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 从他们身上，获取面对现实的力量

文 | 李辉

卢梭

在对中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诸位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中，恐怕没有哪一位能比卢梭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了。不仅仅在于他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基础的分析和批判，曾是"五四运动"青年一代反对专制、反叛封建家庭、走向社会的思想旗帜；他在《爱弥尔》中阐述的尊重人性的教育理念，曾启发过一代又一代中国教育家，至今更具振聋发聩的作用……更在于，他热情拥抱自由，他高喊"回归自然"，他在《忏悔录》 中体现出自我解剖的勇气，他的生命总是漫溢着诗意，散发出浪漫气息。

这样的人格魅力，一旦与思想和精神的力量相交融，其影响必然是强烈而长久的。甚至可以说，浪漫的、激情的卢梭，一直是中国青年的知音，无论何时，只要阅读他，走近他，人们都会产生共鸣，从中获取面对现实的力量。

安徒生

在中国，人们太熟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了。那位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位凄婉的海的女儿——美人鱼，那个改变命运的丑小鸭……都成了"五四"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的好伙伴，用人性的美丽滋润他们的情感，伴随他们长大。

其实， 安徒生的意义不限于此。他笔下的那位大胆地说出"皇帝的新装"真相的小男孩，早已超越了童话的文学范畴，成为人们自律、反省、沉思的参照，从而更具历史的深刻。安徒生就是这样带着他的童话走进了中国，跟随他前行的，有翻译家叶君健，有冰心、叶圣陶、陈伯吹、严文井等一个又一个儿童文学家，有阅读着他的童话长大的读者群。

对于许多人来说，因为有了他，儿时生活的回忆多了一些温馨与快乐。在网络游戏铺天盖地、低俗娱乐化四处蔓延之时，安徒生还会像以往那样与人同行吗？

丁韪良

一个美国传教士却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先驱之一，本身就是值得重视的特殊现象。丁韪良在中国生活将近六十年，其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但他多年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 却使他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一个历史场景至今耐人寻味：1898年，当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时，丁韪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授二品。开学之际，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鞠躬致意。 此举使丁韪良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神的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这样的方式融入了中国，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分子。 中国从近代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多了一位同行者。

如今，我们回顾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百年变迁时，会觉得他的身影总是清晰地在眼前闪动。

明恩溥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恩溥的明智和远见愈加令人信服。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他熟悉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

1906 年，当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上时，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实施这一计划所能具备的历史意义。 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改名为清华大学）的成立，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

明恩溥的建议不仅仅落实于教育方面，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的建立，则在与民众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领域，渗透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革。如今，在中国教育界和医学界，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仍是公认的佼佼者，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走进它们的大门，怎能不想起它们的催生婆呢？

泰戈尔

同在亚洲大地，同属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东方民族，同有着东方文化细腻、静穆的特点，这就使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很容易在现代中国找到知音。

他大力渲染和推崇母爱和童心，于微妙处显出人类的博大胸怀，对于"五四"时代急于摆脱专制、封闭、压抑的中国人而言，泰戈尔无疑是一位非常可亲可爱的哲人、诗圣。

无论如陈独秀类型的革命家，还是冰心类型的作家，都以各自的理解把泰戈尔及其作品介绍进中国，让更多的读者从中得到精神的鼓励和情感的滋润。泰戈尔又是少有的几位亲自访问过中国的世界文豪之一。

他在1924年访问中国的轰动，使他不仅仅属于文学，而成了社会各界纷纷关注的焦点。泰戈尔来到北京时，为他担任翻译和陪同的是诗人徐志摩和美丽的林徽因。如今再欣赏他们三人的那张合影， 仍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诗情画意。

托洛茨基‌

十月革命期间的显赫——1927年的被清除——流亡他乡最终被暗杀，托洛茨基‌命运的大起大落的悲凉，使他对中国的影响也涂上了神秘色彩，或者说，曲折复杂处充满难解之谜。

1927年中国大革命由盛及衰，国共之间的第一次合作以失败而结束，其背景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指导思想之间的冲突、较量与斗争。但这只是一个开始。留学苏联乃至在中国国内的中共党员，因各自拥戴不同对象，信奉不同理论，结果导致中国革命过程中尖锐、复杂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 "托派"——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特殊名称，竟在很长时间里变得极为敏感和棘手。

在中国，“托派”人数不多，陈独秀等中共重要人物的加入却使之备受关注。从这一角度来说，当我们扫描二十世纪的中国时，命运多舛的托洛茨基‌的影响的确不应忽视。

富兰克林·罗斯福

1932年首次当选、1945年在第四届总统任期之初因病去世，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的十三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并进行抗战的十三年。

在战争风云变幻中，罗斯福不断调整着方针和策略。有起伏，有波动，但总体上他的天平是朝着中国倾斜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一敌人、同一命运的现实，把美国与中国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中、美第一次成了盟友。

务实而具有战略眼光的罗斯福，曾一度不顾丘吉尔、斯大林的反对，执意将一直独立抗战的中国纳入"大国"行列，并会同英国一起，宣布正式废除所有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特权。

抗战前弱小的中国，在抗战期间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继而，又成为创建联合国的一个主要发起国，并出任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于中国，这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在这一重大历史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到罗斯福的个人影响力。

哈默

这个人身上具有的历史感和传奇色彩，是一般西方企业家所无法比拟的。在其人生的两极——青年和老年，他分别直接参与了苏联、中国这两个"红色国家"的经济建设，遂有"红色资本家"之称。

年轻的他，第一个到苏联创办工厂，受到列宁接见，把对苏联的经济封锁撕开了一个缺口；老年的他，应邓小平直接邀请访问中国，随后即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他代表西方石油公司，签定协议与中国联合开发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山西平朔安太堡煤矿，曾引起世界性的震动。

当他乘专机飞往平朔，与邓小平一起出席煤矿的开工剪彩仪式时， 他的创业精神被历史烘托得无比耀眼。在这种场景里，他简直就像一个英雄，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 尽管这一壮观的破冰之举因哈默去世而没有延续下去， 但对于他，瞬间的灿烂，足矣！

托夫勒

当电子网络以其核裂变一样的威力冲击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始改变人们的生存观念和生活方式时，我们不能不叹服于托夫勒理论的前瞻性。

1980年，他在论著《第三次浪潮》中把人类历史归纳为三次浪潮：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计算机文明。他认为，由于新技术浪潮的出现，发展中国家可以重新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曾记否？《第三次浪潮》在中国引起的巨大反响？托夫勒的论述多么振奋人心，多么诱人！新技术浪潮为民族的崛起带来了新的契机，更为无数年轻人提供了更具激情、更有想象的空间。

"就像革命的先辈一样，我们的使命注定是创造未来。"——托夫勒书中的煽情一时间令多少中国莘莘学子豪情满怀。事实也如此，正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了中国网络世界的佼佼者。几十年来，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电子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印证了托夫勒的预见。

有人这么说过："托夫勒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直接的财富，但他给了人们一个梦想和实现梦想的方法。" 此言甚是。

斯皮尔伯格

在人们印象中，好莱坞似乎永远是娱乐化的代名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明星身上说不完的花边新闻，这就难怪有人将其归之为浅薄而嗤之以鼻。斯皮尔伯格却如同天马行空一般，潇洒地挥出了惊世骇俗的一剑，令中国观众和电影人刮目相看。

从《大白鲨》、《外星人》、《侏罗纪公园》，再到《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他不断变化着招式，如一个出色的魔术师，把娱乐性、题材的严肃性、虚幻的美妙诡异、细节的逼真渲染等要素拿捏得恰到好处。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他的电影改变了众多中国观众对好莱坞的看法，他的成功也为中国导演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问题随之而来。他的大片吊高了中国观众的胃口，他们有充分理由对中国电影寄予厚望，对蹩脚的中国导演评头论足。斯皮尔伯格成了压力，那些导演要想站起来不趴下，也就不得不殚精竭虑，如履薄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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