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革命10年，伊朗如何把中东穆斯林国家，都逼成敌人？一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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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东大国的伊拉克，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什叶派却长期处于少数派逊尼派统治之下，伊拉克政权始终面临着宗教合法性问题，人们因而普遍担心伊朗革命对伊拉克的冲击，但外界常常错误地判断了伊拉克国内什叶派社团的性质，其中之一就是将整个什叶派社团看得高度统一。

第一，伊拉克什叶派的现状。

实际上，在伊拉克尤其是农村地区，血族关系仍然是决定忠诚的首要因素，比一般的种族和教派关系更为直接，与国家的联系主要还是通过部落领导人的中间纽带。

即使有什叶派宗教领导人号召仿效伊朗的革命，伊拉克的普通什叶派信徒也未必起而呼应。历史上，作为什叶派宗教圣地，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与伊朗宗教界联系密切，在这两个什叶派宗教中心，“波斯的影响是强大的”。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两国较为激进的乌里玛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从1965年到1978年，霍梅尼自己就生活在纳杰夫，当时纳杰夫的伊拉克主要什叶派激进乌里玛包括阿亚图拉哈吉姆、他的儿子迈赫迪和穆罕默德，以及阿亚图拉萨德尔。据报道，霍梅尼在流亡期间与萨德尔“非常亲密”。霍梅尼等伊朗革命领袖与伊拉克的激进乌里玛之间的亲密关系最终证明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能增加了伊朗输出革命的便利性，但这种亲密性所宣扬的跨国宗派主义实际上不可能吸引整个伊拉克，伊拉克激进的什叶派乌里玛也不可能在伊拉克更广泛的政治社团内建立自己的领导权威。

萨德尔的覆灭证实了这一点。

1970年哈吉姆去世后，萨德尔成为伊拉克最知名的什叶派激进宗教领袖。萨德尔在与霍梅尼交往前后曾试图保持自己非宗派主义的形象，有专家研究认为，萨德尔的主要著作“没有任何援引什叶派教科书的明显例证”，他的思想是不同寻常的普世主义。然而，他与霍梅尼及伊朗之间的联系阻碍了普通信徒的这种感知。

随着伊朗的阿拉伯语广播称萨德尔为“伊拉克的霍梅尼”，萨德尔非宗派主义的形象荡然无存，他自己也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有很多迹象表明他想离开伊拉克。

萨德尔最终于1979年6月被捕，当时他试图带领一班人去伊朗祝贺霍梅尼，这一行动既表明两边分不开的联系，也说明萨德尔在伊拉克国内日益孤立。

到1980年4月初，伊朗和伊拉克已经势不两立。伊朗就伊拉克宣布了自己的目标，外交部长拉贾伊说：“我们决定推翻伊拉克的复兴主义的政权”；霍梅尼自己则说，伊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将会清除“邪恶的复兴社会党领导人”。

然而，尽管言辞强硬，但伊朗实际上并未做好两国战争的准备。伊朗领导层严重低估了伊拉克政权的弹性，纳杰夫的激进派教士的言论也助长了伊朗领导人对于伊拉克形势的乐观估计。

据传，萨德尔在被捕后宣称：“我在这儿并不孤独，我的周围有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所有这些人都有着同一个灵魂。”

伊朗革命者无疑相信伊拉克不久就会步他们的后尘，认为伊拉克政权的垮台不可避免：“伊拉克是人类历史上最可爱、最高尚的人(阿里和侯赛因)的埋葬之地....，现在这片神圣土地就要以自己的光荣起义来响应伊斯兰的召唤，通过仿效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各个步骤，它必定会建立起神圣正义的政府和伊斯兰共和国。”

实际上，纳杰夫的伊拉克激进派乌里玛与伊朗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反而削弱了他们在国内什叶派社团的影响。

萨德尔于1980年4月被处死，在有关报道中，大多数报纸称他是一位什叶派领导人。一家科威特报纸报道，对萨德尔的指控是他领导着一个亲伊朗的政党-达瓦党。西方报纸在报道他的死亡时，同样视其为排他主义者，其中一份报纸描述他的罪行是“鼓动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的反政府热情。”

媒体的报道反映了对萨德尔的跨国宗派主义的一般认知，这种认知影响了普通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对他的追随与忠诚，因此，关于萨德尔的去世，“这里(伊拉克)并未出现大众抗议，甚至在传统的第40天哀悼仪式上也是如此。”

萨德尔死后，哈吉姆之子穆罕默德·巴克尔·哈吉姆声称是萨德尔的衣钵传人，为了躲避镇压，他逃往德黑兰寻求避难。

然而，两伊战争的爆发令哈吉姆的处境日益尴尬。1982年7月，伊朗武装力量攻入伊拉克领土作战，但哈吉姆仍逗留伊朗，彻底暴露他的宗派主义与普通伊拉克什叶派信徒的爱国主义之间的分歧。

他不仅支持伊朗的战争努力，而且在伊朗境内建立了名为“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会议”的什叶派流亡政府。至此，哈吉姆要想加强。自己在伊拉克的政治地位，除了借助于伊朗战争胜利之外已无其他任何可选择的途径，这就显示了哈吉姆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的边缘化。

从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例证中可以看出，尽管在中东的什叶派社团中存在着非常真实的政治、社会、经济不满，但伊朗期待的革命并未发生，中东国家的什叶派战斗精神未能转变为重大革命运动。在中东其他各国，没有出现本土具有超凡魅力的什叶派领导人来唤醒什叶派社团的思想与支持，或者将模糊的不满引导为集中的、有组织的反抗。

此外，中东什叶派社团的生活虽然可能并不如意，但并非不可忍受。虽然石油财富大多分配给了逊尼派，但什叶派同样分享了石油繁荣，这就导致了什叶派内部的分层和碎化，影响了什叶派穆斯林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统一认知和支持。

第二，两伊战争的阻碍。

两伊战争对于输出革命政策的阻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它消耗了伊朗的资源和实力，从而影响了对各地革命行动的支持力度;战争凸显了国家利益与国家差异，妨碍了伊朗以伊斯兰旗号跨越国界藩篱的输出革命诉求。

伊朗在20世纪70年代因石油获利丰厚而累积了不小的经济实力，本应在革命后足以负担输出革命政策所需的海外宣传、人员征募、向海外组织提供财政与武装资助经费。然而，随着两伊战争的爆发，伊朗除了要支出庞大战争费用外，石油收入锐减，而且战争对基础设施之类的破坏也影响了自身经济发展。两伊战争中伊朗死亡30万、伤残170万人，还产生了200万难民，从而失去大量劳动力。

战争还严重破坏了伊朗的城市和基础设施，尤其是约65%的炼油能力被伊拉克摧毁，导致伊朗石油输出和外汇收入剧减。据估计，这场战争伊朗直接损失6000亿美元，全部损失为约1万亿美元，战争使得伊朗经济倒退了20年。因此，两伊战争大大削弱了伊朗的资源与实力，影响了输出革命政策的推行。

此外，伊朗本来试图以伊斯兰意识形态跨越国家界限，将伊斯兰世界团结起来，然而，两伊战争所凸显的国家差异及国家利益概念却阻碍了这一目标。例如，伊朗于1982年7月攻入伊拉克境内，主要攻击目标为伊拉克什叶派人口聚集地巴士拉，霍梅尼寄希望于什叶派的革命诉求，唤起什叶派的革命意识，起而反抗伊拉克政权；但伊拉克什叶派教徒仍旧效忠于伊拉克逊尼派政权，并未对伊朗输出革命的诉求给予回应。

在战争中，构成伊拉克军队主体的大多数什叶派。穆斯林仍然保持着对自己国家的忠诚，而不是对伊朗的同宗派兄弟的支持，这是国家差异凌驾于宗教同质性之上的一个明证。因此，可以说，国家利益概念因两伊战争的凸显而对输出革命产生了阻碍。

两伊战争不仅对中东逊尼派而且对什叶派的生活构成威胁，因为对油轮和石油设施的袭击影响了所有中东人口的经济福利。大体上，不仅在伊拉克军队，而且整个中东的什叶派在这场冲突中都支持自己的国家。换言之，两伊战争更被认为是一场阿拉伯-波斯人的冲突而非什叶派-逊尼派冲突。在两伊战争中，支持和同情伊朗的国家主要是叙利亚、利比亚、原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而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持中立立场，其余的阿拉伯国家都支持伊拉克或倾向于伊拉克。

原本伊朗的策略在于以伊斯兰因素突破阿拉伯民族主义，以穆斯林团结作为推动外国革命的基础，但两伊战争所凸显的国家利益界限，尤其是伊朗1982年7月开始攻入伊拉克国境的军事行动，不仅造成其他国家的恐慌，也促成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从而使得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凝聚现象，反而阻碍了伊朗试图以伊斯兰因素跨越民族障碍目标的实现。

第三，美国及阿拉伯国家的围堵。

疑惧、敌视伊朗革命是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反应。革命发生后，伊朗不仅脱离了西方联盟，由美国的战略盟友转为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挑战者，而且，伊斯兰共和国的仇美情绪随着美国人质事件的拖延而愈发激烈，美国逐渐确信自己不仅失去了在海湾的一大支柱，而且诞生了一个确凿无疑的新敌手。革命后伊朗立场和政策的逆转，威胁到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利益，因此，美国希望遏止伊朗革命在中东的蔓延。

在阿拉伯世界，伊朗革命无异于一场政治地震，迅速波及各伊斯兰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震撼了各国逊尼派政权。伊朗革命可能的连锁反应使得阿拉伯国家视其为共同威胁，因而形成隐性联盟，共同对付伊朗新政权，严防革命的浪潮冲破堤防突入本国。

尤其是1982年伊朗在两伊战争中逐渐取得优势，引起美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高度不安，导致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积极倒向伊拉克，以防止伊朗在战争中获得全面胜利。美国及阿拉伯国家的合力围堵，构成了伊朗输出革命的又一大障碍。

海湾国家的统治者对于伊朗的革命呼吁尤其感到不安。霍梅尼鼓吹推翻海湾地区不忠于伊斯兰的国家政府，支持各国国内反对派尤其是什叶派的政治反抗，这对海湾各国政权造成极大挑战，是海湾国家最敏感、最难以接受的。

伊朗总统哈梅内伊在一次有来自40个国家的聚礼领拜人参加的会议上，公开号召他们将清真寺变为“祈祷、文化和军事基地......为在所有国家建立伊斯兰政府建立基础。”

两伊战争使伊朗与其周边国家关系恶化，海湾国家组成海湾合作委员会，向伊拉克提供巨大财政支持。霍梅尼呼吁海湾合作委员会“回到伊斯兰的怀抱，抛弃巴格达的萨达姆政权，停止浪费其人民的财富。”

沙特则回应以这样的声明：

“自从伊朗人民和穆斯林遭受霍梅尼政权折磨以来，这个政权就未能向伊斯兰和穆斯林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服务......这个政权试图在穆斯林的政治和清真寺中制造分裂。霍梅尼政权到处派遣代理人煽动不和。”

最担心伊朗革命冲击的国家是伊拉克。作为一个与伊朗有着漫长边界的毗邻国家，伊拉克的大多数穆斯林与什叶派伊朗信奉同一教派，大量人口还具有伊朗血统，而且长期以来两国宗教界联系交往密切，这一切都意味着伊拉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东邻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

一开始，伊拉克政府祝贺伊朗反国王斗争的胜利。进而，伊拉克政权“由于害怕这场运动伊拉克的冲击”，而勉强批评伊朗革命领导人霍梅尼。到1980年初，伊拉克政府确信：“一旦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什叶派伊斯兰共和国得到巩固，它必定要覆盖到伊拉克南部，这里有大量什叶派信徒以及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

伊拉克政府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因为早在伊朗革命之前，伊拉克境内什叶派的抗议活动一直处于增长之中。1969年发生了数十年来第一次什叶派骚乱。1970年6月，什叶派宗教权威阿亚图拉哈吉姆的葬礼成为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一个诱因。1974年庆祝阿舒拉节的仪式也转变为一场政治示威。3年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阿舒拉节大规模示威导致暴乱并持续数日。

面对内外双重威胁，伊拉克政府恩威并施，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来抚慰什叶派，另一方面，对那些积极从事反政府活动或者被认为可能挑战政权的个人及组织采取压制甚至摧毁的不妥协政策。

伊拉克逊尼派政权首先从经济入手，推行相对公平的资源及财政分配方案，甚至在某些领域有意向什叶派倾斜，以缩小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差距。到1978年，什叶派集中的南部省份和3个逊尼派省份的小学入学率几乎没有差距；在医疗设施方面，什叶派社团实际上还稍占优势，在什叶派聚居区，平均每59000人有一所医疗机构，而在逊尼派地区则为超过61000人一所医院。

除了提高什叶派信徒生活状况的一般努力外，政府也针对特定问题地区，划拨一些专项资金来抚慰什叶派信徒。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以及巴格达的什叶派社区都得到大量的额外投人。在纳杰夫，政府慷慨补助约2.2亿美元用于修缮阿里清真寺，一笔5200万美元的赠款被用来重建该地的一所医院;在卡尔巴拉，约6000万美元被拨来修缮侯赛因和阿拔斯陵墓，同时有许多住房和农业计划得到资助。

在巴格达，什叶派聚居的、破败的萨瓦拉城也得到大量援助，1982年该城改名萨达姆城，许多残破的建筑修葺一新，宽阔的网状公路也建立起来。这些举措既改善了这些地区居民的生活和治安状况，也对当地经济带来相当的增值效应，有助于改变什叶派民众对现实的认识，促进他们对中央政府的忠诚。

在尽量改善什叶派的物质生活之外，复兴社会党政权也更加关心什叶派的公共社会生活，努力提高什叶派的政治地位，使其融入国家决策系统，合法参与常态政治进程。在伊朗革命之后以及海湾战争期间，复兴社会党政权在革命指挥委员会中任命了一些什叶派成员，1980年6月新成立的国家大会中什叶占有40%的位置，1980年和1984年的大会发言人也是什叶派。同时，政府在将什叶派整合进入伊拉克中产阶级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在官僚机构和自由职业者中有大量什叶派，有些职业中什叶派更是居于优势”。

伊拉克逊尼派政权特别注意拉拢、分化什叶派乌里玛。什叶派乌里玛都可以从政府领取薪水，那些公开反对激进主张的宗教领导人还可以得到额外的资助。政府的这种策略促进了伊拉克什叶派乌里玛的分裂,比如卡什夫·吉塔和阿里·萨吉尔这两位伊拉克什叶派大阿亚图拉，就公开谴责霍梅尼的法基赫监护理论。

在实施抚慰的同时，伊拉克政权对什叶派激进活动和激进人士也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经常动用军队来平息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什叶派暴力骚乱。

1979年7月，萨达姆·侯赛因通过政变掌权后，更是铁腕镇压激进什叶派运动。不久，萨德尔被软禁，其追随者被拘押。1979年7月中旬，伊拉克伊斯兰解放运动估计有86人(其中许多是萨德尔的代表)正等待被处死；590人已被判处终身监禁；11000人被捕；36人已经死于酷刑。

第二年春天什叶派反对活动再次加剧，伊拉克政府更是诉诸前所未有的手段来应对挑战。1980年4月1日，一名达瓦党成员试图刺杀副总理阿齐兹。作为对这一事态的反应，萨德尔于1980年4月8日被处死，革命指挥委员会同时作出决定，宣布与达瓦党有联系者皆可以处死，该决定可以追诉应用。

从战术角度来看，这一空前举措对于巴格达政权的稳定有好处，清除萨德尔这个什叶派反对运动领袖，也就根除了一个什叶派反政府的权威中心，因为，“随着萨德尔的被处死，他的领袖魅力曾经产生的动力很快就消失了。”

在伊朗革命前后，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无疑面临着严重的内外挑战。它能够成功地在一场与伊朗旷日持久、耗费巨大的战争中维持权力、领导国家，主要得益于它所遵循的政策。在尊重、拉拢什叶派社团的同时，对什叶派激进分子毫不手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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