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现场&直播 | 第二个南北朝的历史时势与“中国”认同

三联学术论坛 32

谁之“天下”？ 第二个南北朝的历史时势与“中国”认同

嘉宾：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江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成一农（北京大学历史系）

李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林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院）

主持：

高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时间：4月26日（周日）14：30-17：30

地点：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三联韬奋书店二层

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它并没有像汉唐那样统一天下。在东亚区域内，多个政权与宋朝并立。尤其是辽朝，其建立早于北宋，且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这是秦以后中国史上第一次形成和约体制下国与国的对等关系，后来南宋又与金朝订立和约。因此，学界将唐朝灭亡，经五代十国、又经辽宋夏金对峙，直至元朝统一的这一历史时期称为“第二个南北朝”，相对于第一个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又一个完整周期。

与第一个南北朝的十六国北魏政权不同，辽、夏、金、元的建立者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刻意维护、制造自身民族作为统治者而汉族作为非统治者之间的差别与不平等，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因此称之为“征服王朝”。辽朝创造了一种“多元性”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为金、元乃至清朝继承发展，形成了与汉唐统一王朝大有不同的国家形态。藏传佛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更是提供了固有华夏传统之外的精神信仰，这等于在“道”的层面上都具有多元性，溢出了韩愈以来用儒“道”定义的“中国”。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灭亡南宋并统一天下，第二个南北朝的结局可谓秦汉以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或者说，中国历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断裂”。

在第二个南北朝，“中国”认同呈现出较之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形态，构成左右这一时期历史变动趋势的内在动力，且关乎各政权间的竞争、斗争及其结局。这正是江湄新著《何处是“中州”？——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历史与观念变局》一书的主题。该书超越单一王朝叙事的框架，回到十至十三世纪中华世界诸国士大夫的思想世界，考察他们如何在相互联系、影响和竞争中重构“天下-中国”观念体系。从这一“内在视野”出发，我们将看到“征服王朝”以征服的方式加入中国，并最终使中国得到更大规模的扩容和巩固，使中国史有所断裂的同时发生跃进，开启了一个合“天下”于“中国”的新的历史进程。作者意在回应“唐宋变革论”与“征服王朝论”构成的主流解释模式及其背后的“帝国-民族国家”二元论。

本次论坛以这部新著为切入点，邀请近年来从不同路径关注相关问题的学者，共同探讨第二个南北朝的历史时势及其“中国”认同的建构。尤其集中于：

为什么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而非宋朝，能继承汉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如何认识“宋型国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所谓“征服王朝”的“中国性”与“一体性”何在？

“第一个南北朝”与“第二个南北朝”的重要异同何在？

如何在比较文明视野下，对“天下”“中国”“大一统”等观念与价值进行理论反思？

*文章节选自《何处是“中州”？：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与观念变局》（江湄 著 三联书店2026-3）

“永久和平”的幻觉

宋人的“华夷之辨”与“天下”想象

文丨江湄

* 本文选自《何处是“中州”？：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与观念变局》第一章 “北宋使者的‘华夷之辨’与‘天下’想象”，标题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01永久和平的“天下”？

元丰六年（1083），苏颂整理与辽朝的外交文件，汇编成《华夷鲁卫信录》，他将其中有关辽朝历史和现状的文献编为《契丹世系》《国俗》《官属》《宗戚》《俸禄》《关口》《道路》《蕃军马》《州县》《蕃夷杂录》，这一编目反映出宋人对辽朝的基本认识，也概括出辽朝的基本面貌和特点。苏颂预见到已经立国百年的辽朝终将有衰亡的那一天：“然以今日承平之势，当彼百年既往之运。纽我函煦，侈心渐萌。侈极而微，形兆兹见。”但这种说法恰恰说明，在宋人的心目中，契丹辽国这个夷狄之国，固然不能与“中国”平等，但它也不再像以往的夷狄之国那样“兴灭不常”，而是仿效“中国”建立了具有自身特点而颇为稳定的政治制度，持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幅员三千余里的国土上设置都府州县，将奚、渤海等诸多“蕃夷”包含在内，并能与“中国”维持上百年的和平交往关系。宋朝使者都能意识到，这种形势可谓“旷古未有”。

苏颂《华戎（夷）鲁卫信录总序》扫描书影，收《皇朝文鉴》四部丛刊景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

澶渊之盟后，两国遵守条约，相安无事，其间仅有两次领土纠纷，皆以外交方式解决。在长期和平的情况下，宋朝派去的那些闻名天下的使者皆受到契丹君臣的热情接待，往往醉酒赋诗，十分欢洽，有关轶事留传不绝：“承平时，宋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以致宋廷于庆历二年（1042）下诏，凡“奉使契丹，不得辄自赋诗”。但这条禁令显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于皇祐三年（1051）出使的王珪写有与馆伴使耶律防的留别诗；于至和二年（1055）出使的刘敞把接伴副使、知制诰马祐所说的故事写成《阴山女歌》；元祐四年（1089）出使的苏辙写有《赠右番赵侍郎》，其中说“同心便可忘苛礼，异类犹应服至诚”。在长期和平局势下，宋朝使者往往流露出去辽朝观赏异域风情的兴趣和心态，就像苏颂所说“握节偶来观国俗，汉家恩厚一方宁”。张舜民的《使辽录》是一部私人笔记，“其始以备私居宾友燕言之助”，现在所留片段多是在汉人看来感到奇异的契丹风俗，如“北马割肝”“雕巢猎犬”“吹叶成曲”“北人打围”等。欧阳修的纪行诗歌多言异域荒凉、旅途艰辛，但脍炙人口的《奉使道中五言长韵》犹如一幅生动的描写异域风情的画卷，充满了惊奇和赞叹：

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

度险行愁失，盘高路欲穷。

山深闻唤鹿，林黑自生风。

松壑寒逾响，冰溪咽复通。

望平愁驿迥，野旷觉天穹。

骏足来山北，轻禽出海东。

合围飞走尽，移帐水泉空。

虽然宋朝使者如苏辙、张舜民等预测，辽朝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会发生分裂而崩溃，但是，在宋人的心目中，那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似的“天下”似乎变成了华夷南北两两相对的“天下”，华夷并立、南北对峙、各保其土、永久和平似乎成了“天下”应有的正常秩序。这样一种心态和观念，在彭汝砺的使辽诗中反映得最为突出，令人印象深刻。元祐六年（1091），当他来到摘星岭这个“天以别华夷”的分界线上，他没有去强调贵中华而贱夷狄，没有感叹即将深入异域的悲苦，而是表示对南北应一视同仁：

今日日如昨日日，北方月似南方月。

天地万物同一视，光明岂复疆域别。

更远小人褊心肝，心肝咫尺分秦越。

在摘星岭上，南北使者各置酒三盏，辽朝接伴使举酒相劝说，“人情似酒一般深”，为此，彭汝砺赋诗云：“天色与人相似好，人情似酒一般深。豚鱼尚可及人信，胡越何难推以心。”彭汝砺能以平等心对待夷狄，在他的眼中，夷狄并非抽象、刻板的符号化存在，而是能和我们情意相感、心灵相通的。在途中，看到辽朝接伴使一日得三封家书，也使彭汝砺大动思乡之心：“谁似老胡喜，一朝三得书。去家常念汝，触事独愁予。”离开摘星岭以北的新馆时，碰见接伴使的兄长在路上相迎，他一面替接伴使高兴，“使者乘轺至，将军走马迎。侏离何所语，踊跃不胜情”；一面又不免自伤：“天乎非有间，我老独无兄”。他还这样描写与契丹人相聚甚欢的温暖场景：“傍火时寻柏子烧，青灯笑语夜寥寥。殊方更喜人情好，长日不知山路遥。”他在途中见到一位契丹美人，这位美人以黄涂面，好像得了可怕的瘴疠，一问随行的契丹小吏才知这是契丹流行的“佛装”，契丹人把美女叫作“细娘”，于是他幽默地写道：“有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华人怪见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这里突出的是华夷胡汉对美丑所见之不同，这种相对主义的审美标准确实有着平等对待“族群差异”的意味了。他在诗中记下了中京契丹伶人的口号：“南北生灵共一天”“年年欢好似今年”，还记下了辽朝接伴使的祝愿，“不问南朝与北朝”“欢娱长祗似今朝”。从他的纪行诗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天下”的永久和平是当时宋辽两方的共同心愿。

张家口市辽代壁画墓群出土壁画局部，可见契丹“佛妆”女子

建炎元年（1127，金天会五年）六月，北宋已经覆亡，高宗即位刚刚一个月，就派傅雾出使于金朝河东军前，通问二帝情况，金朝馆伴使李侗是一个由辽入金的燕地汉族士人，他征引古今对傅雾大讲所谓“天下之理”：“只如汉武之盛，恨不吞尽夷狄，耶律德光之强，恨不席卷中原，然而汉武何尝杀尽夷狄，耶律德光何尝并尽中国。南北异宜，岂可混并？”显然，他认为女真尽管强盛一时，但也绝不可能吞并“中国”，当然，“中国”也不可能消灭夷狄，天下之常态本该如辽宋那样各自建国、南北并立。接着，他讲出一番道理，论述身为异族政权治下的汉族士人该如何在兴亡盛衰之际安身立命：

盛衰固自有时，强弱亦是有数，周旋如转轮，反覆如引锯，天下何尝有常强之势！贤人君子佐世，因时识消长之理，遇事达擒纵之权，于此能变守改节，即于盛衰强弱之中常使生灵不坠涂炭，免得此一段杀戮，这个因果最为大事，其他不足道也。

王朝国家的盛衰兴亡是历史规律，避免不了，“贤人君子”其实不必也不可执着于对特定国家的忠诚，恰恰相反，当兴亡剧变之际，要不惜“变守改节”使生灵免于涂炭，李侗认为，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才是最高道义。这一想法很能代表易代之际的辽朝士人对伦理处境和道德抉择的斟酌考量。

辽、北宋时期全图，收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宋朝经常宣称对于“汉唐旧疆”的统治权，朝野都有恢复燕云十六州的情结，也耻于用岁币买和平，更耻于和辽朝以兄弟之国相称。但是，由于与辽朝建立了百余年和平往来的关系，当宋徽宗打算联金灭辽，乘机收复燕云十六州之时，朝廷上又始终存在反对声音。安尧臣说：“臣恐异日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敌人蓄锐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宇文虚中说：“今舍恭顺之契丹，不羁縻封殖为我藩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王庶说：“国家与辽人百年之好，今坐视其败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无乃基女直之祸乎？”宋昭说：“灭一弱寇而与强敌为邻，恐非中国之福。”“异日女真决先败盟，为中国患，必矣。”赵遹甚至建议扶持辽朝对抗女真，从而达到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目的：“虏既倚中国为重，得存其宗社，则中国有大造于虏也。陛下不责报，虏归故地，减岁币，必有一以报陛下矣。”任谅也持这一主张：“宜别立耶律氏之宗，使散为君长，则我有存亡继绝之义，彼有瓜分辐裂之弱，与邻崛起之金国，势相万也。”南宋初年的士大夫更是普遍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徽宗朝的奸臣们败盟邀敌，胡寅的《上皇帝万言书》指责海上之盟是“结远夷，伐与国”，违背誓书，“失仁义之柄”。

02 宋人的“中国”是“国族”吗？

北宋使者专门面向“今之夷狄”的“严华夷之辨”，以及一种新的华夷并立的“天下”想象，是不是能被解释为汉族和契丹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民族国家，东亚世界正在形成一种近代性的国际秩序呢？宋人一面大讲“华夷之辨”，一面要恢复燕云十六州，把所有汉族居住的地区都当作“中国”应有领土，这是不是说明宋朝士大夫有了一种民族、政权与文化合一的近代意义上的“国族”观念？是不是说明宋朝士大夫开始把“中国”看成汉族的民族国家，同时也把契丹辽国看成一个契丹族的民族国家？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著文指出，认识宋代的“中国”观，不能脱离固有的“天下”观，宋人的“中国”观其实并不具有汉族之民族国家的崭新意义。其中，黄纯艳对宋代疆界、“汉唐旧疆”、朝贡体系及其华夷话语之运用的研究尤其重要。以下，笔者将根据宋朝使者的感受和心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阐释宋人强调的“华夷之辨”及其建基于其上的“中国”意识到底具有怎样的实际政治、文化功能。

纵观整个北宋时期使者的论述，他们面对辽朝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严华夷之辨”，是要把宋辽之间依据盟约形成的对等关系解释成“夷狄向化”，从而维持宋朝作为“中国”的自我意识。只要能保障宋辽之间的和平局面，已经丧失对“天下”政治领导权的宋朝，就能把其实对等的辽朝继续想象成“北狄”，就能勉强维持以“王道”“德政”“三表五饵”使夷狄驯化的幻觉，就能保持对自身文化领导权的自信，就能宣称对“中国”的独占及其正统地位，也能想象传统的天下秩序还继续存在。苏颂对《华夷鲁卫信录》（1083）之缘起和意义的论述充分表明，正是因为宋朝能维护宋辽之间的长久和平，宋人不但理所当然地把宋辽对等关系想象成“夷狄向化”，而且自认为其正统地位比之汉唐更加稳固：

臣窃伏惟念国家奄宅四海，方制万区，九夷百蛮，罔不率俾。瞻兹北陲，早已面内。章圣皇帝因其丧师请和，许通信好，岁时问遗，寖以修讲。陛下钦若成宪，羁縻要荒，乃命儒臣讨论故事，将欲垂于方册，副在有司。其所以虑远防微纡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

这是说，宋朝把契丹打得大败，又和它建立了通好关系，与辽朝保持和平完全是由于宋朝的德政。至于互派使节、交纳岁币，那都是出于中华对夷狄的恩惠，也体现了宋朝皇帝为天下百姓着想的“王道”精神。辽朝作为夷狄“早已面内”，宋朝输送岁币、遣派使臣其实就是“羁縻要荒”。所以，作为“华”的宋朝尽管与作为“夷”的辽国像春秋时代的诸侯一样交聘通好，但宋朝仍然实现了天下的“大一统”。苏颂真心实意地认为，宋朝这种承认与夷狄对等并向夷狄交纳岁币的办法，比起汉唐的“和亲”“克伐”“质子”，实在是更高明的御戎之策，“自书契以来，戢兵保定，未有如今日之全胜者也”。

胡瓌《卓歇图》卷（局部），摹绘女真贵族在狩猎歇息时邀南宋使臣宴饮观舞的情景，现藏故宫博物院

宋朝非常不愿意在国书上与辽朝以南北朝相称，也是上述心态和想法的表现。签订澶渊之盟时，双方国书在各自国号之上还要加南北朝的称呼，当时王曾就提出抗议说：“古者贵中国贱夷狄，直若手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今若是，是与之亢立，首足并处，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启，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皇祐四年（1052，契丹重熙二十一年），“契丹贺乾元节书至，乃去其国号（契丹），止称南朝、北朝”，这件事引起宋朝的高度重视和警惕，经过中书省、枢密院二府和台谏的讨论，特地下诏学士院，“自今答契丹书，仍旧称‘大宋’‘大契丹’”。

宋朝总是要宣称对于“汉唐旧疆”的统治权，和它总是把与辽朝的实际对等关系说成是中华对于夷狄的“羁縻”一样，其实都服务于同一个目标——实不能“大一统”则文“大一统”。王安石的一句话道出了恢复"“汉唐旧疆”的目的和意义：“欲调一天下，兼制夷狄，何难之有！”黄纯艳的研究表明，雍熙北伐失败后，宋人放弃了一统华夷的实际目标，却通过册封“汉唐旧疆”内的交趾、归义军、西夏、吐蕃政权，以营造和显示自己是唯一的“中国”。无论是对待遵奉“事大之礼”的归义军政权和高丽，还是对待或敌对或疏远的西夏、交趾、吐蕃、甘州回鹘、大理，宋朝在各种外交文件中都使用一样的华夷君臣宗藩关系的话语，还由自己的大臣为外国代写国书、修润国书，以符合华夷君臣宗藩关系的礼仪。面对实际对等的辽朝和已经称帝的西夏、交趾，它采取的则是一套对外对内虚实相应的办法。比如，在实际政策和做法上，他们承认与辽朝的对等地位，承认辽朝的朝贡体系，甚至不断收缩自己的朝贡关系；但在对内的政治场合，则始终把辽朝贬低为“夷狄”。

总之，宋朝使者的“严华夷之辨”与其营造“四夷宾服”的朝贡话语一样，都服务于塑造宋朝皇帝的华夷共主身份，以维持传统的天下秩序仍然存在的幻觉。这在今人看来未免虚幻而可笑，但对于建构和巩固宋朝士民对宋朝的“中国”认同却具有莫大的作用和意义，可以说，宋朝的“华夷之辨”及其所建基于的“中国”意识，构成了宋朝立国的精神根基。也就是说，宋人的“华夷之辨”并不指向建立一个汉族的民族国家，而是要在危机时代确保中原政权的“中国”性质和地位。所以，当我们用近代“国族”观来认识宋人的“华夷之辨”及其“中国”意识，就会总觉得似是而非。

宣和五年（1123，辽保大三年，金天辅七年）四月，金朝攻陷燕京后，以燕、蓟六州归宋，而宋将原来送给辽的岁币纳于金。五月，徐兢出使高丽吊祭国王俣，当时高丽正打算去契丹年号而尊奉宋朝之正朔，一种一统天下的幻觉像回光返照一样在北宋即将灭亡之时出现了。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以《同文》结束全篇，他宣称：

我国家大一统以临万邦，华夏蛮貉，罔不率俾。虽高句丽域居海岛，鲸波限之，不在九服之内，然秉受正朔，遵奉儒学，乐律同和，度量同制，虽虞舜之时日东协，伯禹之声教南暨，不足云也。古人所谓“书同文，车同轨”者，于今见之。

即使华夷南北并立百年之久，宋朝士人还是在期待“四夷宾服”而至于“天下一家”。可惜，女真金朝的崛起不但彻底打破这个似乎要永久和平的“天下”，而且使得宋朝的“大一统”成为可悲的迷梦。就在徐兢成书上奏的第二年即宣和七年（1125）年底，金人大举入侵，北宋迅速亡国。

反观大契丹国辽朝，它虽然是一个立国于长城之外的国家，但其实已经形成了契丹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在当时的天下，辽朝在军事实力上占有优势，在政治地位上与宋朝平等。它先是以“北朝”自居，进而产生了强烈的“中国”意识，要挑战宋朝对于“中国”的独占，与宋朝一争正统。

《辽史》认为，当时刘知远称帝于太原，耶律德光不是没有力量去消灭他，但耶律德光首先要做的事情却是“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然后累世之所愿欲者，一举而得之”。他把主要是唐朝遗留下来的衣冠、车辇、玉玺、符印、仪仗一股脑地搬运到中京，“跳弃山河，不少顾虑，志可知矣。于是，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周、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辽之所重，此其大端，故特著焉”。在《辽史》作者看来，辽之“所重”及其“志”，当然是成为“中国”。林鹄认为，辽太宗占领汴州后北返，恐非仓皇逃遁，放弃中原，而很可能是既定策略，甚至是有意将中原统治中心北移镇州。根据刘凤翥研究，当宋朝文献将圣宗统和元年（983）至道宗咸雍二年（1066）辽朝国号记载为“契丹”时，契丹文字记录的国号则是“大中央契丹辽国”；当宋朝文献记道宗咸雍二年（1066）至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辽朝国号为“辽”时，契丹文字记录的国号是“大中央辽契丹国”。可见，辽朝无论国号为“契丹”还是“辽”，其实都自居“中国”。赵永春等学者指出，兴宗以后，辽朝自称“中国”已明确见诸文献和墓志碑刻。苗润博认为，兴宗重熙年间，辽朝中央层面的正统化运动达到高潮，史官在纂修《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时把契丹开国之年改造为耶律阿保机即汗位的907年，从而直承唐朝正统。辽兴宗还于重熙七年（1038）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作为科举考试的试题，所谓“国宝”就是当年辽太宗从后晋得到的据说是秦朝所传的玉玺。重熙二十一年（1052），辽遣使于宋，“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这一举动也反映兴宗要与宋朝一争正统。根据刘浦江考证，辽朝确实有着得“水德”继承后晋而为“正统”的说法。道宗以后，辽朝自称“正统”的史料更是频繁出现。前述刘辉建议把宋朝历史写进辽朝国史附录，这其实就是辽朝正统意识的反映。辽道宗的言行特别能说明辽朝统治者要在文化上挑战宋朝对“中国”的独占，南宋洪皓《松漠纪闻》中的记载为人们津津乐道：一汉臣为道宗讲《论语》，讲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就不敢往下讲了，道宗说：“上世德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当讲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宗说：“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

苗润博《重构契丹早期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综上所述，尽管辽朝文化有着“自树立”的意识和面貌，但辽朝人并没有强调自己是一个契丹民族国家，而是强调自己是“中国”，也就是说，它要以自己为中心实现天下一统。跟宋朝一样，实不能“大一统”则文“大一统”。正如川本芳昭指出的，辽、金两国选择德运的标准都与北魏一样，从瑞兆故事转向继承中国史上统一王朝之德运，这种“中华”意识对于“征服王朝论”“胡族国家论”构成了重大挑战。

十一到十二世纪，中原汉族政权与长城之外的北族政权形成对等国家，传统天下秩序发生重大变化，应然的华夷关系完全被颠覆，宋人“华夷之辨”之严峻就是对这一现实的应对和适应。但是，这时并没有产生“国族”观念与民族主义而使得天下分裂成对等国家，并将在均势中维持和平的现状合理化、正当化；中原的宋朝和居于长城之外的辽朝，仍然认为天下应当“一统”，他们进行着争夺或捍卫“中国”名位的斗争，彼此都在强化自身的“中国”认同。

何处是“中州”？

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与观念变局

江 湄 著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

ISBN：978-7-10808-173-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3月

中国的十至十三世纪，经历了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的并峙，最后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实现了更大规模的统一，长达三百七十年，史称“第二次南北朝”时代，也是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完整历史周期。

本书超越单一王朝叙事的框架，回到十至十三世纪中华世界诸国士大夫的思想世界，考察他们如何在相互联系、影响和竞争中，重构两汉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观，使之容纳新的历史变化。从这一“内在视野”出发，我们将看到“征服王朝”以“征服”的方式进入中国、加入中国并最终使中国得到更大规模的扩容和巩固，使中国史有所断裂的同时发生跃进，开启了一个合“天下”于“中国”的新的历史进程。

祖宗之法

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修订二版

邓小南 著

当代学术

ISBN：978-7-10807-979-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3月

近年来对宋代政治与文化透析最深、最具创见的一部精彩的历史著作。

本书的切入独具特色，以赵宋的“祖宗之法”理念为对象，对其形成、内涵、影响进行了细密的解剖梳理，指出它是一个核心精神明确稳定、而外缘宽泛富有弹性的综合体，其基本精神是保障政治体制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进而作者对北宋诸多政策、事件中“祖宗之法”的各种重大影响，进行了深入阐述。揭示了赵宋专制官僚政治文化精神的特点。

本书是理解宋朝政治特性的主要线索、整体把握宋代政治发展的主要课题，而且超越了一般的古代政治史，把政治与文化的复杂互动关系呈现出来了，为从文化角度研究政治史，提供了很多新鲜启示。

本书初版于2006年。距今18年，作者先后做了两次修订。在近年宋史研究、宋代文化的“热潮”中再来阅读本书，更能体会出作者此番研究的可贵价值。

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

荣新江 著

当代学术

ISBN：978-7-10807-458-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8月

公元3—8世纪，在撒马尔干和长安之间，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粟特人沿陆上丝绸之路东行经商贸易，成为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

本书深入探讨了入华粟特人的迁徙路线和聚落分布；粟特人在农牧交界地带的生活形态，以及从聚落到乡里的社会变迁；书中更聚焦于粟特商队的构成、商队首领萨保如何转变为聚落首领并入仕中国；祆祠的社会功能诸问题。强调入华粟特人的多元文化特性。总之，在与国际学者的深度对话中，中国学者的粟特研究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也将中古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书初版于10年前（2014年），此次纳入“当代学术”丛书，精装再版，以飨读者。

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

邓小南、杨立华等 著

三联·中读文丛

ISBN：978-7-10806-971-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月

宋代是中国历具有人文精神、有教养、有思想的朝代之一，有些历史学家将之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它结束了残唐五代乱局，使中华大一统的主体文脉得以延续，又在诸多领域独具开创性，深远影响到元明清乃至近代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陈寅恪先生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士人集体展现出“文以载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气魄与人格，重新划定了个人与天地自然、家国人伦的关系，为儒家理想的生活方式找到了道理和依据。他们看重内在自我人格的实现，又兼具书法、绘画、诗词等多方面修养，呈现出文雅、洒脱、有趣的人生。其“士气”通过抚琴、调香、赏花、观画、饮酒、烹茶等活动化入民俗，贡献了一系列雅致的生活范式，风尚所及，上至皇家宫廷，下至巷陌百姓，成为后世追慕的审美典范。

三联书店邀请邓小南、杨立华、王连起、朱青生、康震、廖宝秀、扬之水、郑培凯、叶放、余辉十位重量级专家学者，以文化和审美为经纬，分别从国势、理学、书法、宋画、宋词、宋瓷、名物、茶事、雅集十个侧面，编织宋代文人的生活美学指南，立体呈现宋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千年不坠的艺术传统。全书四色印刷，选配近三百幅精美高清图片，充分展示宋代文物的质地和细节，可供鉴赏与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