突破口最早出现在心理更为脆弱的艾瑞克身上。在第11次会面时，他告诉维卡里医生，监狱生活对他来说就像是“度假”，因为他终于可以设定自己的时间表，并且如释重负地认为“现在我们已经成功了（成功摆脱了之前的生活）”。

在第26次谈话中，艾瑞克彻底崩溃，揭露了令人震惊的真相：他的父亲何塞从他6岁起就以“按摩”为名对他进行猥亵，并在他10岁时强奸了他。事实上，由于内心极度压抑和抗拒，艾瑞克先将这个秘密吐露给了他在监狱的神父，随后才向维卡里医生坦白。

（左边是艾瑞克，右边是莱尔）

莱尔的坦露过程则显得异常艰难。起初，当防线被触碰时，莱尔坚决否认自己遭遇过和艾瑞克类似的事情，他告诉医生：“这种事绝没发生在我身上。”维卡里医生认为，这与莱尔极强的自尊心有关，他将这种受虐经历视为巨大的羞辱。

艾瑞克向医生透露，莱尔其实曾私下向他承认过自己也遭遇了父亲的性侵，只是发誓绝不会告诉任何人。最终莱尔承认了自己同样遭受过父亲的猥亵和强暴。但最让他痛心的，是8岁那年，他模仿父亲的行为，侵犯了弟弟，多年来他一直悔恨不已。

莱尔还告诉律师，早在案发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期间的一个深夜里，他和好友多诺万·古德罗（Donovan Goodreau）在一家中餐馆，相互倾诉了儿时都被性侵的不幸遭遇。

在向专业人士吐露心声后，兄弟俩面临着向整个家族坦白的艰难时刻。1990年，负责处理遗产的年轻律师史蒂夫·戈德堡在频繁的探监过程中，敏锐地察觉到兄弟俩有话要说。

在他的追问下，兄弟俩承认了谋杀，并提出了一个请求：他们要亲自向家人坦白。随后，戈德堡安排了他们的姑姑玛塔·卡诺和另外一个姑妈的丈夫——姑父巴拉尔特来到洛杉矶的监狱。

在这个会面中，艾瑞克流着泪挤出字句，不仅承认了杀人事实，还揭露了父亲的性侵暴行，现场的所有人都陷入了巨大的震惊与悲痛之中，哭成一团。

（左边是艾瑞克，右边是莱尔）

冷静之后，姑妈玛塔·卡诺追问作为母亲的凯蒂是否知情。

兄弟俩都表示，母亲凯蒂完全知道何塞的所作所为，但她选择了无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她就是虐待的“协助者”。

8岁的莱尔曾经告诉来做客的表姐戴安·范德莫伦（Diane Vander Molen，凯蒂亲姐姐的女儿），自己和父亲会互相抚摸生殖器。已经17岁的戴安知道这种事情的严重性，立即将此事告诉了凯蒂。凯蒂的态度是，直接走到楼下，粗暴地拽着莱尔的胳膊把他拉回楼上，此后也再未提起过这件事。

（左边是莱尔，右边是艾瑞克）

莱尔也曾亲自向母亲哀求，让她要求父亲离自己远点、不要再摸自己。凯蒂不仅没有保护他，反而指责他是在“夸大其词”，并告诉莱尔“你爸爸爱你。你有时必须接受惩罚”。

艾瑞克说，就在案发前几天，他从父亲何塞的一次暴力性侵企图中挣脱并逃到楼下。当他在慌乱中遇到母亲时，凯蒂冷酷地对他说：“我一直都知道。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她向外界控诉，这两个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虐待环境中，沦为父母满足私欲的工具。这一极具爆炸性的披露，扭转了案件的舆论基调——梅内德斯兄弟的形象从贪婪的富二代变成了饱受虐待的无助孩子，很多民众开始同情他们，也为即将到来的激烈庭审拉开了序幕。

那么法庭上的证据交锋和证人证言显示，何塞对两个儿子从幼年起的性侵和虐待真的存在吗？它究竟是检方所称的，两个撒谎成性的男孩为了减轻罪责而编造的情节，还是辩方所称，两个男孩承受了十几年的真实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