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毅《红鞋城》新书信息

《红鞋城：包税人与一个中国北方小镇的兴衰（1906—1950）》

广告语

税是国家的血液，劣质的征税与劣质的政治互为因果

孔飞力心心念念的“包税人”在这里复活

从清末到民国，读懂一个北方小镇四十四年的命运浮沉

包税人，一把被历史遗忘的钥匙，一群掌握帝国命脉的小人物

当民国的“输血管”被一群小人物掌控，一条惊心动魄的历史暗线浮现出来

基于海量尘封档案与数百人采访，一部揭示民国衰亡深层原因的微观史佳作

黄河岸边，红鞋城内，四代包税人更迭，传统乡村社会瓦解的一曲悲歌

是“税奴”，也是“债奴”，看双重绞索如何勒紧普通人的脖颈，最终勒断了整个时代的呼吸

在日军、国军、八路、土匪的夹缝中生存，看包税人如何用尽智慧与尊严，于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艰难求存

不仅是一部小镇传记，更是一部关于权力、税收、人性与抉择的寓言

作者简介

田毅

非虚构写作者，曾为记者、编辑。已出版《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1976-2006）》（合作者赵旭，中信出版社2008）。

赵旭

小买卖人，口述史记录者。

内容简介

“枪杆子”与“钱袋子”（武权与税权）是撬动近现代中国变局的两大杠杆。前者轰轰烈烈、万众瞩目，而对“钱袋子”的抢夺战，总被当权者刻意掩盖。

本书作者历时八年，采访二百余人，遍查当地原始档案，描绘了清末民国年间游走于政权与百姓之间的“包税人”的命运图景。这些税收掮客将怯懦与果敢、狡黠与质朴集于一身，虽屡遭打压，却并非只是被动承受，他们甚至意外拥有了决定民国生死的最后一块砝码。

良（恶）税总是对应好（坏）政治，“钱袋子”之争本身就是中国历史的一条暗线。包税人的故事不仅属于北方小镇红鞋城，更属于所有渴望理解中国制度变迁的人。

书稿特色

作者历时八年，在访问了200余人，查阅了几乎所有红鞋城档案，将这片土地上曾经重要的“小人物”复活，讲述了这些夹在政权与百姓之间的“中介人”——保长、甲长、队长——左支右绌、上下应对的故事。

作者敏锐地抓住“税权”这一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问题，从“包税”视角揭示了历史演进的隐秘逻辑。所谓包税制，是指私人或团体与官府签订契约、代理征税的一种制度，是明清年代暗地“包揽”收税的延续。那些包税人往往是地方的士绅、商人、保甲长、能人、地痞等，他们代理收税的同时也收取高额费用。如此“包税制”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石之一，也是政权汲取社会财富的重要“血管”。

以大量一手访问刻画一个乡镇的长时段命运以及对“包税制”的深度挖掘，在以往的同类出版物中极少涉及，本书填补了这两个空白。

编辑推荐

本书通过对一个黄河边北方小镇——红鞋城——长达44年变迁史的深度研究，以“包税人”这一长期被主流历史叙事忽视的隐秘群体为钥匙，打开了理解近代中国地方社会、基层治理与国家命运的一扇新窗。

红鞋城位于包头市，在晋陕蒙交接处，乾隆后两百年间一直是黄河流域重要的贸易枢纽。作者选取红鞋城的数位“名人”作为核心线索，记录了这些处于政权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人物如何在清末动荡、军阀混战、日伪横行等特殊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应对征税、征兵、维持治安等基本职责时的丰富故事。作者特别挖掘出他们隐秘的“包税”行为，作为理解传统中国政权运转逻辑及兴衰的一把密钥。

本书是作者有关“百年红鞋城”（1906-2006）经济社会变迁史的上部，讲述了一个乡镇1906—1950年的历史。2008年作者出版的《他乡之税》是“百年红鞋城”（三部曲）的下部（1976-2006），该书荣获当年《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新京报》年度好书奖，《经济研究》《二十一世纪》分别针对该书刊发长篇论文，该书也被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列为授课参考教材，社会与学术反响俱佳。

十八年前，《他乡之税》出版时，非虚构概念在国内还少有人闻，这些年则极速升温，读者更加盼望通过非虚构作品深入了解自己当下的生活与过往的缘由。这部融合了地方史、社会经济史、政治史的作品，正是一部考据扎实、充满故事张力、能引发普通读者对命运与时代深思的非虚构佳作。

核心看点

1.包税人：近代中国的“雍正难题”

核心看点：首次系统地将“包税人”（包税者、牙商、会首、保甲长、商会等中介人）置于历史舞台中央，揭示他们作为政权与民众之间的“中介”，如何成为国家汲取财富的“命脉”，如何手握“税权”，自保及屡被打压，却又在动乱中成为民国“自毁按钮”的关键推手。作者回应了历史上延续的“雍正难题”——统治者既依赖又忌惮这批中间人。

2. 故乡浮沉录：一部“微观中国史”

核心看点：以红鞋城这个普通小镇为切片，完整呈现了从晚清、北洋、国民政府、日伪到红色政权更迭的全过程。读者可以透过小镇的兴衰，直观大时代的剧变如何具体投射在土地、集市、城墙和每一个家庭身上。

3. 四代“名人”的权力嬗变：从“商绅”到“税吏”的异化

核心看点：清晰勾勒了红鞋城精英的三代演变：以侯大红为代表的清末“商绅”（植根土地与市场），以高德荣为代表的“半官半民”的税吏，再到李耀庭等发迹于高利贷与垫税的“债主”，以及最终的“自己人”。反映了地方权威如何从拥有道义和市场的自主力量，一步步沦为依附于暴力汲取体系的工具，展现了近代乡村社会结构的崩解。

4. “包税制”的公开化与毒化：民国的“饮鸩止渴”

核心看点：深刻揭示民国时期，为应对庞大的“武力支出”，原本暗箱操作的“包税”被公开化、制度化。详述了从煤炭税、屠宰税到牲畜交易税等各类税源的“招商承包”，以及由此引发的层层分包、层层加码。这种看似高效的汲取方式，实则是涸泽而渔，最终掏空了乡村，也蛀空了政权的基础。

5. 双重绞索：“税奴”与“债奴”的炼成

核心看点：生动刻画了“包税”与“高利贷”如何叠加，成为套在普通农民脖子上的双重绞索。当税收任务无法完成，包税人（或保甲长）垫税，农民即从“税奴”变为“债奴”，在利滚利中迅速破产，卖地、卖妻、卖子的悲剧屡屡上演。这是理解中国乡村经济破产和民怨沸腾的关键。

6. 乱世生存术：在“三国四方”夹缝中周旋

核心看点：日据时期，红鞋城身处日军、国军、八路军、土匪“三国四方”的势力夹缝。本书以李耀庭等人的经历，展现了地方精英如何在多方势力之间艰难周旋，甚至“脚踏多只船”以求自保，呈现了基层社会复杂而真实的生存图景。

7. 鲜活的小人物群像：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命运

核心看点：全书充满了有血有肉的人物：裸体抗洪的侯大红、被土匪割耳朵的“小耳朵”高德荣、无奈辞职最终被日军逼死的区长张季颖、失眠的债主李耀庭、沉稳的侯瑾、潜伏的地下党包税人史立三……他们的抉择、挣扎、突围与落幕，赋予了历史叙事直击人心的真切力量。

8. 基于一手史料与大量口述采访的扎实叙事

核心看点：本书并非虚构，而是建立在大量珍贵的县档案馆原始档案、契约文书，以及上百位历史亲历者及其后代的深度访谈之上。作者像侦探一样拼凑历史碎片，保证了叙事的真实与细节的丰富。

9. 现实的历史回响：对治理、税收与中介角色的永恒思考

核心看点：红鞋城的故事虽已落幕，但其中关于国家如何汲取资源、如何处理与基层社会的关系、税收的正义性与有效性、政权公共服务缺乏的致命后果等命题，对理解中国社会的现在与未来，提供了深邃的历史镜鉴。

作者的话

真实的民国，收税是一个无尽的动词，是人们生活中最现实、最残酷、最持久的遭遇，其中充满了逃避、压榨与你死我活。

孔飞力教授曾把包税人作为理解近代中国的切口，谁控制了税源与税权，谁就控制了国家命脉。我们试图丰富、扩展这一视角，让众多包税人在书中“复活”，于是，毫不起眼的包税人成了民国变幻的关键人物，一部被遮蔽已久的近代史暗线浮出水面。

层层包税，表面高效，实则私权侵蚀公权，国产、党产、私产不分，政治秩序混乱。民国“虚弱而独裁的中央”当然知道这些危害，屡次向包税制“宣战”，却都以失败告终。

红鞋城的包税人，生于当权者的怀抱中，却渐渐成了他们眼中的竞争对手。于是，这些掮客不断被拉拢、被利用，又不断被打击、被镇压，旧一茬，新一茬。他们百般算计、曲意迎合，但绝非毫无反抗之力——他们手中甚至拥有了决定民国兴衰的“自毁按钮”。

微书摘

千百年来，庞大政权与它的子民之间总存在着这样一批中间人，他们汲取税收，上通下达，构筑起一张政权底部的大网，编织成一条近代中国兴衰的隐蔽命脉。

围绕包税人，这个漏洞百出的劣质征税系统与高利贷合体，像老虎钳一样狠狠夹住乡村，成了索命恶鬼。

完成不了税收任务而由包税人垫税（包盈不包亏），无钱可垫时则以高利贷垫补，包税的层层加码与高利贷的利滚利叠加在一起，构成双重剥削，比黄河漩涡还可怕。

民国从来没有信任过这些“中间人”。在领袖眼中，这些“散沙”永远各有算盘，不是“自己人”。

1940年代末，省政府公开说要争夺汲取税赋的“中间人”。此刻包税已经深入民国骨髓，公权私化名曰高效，实则如蚁穴毁堤。

乡村记忆多如庄稼，一茬收尽一茬又来，有时却也如沙漏，层层叠叠，偶尔遇着风，底色就显露出来。红鞋城的“风”就是时间。

很少有人能参透革命的奥妙与新政权的焦虑。事实上，辛亥之役竟然让县府接连吞下巨大的“哑巴亏”。简单来说，革命前后，县府人未变、事如前，运行大体依旧，但开支凭空多出三份。

红鞋城“四大名人”都非官府中人，主导者侯大红更类似“商绅”，他们兴起于土地与市场，是更宽泛意义上的民间精英，是医生、木匠、粮油收购加工大户，也是百姓少不了的“说事人”“代东”“中人”，还曾是县府帮忙收税的必备人手。公正与质朴是底色，为坚守这两个底色，他们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钱袋子永远横在政治与经济之间，为掌权者首要考量。“包税制”不仅在红鞋城，在整个中国也是千年隐隐不绝。

百年大动荡，“四大名人”留给红鞋城的遗产还包括劝告。王正老汉去世前就一再嘱咐儿孙三条：一、不要多买地；二、不要多盖房；三、不能抽大烟。这百年，国人匍匐，自保先于创造，莫不如此。

高德荣那被土匪割去一半的小耳朵并没消失，在此后的岁月里，“小耳朵”刻入红鞋城人的心中，像锋利的刀片，成为恐怖的隐喻。纵观乡长高德荣的命运，两条“绳索”牢牢绑住了他：除了为政府征税（包税），就是被土匪洗劫。

税权与武权不愧为民国最昂贵的权力。包税“新职”令高德荣得以更深地嵌入红鞋城，其势力日旺，远超日后的普通干部。他家业不大，但结友多，好讲排场。人们对他娶儿媳印象深刻，新娘子好似妃子，迎亲队伍长达几里，红鞋城更是自古没来过这么多的官员、商贾。

连县府保安团都能哗变为匪，乡间民团就可想而知了。红鞋城人越来越怀疑，屡次“请财神”中途发生的绑票案，有多少有他们的参与。团练们即便不会瞄准，射杀率低，也懂得了枪的价值：枪是生死砝码，警与匪只隔一念。

隐秘中，“税奴”经常会借贷现金垫税，而变身“债奴”，二者相通，纠缠不断，征税也成为一门油水丰厚的借贷生意。

农会会长任务艰巨，他们要做钉子，在工作组与上级领导下，将党的纲领送进旧乡村，构建出与庞大的新国家同思考、共命运的一个个崭新的神经末梢。

红鞋城吴英领头反抗用来增税的丈量地亩之举，就是万千推倒清政府力量中的一支。如果说革命党的口号与武昌城头的枪声是催命符，那么吴英这样政权毛细血管的不合作与反抗则是绝命铲，他们从根上断了清政府的命。

近代中国大地上屡见不鲜的是，胜利带来的不是另一个胜利，而是反转与失望。侯大红等“四大名人”站在命运的顶点，迎来的却是辛亥革命后意外多出的三份税款，加上随后大小军阀及土匪雁过拔毛式的摊派与哄抢，民国从一开端就进入了“武力支出”高涨的常态，“武权”与“税权”激烈争夺，互利起舞，特征鲜明。

20 年代末，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国家，乡村包税人（包括农会）、集市包税人与商会包税人，这三类或被创造出来或经改造扩编的包税新渠道已然成型。他们从每片土地、每个人及每次交易中吸血，供给政府，也供给大小军阀与往来劫匪。

30 年代初，包税制扩大加深的同时，大旱与瘟疫席卷红鞋城，“武权”与“税权”摇摇欲坠，各级政权则只取不予。大户早已衰落，连自古有之的灾年大户放粮都很少见了，送瘟神的轿子却永远留在红鞋城人的心里。

自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国家统一后，财长宋子文雄心勃勃地向包税制“宣战”，改为官征。结果屡战屡败，无可奈何，一样解不开“雍正难题”。包税制没有回头路，继续饮鸩止渴是民国及其官僚系统唯一的续命之法。

包税制在民国分布的普遍、攫取的力度与影响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些实际控制着相当比例民国税权的力量转身成魔，层层转包、层层加码，包盈不包亏，把欠款甩给民间、甩给高利贷。为快速获得稳定、高额的税收，包税制仿佛绞肉机一般压榨着几乎所有国人。

短期看，这些包税小人物在各种夹缝中生存，总是勉强应和，随波逐流。他们是掘利者，也是牺牲者，他们是维护者，也是受难者，他们越来越被控制；长期看，正是他们让各类政权、领袖不得不正视，少不得爱恨交织。他们最终被官化，却也一步步抛弃了政权，最终按下了民国的“自毁按钮”。

在清末至民国的历史变迁中，农民一直是各类政权汲取的对象。而包税制的兴起、成熟、肆虐就是最重要的提取渠道与机制，它是理解近代中国演变的一把钥匙。作为一种制度，包税制可能已经消失，但财权不对等下的财政承包可能会以各种方式重现，税权争夺从未停止，中国的现代转型也远未终止。

1943 年春节刚过，日军参事官看到了一份紧急报告——哥老会看上了距红鞋城不远的黄河渡口，不但要“私有化”所有船只，更要包揽煤炭税在内的所有日本人控制的税收业务。

事实上，日本人投降后红鞋城不仅没有更换旧保长，反而委以重任，因为从包税、征粮到抓丁，没有谁比高德荣、李耀庭、侯瑾这些人更懂红鞋城人了。不过诡异的是，这些行动反过来将中介者推向分裂与没落。

要说彻底改造基层中介层，最直接的难题是没有替代者与时间，内战已然开始。机会已经给了国民党二十年，解决这个民国根本问题的重担，也许要交给别人了。

无论是藏粮大户，还是有“手段”的保甲长，无论是本地人出任乡长，还是县府直接委派的自己人，现在都是被威逼的对象，毫无例外。为了打败敌人，国民政府涸泽而渔它的子民与中介层，这些人反过来掘了民国的坟墓。在中华民国的生死临界点上，除了三大战役，国共双方还有一条更为隐蔽的征税“战线”。

地下党史立三何止“狡猾”？他熟识三教九流，与红鞋城上上下下打成一片，游刃有余。不久，他暗暗切入旧政权最隐秘的包税环节，熟络财源与人脉，不得不让人钦佩。

包税，以及其代表的民国中央地方关系的极速非制度化，是否会随着即将到来的新政权而消失？小到管制放开，大到公共服务，新政权何时反哺它的子民，又如何在追寻大工业梦的同时以反哺？现在都是谜。

汲取、压榨，在此前百年乃至上溯几千年对中国各类政权都具有绝对的意义，而以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则依然在路上。

通稿

《红鞋城》：一部揭开近代中国基层社会隐秘命脉的微观史力作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其宏大的叙事往往由帝王将相、革命浪潮与国际交锋所铸就。然而，真正的历史密码更多隐藏在广袤土地的褶皱深处，镌刻于那些被主流话语遗忘的“小人物”的命运轨迹之中。由田毅、赵旭历时八年深入调研、精心撰写的非虚构著作《红鞋城：包税人与一个中国北方小镇的兴衰（1906-1950）》，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出版。本书独辟蹊径，将目光聚焦于黄河岸边一个名为“红鞋城”的北方小镇，通过追踪一群特殊的历史角色——“包税人”长达四十四年的浮沉变迁，撬动了对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结构剧变、国家治理逻辑与基层命运关联的宏大思考。

发现“红鞋城”

本书的叙事起点，源于作者之一赵旭对故乡的记忆与情感。红鞋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双龙镇，得名于清末民初酷似女鞋的城墙。它并非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城，却因其地处晋陕蒙交界、黄河岸边的水旱码头位置，成为近代中国北方社会变迁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微观样本。

两位作者在档案馆浩如烟海的尘封卷宗中探求，那些泛黄的公文、契约、税单、诉状、人事任免书，连同两百多位历史亲历者及其后代的抢救性口述访谈，共同成就了一幅远比童年传说复杂、惊心动魄的历史图景。本书揭示，近代红鞋城的变迁之谜与那些穿梭于官、民、商、匪之间的“中介人”或“掮客”息息相关。他们，便是本书的核心主角——包税人。

所谓“包税人”，指那些与官府达成协议，利用自身在地方的信息、人脉与实力，代为向民众征收税款，在完成上缴定额后余利归己的个人或组织。他们可能是传统的会首、社长，也可能是新兴的牙商、保甲长、商会首脑。本书认为，正是这批影影绰绰的“中间人”，编织成政权底部汲取资源的大网，构成了近代中国兴衰的一条隐蔽命脉。理解他们，就握住了理解帝制晚期至民国国家治理困境的一把关键钥匙。

三代“包税人”的嬗变

《红鞋城》以人物群像带动历史叙事，清晰勾勒了小镇权力结构与政治权威在半个世纪里的三次更迭，这也映射了中国乡村社会基础的崩解过程。

第一代：道义与市场的“商绅”（清末民初）

以侯大红、岳瑞五、王正、焦二成为代表的“四大名人”，是传统乡土社会自发孕育的精英。侯大红凭借对“葫芦叶落霜”预示灾年的敏锐，通过粮食贸易与兴办“陆陈行”（粮食加工作坊）发家。他们发迹于土地与市场，其权威建立在公正、仗义、为民请命（如裸体抗洪、组织抗税）之上，是连接官府与百姓、协调乡村公共事务（如庙会、调解纠纷）的“说事人”。然而，辛亥革命后骤增的“武力支出”和军阀摊派，迅速压垮了这套基于道义与有限利润的旧体系。侯家遭官匪勾结洗劫而分家败落，标志着这代植根于本土经济与伦理的精英无力应对新时代的汲取压力，率先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代：机灵与依附的“税吏”（20-30年代）

以“小耳朵”高德荣为核心的新“六大名人”登场。高德荣身兼三重身份：牲畜集市“牙商”（经纪人）、官方任命的“乡长”、以及为官府“包税”的征收者。他机灵、圆滑、善于周旋，其权威不再源于深厚的土地根基与高尚道德，而源于在市场中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对新政权的服务价值。这一代精英更像技术官僚，在土匪割据、旱蝗瘟疫的极端环境中，他们牵头“打城墙”以求自保，却也更深地嵌入国家的税收机器。他们的兴起，意味着地方权威从自主性较强的“绅”，向依附性更强的“吏”的转变。

第三代：榨取与分裂的“债主”（30-40年代）

以李耀庭、孟大个儿（孟富）为代表。他们的发迹，直接源于乡村的破产。通过向无法完成税赋的农民发放“高利贷”进行“垫税”，他们以债务为锁链，大量兼并土地，成为新的债主大户。与此同时，最具威望的“后台人物”张季颖（曾任区长，贯通黑白两道），在无力调和官民矛盾、目睹日寇暴行后，于愤懑与无奈中精神崩溃而死。他的死亡，象征着旧式乡村调解机制与道德权威的彻底终结。此时，包税制与高利贷合流，形成“税奴”与“债奴”的双重绞索，将普通农民逼至卖儿鬻女的绝境。乡村精英自身也彻底分裂，从可能的保护者，异化为直接的压榨者或无奈的旁观者。

第四代：“自己人”（40年代末50年代初）

抓丁与加税让民国陷入抗战胜利后新的漩涡，曾经的乡村“名人”或辞职，或被剔出镇压，彻底崩塌。上级政府开始直接任命“自己人”把持税权，同时地下党员史立三也“潜伏”其中，成为红鞋城完美的包税人。不久后，红色政权也会精挑细选，找出了自己的人。

民国的“饮鸩止渴”与结构性崩溃

本书最具学术冲击力的部分，在于系统揭示了“包税制”在民国时期的制度化、普遍化及其灾难性后果。作者从档案中梳理出，从民国初年开始，为应对庞大的军费开支（“武力支出”占据县财政支出最高达六成），政权无力建立直接、有效的税收系统，便大规模采用“招商承包”应对。不仅是传统的田赋、徭役通过保甲、农会征收，新兴的商税——如煤炭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营业税等——更是公开招标，由商人、牙行、商会承包。

本书以大量原始税票、呈文、契约证明，这套制度迅速异化：包税人为了盈利，必然层层转包、层层加码，对上拖欠承包款，对下超额勒索。县府明知其弊，却因依赖其“稳定”的税收而上瘾，屡次驳回废除包税、改为官征的提议，形成了“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到了40年代后期，包税收入已占地方税收的相当大比例（书中数据显示部分地区重要税种包税占比过半），这意味着国家税权的相当部分已“外包”给了一个以逐利为首要目的的中间集团。

这一体制的恶果是双重的：对社会，它竭泽而渔，是导致乡村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的直接工具；对政权自身，它让渡了核心的汲取权力，滋养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阶层，这个阶层在政权危急时（如抓丁、征粮最烈时）首先考虑自保，大量辞职、敷衍，甚至暗中与新兴力量（如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联络，事实上按下了国民政府在基层统治的“自毁按钮”。本书指出，民国政权并非亡于单纯的军事失败，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其构建了一个自我毁灭的财政汲取结构。

在“三国四方”的夹缝中

日寇入侵后，红鞋城的故事进入更复杂的章节。小镇沦为“三国四方”（日军、国民党军、八路军、土匪）势力的角力场。本书生动描绘了李耀庭、张文观等地方精英如何在各方势力间疲于奔命、“应差”的窘境。白天应付日伪，夜晚接待土匪或游击队，任何一方都开罪不起。正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历史的可能性悄然孕育。

本书详细记述了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如李抗）如何通过本地关系（如大户高四十五、乡绅李耀庭）建立联系，获取物资、办理“良民证”，甚至成功袭击日伪机构。这并非简单的“抵抗”叙事，而是展现了在政权控制的缝隙中，一种新的、更有纪律和组织力的力量，如何通过灵活的策略和切实的帮助（有时是交易），逐渐在基层社会赢得生存空间和人心。这为理解政权更迭的基层逻辑提供了鲜活的注脚。

学术价值与现实关照

《红鞋城》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叙事魅力的非虚构佳作。其价值在于：

1. 视角创新：将“包税人”这一长期被忽视的群体置于中心，为理解近代国家建构、基层治理与社会变迁提供了极具穿透力的新视角。

2. 一手资料扎实：大量的采访与原始档案的运用，让历史复活于具体的人物、事件与细节之中，实现了“显微镜”与“望远镜”的结合。

3. 理论贡献：通过对“包税制”在民国时期运行机制与后果的深刻剖析，对“国家政权内卷化”、“经纪模型”等经典理论提供了来自中国北方的、翔实的个案验证与深化。

4. 叙事生动：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故事扣人心弦，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乏文学的感染力，使专业思考能够抵达更广泛的读者。

5. 现实映照：书中对税收正义、中间阶层角色、基层治理模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具有超越具体历史时期的思考价值，为理解中国社会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了深远的历史镜鉴。

《红鞋城：包税人与一个中国北方小镇的兴衰（1906-1950）》不仅仅是一个小镇的传记，它还讲述了那些默默塑造了历史基底的、琐碎而残酷的日常逻辑，比如税收如何决定命运，权力如何侵蚀乡土，以及普通人的挣扎与选择。对于所有关心中国历史、社会与命运的人来说，这是一本不容错过的重磅之作。它提醒我们，历史的答案，往往不在庙堂之高，而在红鞋城这样无数个默默无闻的角落之中。正如作者所说：“所有的秘密都能从故乡找到答案。”

目录

引　子　 “石雨倾盆”

第一章 商绅侯大红：兴衰老名人

一　“裸体打坝”

二　葫芦叶传奇

三　“神树”、“印红”与“会首”

四　官与税

五　革命的代价：三份哑巴亏

六　新农会夭折

七　隐秘的新人：煤炭包税商

八　“二牛”劫侯家

第二章 半官半民高德荣：“小耳朵”脚踏三只船

一　“小金金”割“小耳朵”

二　牙商、乡长、包税人

三　打城墙

四　城破之一：大旱可免？

五　城破之二：“人传人”

六　“踏水渡河”

七　逆向生长

第三章 无奈无力张季颖：最有权势者的辞职与死亡

一　张先生：“六大名人”背后的人

二　两大名人之争：“税奴”与“债奴”

三　包税漩涡

四　长衫、电话与仁丹标记

五　日本人“偶入”

六　张季颖之死

第四章 李耀庭（上）：游走夹缝间

一　睡不着的李耀庭

二　小脚女人运动会

三　血色“黑金”

四　“三国四方”

五　军鞋事件

六　来自哥老会的“挑战”

七　偷枪“刮野鬼”

第五章 李耀庭（下）：梦断红鞋城

一　李氏乌托邦

二　抢粮奇案

三　侯瑾两劝邬占山

四　抓丁“别情”

五　“空赤马”

第六章 新　人

一　钟乡长被打

二　高德荣辞职

三　包税之争：乡官史立三与警察张文斌

四　谜底

五　师政委的“眼睛”（上）

六　师政委的“眼睛”（中）

七　师政委的“眼睛”（下）

结 语包税人：手握民国“自毁按钮”的小人物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