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67年夏日，康熙皇帝的敕令自紫禁城传往江南，江南省自此分置江苏、安徽两省。那一年距离明朝灭亡不过23年，原本隶属南直隶的安庆府与徽州府被同时写进新省名中，一个“安”字，一个“徽”字，标志着安徽的正式诞生。此后两百余年，“安徽”二字几乎从未引起歧义，直到有人翻开舆图，惊讶地发现甘肃陇南也赫然有座“徽州”，疑窦自此生出——两地相距千里，为何同名？
先看东部的徽州。北宋宣和三年，朝廷改歙州为徽州，取“徽”之本义“美好”寄望地方兴盛。此后七百余年，徽州区域大体稳定，黄山群峰阻隔了外部兵火，也捂热了徽商与徽文化。到清末民初，“废府存县”削去了府署，但“徽”字早已融进皖南山川与族人姓氏里，街巷祠堂皆留“徽”音。
再把地图向西推。秦岭南麓、白龙江北岸，群峰间蜿蜒一条古道，汉唐时称陈仓道，宋元以后叫褒斜栈。这里历来是关中平原出陇中的门户，兵家、商旅、驿使往来不绝。1264年，元廷在南凤州境内改设徽州，缘由并不复杂：境内有一座徽山，山下有徽山驿，官府索性以山为州名。此处“徽”指山名，非徙自东南。换言之，东西两徽州在语源上毫无瓜葛，只是同用了古汉语里的“徽”字，各安一方。
元朝的省制推行得颇急。中书省统辖天下，陕西行中书省下设凤州路，凤州路又细分若干州县。徽州的出现一举将凤州的战略要地固定在白龙江畔，同时也让“徽”字第一次踏进关陇。雍正七年，清廷在大规模厘定地名时，将西徽州降格为徽县，理由是“地狭民寡，难以承当州治”。这番折格其实无关动荡，只是财政与行政需求缩减。就这样，西徽州从1729年起稳居县列，名号一直延续到现在。
有意思的是，乾隆年间，一位自皖南经汉中入陇的徽商在徽县驿站歇脚，见驿牌写着“徽县”三字，大笑道：“老夫自徽来，又入徽中！”驿丞回答：“徽山在前，非君之故里。”短短两句，点破同字异源的尴尬，也留下了地方志笔记里的趣谈。
追索字义可见端倪。“徽”最早见于《说文解字》，释义“美也，善也”。周代礼器多刻此字，用于赞美功德。汉唐以后，山川、私氏、里坊开始借“徽”表雅致。东徽之得名，带文化寄托；西徽之得名，则属自然标志。两条路径自宋元交汇于纸上的“徽州”，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行政命运——一个因商贾鼎盛声名大噪，一个因地处偏隅始终低调。
时间线再往前拨。唐贞观年间，陇南地区属武都郡河池县；隋开皇三年改设凤州；宋元易代依旧称凤州路。每一轮改制都伴随驿站修补、军寨更替。徽山处于险要峡口，元廷设驿、筑仓、布军，便捷了关中与巴蜀的粮道。于是，一个以山为名的徽州顺理成章地亮相。在那段调兵遣将的岁月里，官员更看重“驿站能否按时供给”而非“地名是否重叠”，同名不构成困扰。
再说皖南。明清时期，徽商“无徽不成镇”，盐、茶、木、典当四大支柱撑起繁荣。府治歙县聚拢青砖黛瓦、商号票号，远比官方建制更具吸引力。康熙六年江南分省，新省必须选标志性府名，“安庆富庶、徽州名重”这一幕被笔录进《清实录》。安徽藉此在清代版图中站稳脚跟，省名光鲜背后，也无形中巩固了“徽＝皖”的公共认知。
然而公共认知与现实地名并非总能重叠。等到近代测绘热潮兴起，地图学家发现西北角落还有另一个徽县时，不少读者误以为刊刻出了错。翻查史料后才明白，两地各有渊源。东徽州因府置较早，文化输出强大；西徽州因山驿命名，知名度自然逊色。若非地图揭示，普通人甚至不会意识到这对“同名异地”的存在。
试想一下，如果雍正年间没有降州为县，而是保留西徽州的州治，或许民国政府在调整省界时，会面对两个“徽州府”并存的格局，那时的安徽省名称是否仍取“徽”字就难讲了。历史没给这种假设留下试验田，真实进程是：安徽继续以“徽”自豪，甘肃则让“徽”沉淀在陇南山谷里，安静且低调。
今天再谈东西两徽，意义已不仅在于辨名。它提醒人们——行政区划的变更往往遵循现实考量：地理环境、经济重心、军防需求与交通节点。一个简短的同名，从皖南羊肠古道延伸到陇南峡谷，背后是元明清三朝对陌生山河的不断编织与修补，也是纸面政区与山水人情之间的博弈。晦涩的地名史，恰恰为后人保存了时代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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