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真奉命秘查周恩来、朱德、陈毅死因

江一真

江一真奉命秘查周恩来、
朱德、陈毅死因

原载《党史天地》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入闽后，14岁的江一真在长汀县城参加了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战斗中，他细心照顾伤员，为他们端水送饭，擦洗换药，得到伤员的夸奖。

组织把他调往红十二军医务队学习，而后又入军委直属的红军卫生学校。1934年春，江一真从卫生学校毕业，分配到了傅连暲当院长的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江一真到福建地方工作，先后出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而后调京任农垦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备受迫害，曾离开卫生战线30多年。

1977年初，江一真受命派驻国家卫生部。

第一天上班，他就对前来接他的办公室秘书江焕波说：“中央有三江，江青等两江都是假江，只有我一个才是真江，所以我的名字叫江一真。”

我们可以从这句风趣而幽默的话语中，感受到江一真耿直和刚正不阿的品格。1977年11月，中央任命江一真为卫生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1976年底，从牛棚里恢复自由的江一真，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卫生部清查领导小组副组长，代表中央在卫生部机关及直属系统清理“四人帮”及其党羽刘湘屏的余毒。

1977年初，江一真来国家卫生部上班的第一天，就对前来接他的办公室秘书江焕波说：“中央有三江，江青等两江都是假江，只有我一个才是真江，所以我的名字叫江一真。”

刘湘屏是当时已故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妻子，夫妇俩均效忠江青。江一真到任后，以查清卫生部刘湘屏为首的有关人员与“四人帮”的瓜葛为中心任务，还开展了对周恩来病逝原因的调查。

周恩来所患膀胱癌、肠癌，致命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及早开刀当不致死。叶剑英等一些中央领导怀疑“四人帮”严密控制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探望，是想和刘湘屏暗中搞鬼，借刀杀人，因此吩咐江一真到卫生部后设法弄清真相。

江一真从心底里敬仰周恩来，而刘湘屏夫妇对周恩来的种种不恭言行已非新闻。另外，江一真也了解到，刘湘屏对朱德也十分不敬。1976年6月下旬朱德接见外宾时患了感冒，住进北京医院后，病情竟无好转。

朱德从住院到病逝，前后不过10天，这里面会不会有医疗问题呢？还有陈毅元帅，他患的是肠癌，这跟膀胱癌一样，当时应该有条件医治，为何短短时间内竟传来噩耗？远的，江一真还想弄清贺龙等一批开国元勋的死因。

江一真亲自找刘湘屏谈话，又分头找吴阶平及其胞弟吴蔚然面谈。作为周恩来的医疗小组成员，这对兄弟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陪伴在病床前。江一真担心有的医生受江青和刘湘屏直接控制，通过医疗事故迫害摧残周恩来。

刘湘屏手迹

这几次谈话都十分秘密，范围也很小，除江一真和谈话对象外，在场的仅有他的秘书张明俊。吴阶平说：“我们这些人对总理都有深厚的感情，即使有人这样指使我们，我们也绝对不可能执行。”

谈到有没有可能出现医疗事故，吴阶平个人的意见是，江青等人拖延了周恩来的最佳治疗时间应是一个因素，因为开刀迟了，致使癌细胞扩散性转移，终归不治。”

通过调查，江一真认为，陈毅的病逝也是因为误过开刀时间，使得癌细胞转移。至于朱德的病逝，确实有措施不力、医治不当的因素，但这些是不是就是“四人帮”直接迫害、刘湘屏指使，还不能作结论。

江一真是有一说一、决不无中生有的人，他并没有因为“四人帮”倒台了、刘湘屏倒台了，就随便给人扣个帽子交差，他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才作结论。

刘湘屏紧跟“四人帮”整肃老同志的材料屡见不鲜，至于“四人帮”覆灭前，其上海死党企图武装顽抗时同刘湘屏的瓜葛问题，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刘湘屏的交待是：在那个非常时期，上海确曾派徐景贤专程到北京找王洪文商量。她听闻风声后，极力想了解“四人帮”的具体动作，急不可耐地给徐景贤打了几次电话，要他回上海前，无论如何都要见个面。

而徐景贤在返沪前一晚，确实到人民大会堂见了刘湘屏，但在一个时辰的密谈中，只谈及总的形势很紧张，要密切注意事情的发展云云，至于军事方面的密谋，并未向她透露什么。

为了弄清真相，江一真派人专门赴沪，从监狱里提审徐景贤。徐景贤所供，与刘湘屏的交待基本相符。

在调查中发现，刘湘屏在谢富治死后，一直还在领谢富治在公安部的工资，只因为刘湘屏当时仍是红人，公安部某些领导怕得罪她。江一真发现问题后，马上向组织部报告，这才停止了这件匪夷所思之事。

在讨论刘湘屏是否在卫生部系统形成了一个“帮派体系”时，莫衷一是。

江一真认为对此应慎重，如果冠名“体系”，势必把一大批人牵连进来，而从现有材料看，一些人虽迫于形势、出于各种考虑，曾跟刘湘屏摇旗鼓噪，但还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团体。

个别领导干部想扶持过去受压的一派。江一真明确表示不能这么干，如果这样干，本身就不自觉地站在派性立场上。无论哪一派，只要是对的都应支持，错的都要反对。

刘湘屏按中央定性为“四人帮”党羽，开除了党籍，生活待遇基本维持不变，但不再续领谢富治的工资。对其他几人所作结论是“犯有严重错误”，但还是从宽处理。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总算让卫生部的清查工作画上了句号。

钓鱼台警卫长回忆：
亲历周朱毛相继去世

来源: 中国青年网

汪东兴亲自给我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湾厅做好准备和安排，以供毛主席到达时落脚歇息。但毛主席最后为何没有到场（出席周总理追悼会），其原因我无法猜测，这在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

一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当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后，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既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又和周总理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

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我。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邬吉成？”周总理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305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我立即乘车赶到了305医院。进了医院的楼里，我径直进了周恩来病房斜对面他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我急于聆听周总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我：“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我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总理召我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说：“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进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动，我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我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我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错过，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还有担任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刘湘萍。

邓大姐见我还在苦等，就对我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

“好的”，我刚答应完，就又随口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冒出的请求：“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邓大姐立即点头答应了。

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我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他的面庞已经非常消瘦，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

我的内心思绪万端，但还是尽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没有气力，发出要见什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

二

在商议周总理治丧事宜的会议上，我被指定为治丧活动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

在商讨具体安排前，我们警卫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向周总理的遗像鞠躬默哀。因此可以说，我们是最早开始举行对周总理悼念的仪式的。

当周总理的遗体从305医院移送八宝山火化时，我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武健华，同乘一辆汽车紧跟在周总理的灵车后面。

我亲眼目睹了从305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沿途群众自动形成的送殡队伍的壮观场景。人们虽然悲痛万分，可秩序井然，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感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

1月14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总理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冀望祖国统一的夙愿。

在那天傍晚五六点钟，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抬着邓颖超大姐敬献的花圈，邓大姐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在前，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周总理的亲属，队伍缓步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向人民大会堂。

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午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召集参加警卫工作的全体人员进行布置。他要求一定要保证安全，维持好秩序，遇事态度要好，如遇冲动情况发生要多做劝说。

路线及汽车出入口，如有自行车走错路，劝说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礼貌，尊重老人。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安全的具体指示，并嘱咐会场布置好后一定要有专人检查。

我还要说一件事，这是一个从未被披露、人们闻所未闻的秘密。因为毛主席最终没有出现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所以世人只是推测了一番毛主席没有到场的缘由，却没往毛主席原本是要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方面做推想！

但是作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我在追悼会开始前，却切切实实接到了毛主席可能参加追悼会的通知。是汪东兴亲自给我下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湾厅做好准备和安排，以供毛主席到达时落脚歇息。

也正是因为等待毛主席的到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点。但毛主席最后为何没有到场，其原因我无法猜测，这在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

追悼会后，将依照周总理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这一任务要由飞机作业执行。汪东兴通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在那里向他交代了这一任务。

冬季昼短，天已经黑了下来，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聚集的群众久久不愿散去。在这种情况下，送骨灰的车子出了人民大会堂，就会被群众发现，很可能出现拥堵的情况，车子不好通过，还有个安全问题。

汪东兴问我：“你看采取什么措施，能保证车出去不出问题？”我说：“只有推迟撤除警戒，待飞机起飞后再撤比较安全。”于是，我们就按这个商议进行了部署，并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部队。

最后，周总理总理骨灰的移送工作进行顺利，只是让群众多等了个把小时。周总理在临终前召我到他榻前，是对一个警卫工作者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思周总理的日子里，我内心的感慨，可以说比起其他的人要多很多。

三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病逝。

在我的记忆中，朱老总的病逝起因偶然。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又没有及时通知，朱德委员长在有冷气、气温低的客厅里等了近1个小时，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

住进医院治疗后，朱老总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肾等部位并发炎症。从朱老总病情恶化到昏迷期间，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部分领导及老同志，到305医院探望了他老人家。

7月5日下午，我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以上干部，去305医院朱老总的病房看望他。看到朱老总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阵阵悲痛涌上我的心头，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朱老总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从我参军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朱德是我们所属的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是与毛主席齐名的领袖。

自己1945年初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担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后，曾守卫过中央首长开会、娱乐的礼堂和俱乐部，轮流到各家首长住处站岗，因而有了和总司令见面的机会。

见到朱德总司令本人以前，在我的想像中，总司令应该是个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可在接触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个和蔼可敬的长者。那时，在办公之余或休息日，朱老总爱到延安附近或劳山去打猎。

解放战争后期，我曾被选入特别小分队，负责朱老总从西柏坡到华东解放区的警卫工作。我还记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总在和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交谈时那飞扬的神采，那有力的手势。

进北京以后，朱老总住进了中南海，我则调到了公安部，脱离了中央首脑保卫系统，除了在接见外宾的场合，远远地看着朱老总和外宾交谈，就很少有和他接近、见面的机会了。

然而，随着公安部八、九局的合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工作的变动，我又一次和朱老总相逢，并面对面地向他致以问候。

那是1973年，朱老总的政治秘书廖盖隆向中央办公厅反映，说朱德处的医护、保健、生活照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汪东兴随即指派我到朱老总的住处，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加以处理。

我因此两次到万寿路新六所4号楼朱老总住处，请康克清大姐一起开会，商讨如何妥善解决相关问题，最后形成了康大姐和工作人员双方都满意的意见。事后，我给汪东兴写了一份书面的情况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