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644年初夏，山海关的旌旗在风里猎猎作响，吴三桂尚未得到“平西王”那块金印，他对手下说：“若得封王，方可安边。”关外关内，都在议论这个封号值不值。当目光顺着渤海湾向南，再远一点便是三百年前的应天府。洪武十八年，徐达灵柩入京后，被朱元璋追赠“中山王”。同样是异姓加王，两者份量并不一样，弄清差别得先从明代爵制说起。
开国之初，朱元璋沿用元制又做删减，洪武三年正式颁五等勋爵：公、侯、伯、子、男。生前最高只能到国公，王爵被单独悬置为荣耀符号，只能死后追封。子、男更是留给追谥之用，活着的人无缘碰。这样一来，明代活跃的外姓武臣，徐达、常遇春、汤和、邓愈……统统只能先戴国公顶子，等百年之后再议“王”。
徐达生前是魏国公，正一品，俸禄、仪仗、服色尽按《洪武定制》。洪武十八年正月，徐达卒，朱元璋赐谥“武宁”，追封“中山王”。子孙照旧承袭魏国公，俸禄不增，兵权不添。换句话说，“王”是荣誉，非权力，也非世袭，这就是“假王”。
常遇春更早一步，洪武二年病逝柳河川。次年，朱元璋下诏：开平王，谥忠武。侍卫捧诏时，棺椁已入土，荣光只留于石碑。后世有人惊叹其少年英武，却很少注意到：开平王也好，中山王也罢，实际待遇与生前无异。
再看清初。清太宗崇德元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随海路入辽，旋即受封“靖海”“定海”“平南”三顺王，配以固山、绿旗，领兵、理财、征赋，军政合一。顺治元年入关后，又加吴三桂“平西王”，孙可望“义王”。这几位是“真王”：封号在手，俸禄袍服按亲王，另有地盘军队，甚至自行征粮练兵。仅此一点，便把明朝那些“追王”远远甩开。
需要提醒的是，清廷对异姓王从不承认永世长存。康熙十三年三藩平定，尚可喜降为爵，耿氏削籍，吴氏更被定反。孙可望死后仅隔六年，康熙把“义王”降为“慕义公”，再过九年连公爵也撤销，子孙仅得世职。实权一走，封号跟着缩水，这与明朝“追王不袭”逻辑暗合。
清代也出现了“假王”。天聪八年扬古利因战功超等公，崇德二年战死朝鲜，追封“武勋王”，其子塔瞻依旧是公。一纸诏书，荣誉到此为止。康熙二十六年黄芳度因平准噶尔被追封郡王，乾隆四十年傅恒因廓尔喀之役亦获郡王，规格与扬古利一致，都是死后高抬，生前并未尝到王爵的甜头。
福康安的情况特殊。乾隆五十七年征川藏未归病终军中，乾隆帝痛悼弟子，追封“嘉勇郡王”，并破例允其子孙照宗室袭降。贝子起步，四世后降为不入八分镇国公，再世袭罔替。换言之，福康安拿到的是半块宗室金印，规格远超前述几位清代“假王”，更与明代“追王”不在同一量级。
若把徐达、常遇春那两方封诰搬到清朝，档次大致等于扬古利、黄芳度、傅恒。都是追王，都不掌军政，也都不许世袭。与吴三桂、尚可喜这类手握重兵、坐镇一省的藩王相差一层天，与享受宗室袭降特权的福康安更隔着两重山。
有意思的是，明清两朝皇帝对于外姓功臣的警惕高度一致：生前最多国公，身后再赠王，以示“不忘开国”。若要封“真王”，非临时政治需要不可，否则朝局失衡。朱元璋确立制度之初便划定赤线，清廷则在三藩之乱后再次加锁。看似不同，实则同源——稳权。
试想一下，若洪武二十三年徐达仍在世，朱元璋会否如顺治对吴三桂那般授其实王？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徐达早年已被软化，失兵权、守京城；吴三桂入湘黔之前还握有十数万悍卒。决定封号性质的，从来不是功劳簿，更不是谥号，而是手里那支军队。
因此，中山王与开平王，是封赏，也是闸门。后人评功臣，切勿只盯绣着金线的王字，还需看看诰命里写没写“世袭罔替”，再瞪大眼瞧瞧，他活着时到底能否调兵买马。明白了这一点，异姓王的份量高低，自然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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