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所长为业绩做局未成年吸毒 执法沦为社会危害制造者

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长为了完成他的工作业绩，弄来含毒品电子烟提供给社会人员，让社会人员诱骗6名未成年人吸食后再假装“查获”。目前这位派出所副所长被判刑5年，媒体报道出来后社会一片哗然，不少网友认为这个判决太轻了，性质太恶劣了。

如果这件事没有被查处，如果这位副所长升官了，如果比这位副所长更高级别的官员办假案……。

身为派出所副所长，首先应该是拥有基本的人性道德修养底线，很明显这位副所长为了急功近利早已经人性沦丧。为了完成自己的业绩，不惜做局办假案栽赃陷害未成年人，这样的人成了派出所副所长。

我们总在听到一些传言，各个单位为完成工作业绩考核指标，甚至有的做出一些耸人听闻的事。笔者前两天听到一位康复中的熟人说，“某大型中医院一个名气还行的医生熟悉后告诉他，占用床位每天治疗费太少也不行，他这里四个床位带两个实习生一年任务是700万，如果像你这样简单康复治疗占用一个床位，等于砸我饭碗……”。甚至还说，“能三个月治好的也不能马上治好……”。医院基本上就像一个做生意的地方，要自己养活自己，拨款很少，甚至过渡检查、治疗则见怪不怪，私立医院不少更是直接开骗。

考核在我们这个社会各个单位领域都存在，以前听说，内部每年要完成拘留多少人的指标，完成多少破案率的指标。有的单位要完成结案率的指标，有的单位甚至要完成反腐立案率……。这都不是让一个人去做恶的理由，虽然社会存在一些系统性的考核机制，虽名虽暗，有些不一定要白纸黑字规定，但已经形成了一种考核标准。但不是让你为了造案去伤害无辜的人危害社会。

身为一个派出所副所长，本该保护未成年人的执法者，竟亲手将无辜的孩子推入毒品的深渊，这起案件击穿了公众对执法队伍最基本的信任底线。

这起案件的恶劣之处，首先在于它是一场从无到有的人为“造案”。这位副所长不是被动地“钓鱼执法”，而是主动策划了整个犯罪链条：寻找社会人员、召集未成年人、提供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在宾馆内诱骗吸食、最后亲自带队收网。每一个环节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孩子们以为只是普通的聚会，却不知递到嘴边的电子烟是毒品，而那个在门外等待抓他们的，正是本该保护他们的人。这不是执法，而是利用公权力实施的精准犯罪；这不是破案，而是将未成年人当作完成KPI的燃料。

其次，该案折射出畸形考核机制对基层执法生态的严重扭曲。我们不禁要追问：究竟是什么压力，让一个知法懂法的派出所副所长，甘愿冒着被刑事追责的风险去“自导自演”案件？答案藏在那根无处不在的“指挥棒”里。当查处任务层层加码、与绩效考核甚至人事升迁直接挂钩时，冰冷的数字就可能凌驾于事实与人性之上。在“唯数据论”的逼迫下，毒品不会从天而降，那就只能“自己创造”；案件不会凭空产生，那就只能“人工制造”。这种脱离实际的考核，正将一部分急功近利的执法人员推向违法的深渊，其危害比毒品本身更加隐蔽且深远。

更令人痛心的是，这6名被利用的未成年人，将承担难以磨灭的代价。依托咪酯会严重损害他们尚在发育的身心健康，而“吸毒人员”的身份标签，更可能成为伴随其一生的污点，影响升学、就业乃至社会关系。他们的信任被最不该欺骗的人肆意践踏，那句“有困难找警察”的承诺，在谎言面前显得如此苍白。这种信任的崩塌，对于一个孩子、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全感，都是难以修复的重创。

讽刺的是，此案也暴露了禁毒工作中一个更为普遍的痛点：青少年正成为毒品犯罪轻易锁定的目标。从“朋友”的怂恿到“无害”的谎言，青少年因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极易被伪装成电子烟、饮料的新型毒品所迷惑。而此案中，本应是青少年“保护神”的警察，却主动扮演了那个递上毒品的“坏朋友”，其危害远超一般的毒品引诱，因为这摧毁了未成年人心中最后一道可以求助的防线。

副所长的锒铛入狱，是对其个人罪行的法律审判，但远不是问题的终点。如果不对催生这种极端行为的土壤进行彻底改良，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下一个铤而走险的“马某”？我们必须以此案为镜鉴，从上到下全面审查并废除不切实际的“数据政绩”考核模式，回归“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让执法者从冰冷的指标压力中解脱出来，重新聚焦于真正的社会治安维护。同时，也应加强对涉案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与心理干预，探索合法的记录封存或消除机制，最大程度减少这场无妄之灾对他们未来的影响。

当执法者与违法者的界限变得模糊，当保护者变成加害者，我们不仅看到了个体的堕落，更看到了制度性缺陷所催生的巨大悲剧。唯有从根源上拔除“唯数字论”的毒瘤，才能让正义的警徽重新发光，让“人民警察”四个字，不再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