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朝的军功制，从荣耀到荒唐最后又沦为生意

弘治十四年，保国公朱永之子朱晖领兵在延绥驱逐入寇的蒙古部落，全军上下总共砍了十二颗脑袋。战后的功劳簿上，有功人员的名字却密密麻麻排了一万两千多个。一颗人头背后站着一千个＂有功之臣＂，这大概是中国军事史上最黑色幽默的数学题。

明初的军功评定并不依赖人头。朱元璋和朱棣时期推行的是一套＂战功制＂，按将士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划分等级：奇功、头功、次功。奇功要求做出扭转战局的表现，例如斩将夺旗、围城首登、力破敌阵。这类功劳极难获得，需要勇气、武艺和运气三者兼备。采石矶之战中常遇春弃舟独身冲入敌阵的壮举，就是奇功的经典范例。

头功的标准相对宽松，核心在＂当先＂二字——作战时悍不畏死、敢于冲锋即可。次功覆盖面更广，只要服从号令、不临阵退缩，即便没什么突出表现也算有苦劳。三级体系的设计初衷是好的：拼命的重赏，敢打的有奖，听话的也不亏。

可问题在于，谁来认定？

战场上的表现不像人头那样可以拿在手里数清楚。没有统一标准，就易于作弊蒙混。报功的权力主要集中在领兵主官和监军太监手上，一张嘴就能决定谁冲了锋、谁出了力。各种名目随之泛滥——＂运送神枪＂＂赍执旗牌＂＂冲锋破敌＂＂军前效劳＂，有的人甚至压根没上过战场，照样名列功臣簿。

正德三年，明武宗的诏书就提到，一次战役中锦衣卫大同、绥德等卫官兵404人记有各种功勋名目，共获赏白银1710两、绢380匹、布896匹，但实际上才杀敌8人。八个敌人撑起四百多人的军功，这已经不是夸大，而是明目张胆的欺诈。

监军宦官在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王振、汪直、刘瑾等大太监都热衷军功，在他们操纵下，冒功滥赏者不计其数。太监们代表皇权，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虚报战功既能讨好皇帝，又能为自身积累政治资本。

冒滥到了这种程度，朝廷被迫转向一种看起来更＂客观＂的办法：首功制——论人头说话。嘉靖皇帝登基诏书中明确要求，近年军职人等在各边不曾斩有首级却巧立名目升级世袭者，通查革除。没有人头，什么战功都不认。

首功制堵住了虚报的口子，却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魔盒。

军队作战讲究协同配合，敌人是全队合力歼灭的，论功时却只认谁割到了脑袋。于是战场变成了抢人头的修罗场。蒙古军、倭寇都总结出经验来了，每次作战先派几个敢死队甚至直接扔几个死尸专门引诱明军。等明军阵型因争抢人头自行崩散，敌军再一拥而上收割战果。

更恶劣的后果是＂杀良冒功＂。既然朝廷只看人头不问来路，那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谁的脑袋更容易拿？这道选择题的答案，对于那些贪生怕死又渴望升迁的军官来说毫无悬念。

天顺四年曹吉祥兵变后，京城将士妄杀，甚至割乞丐首级报功，市人数日不敢出门。正德十年，兵部尚书王琼直言明军杀良冒功已导致江西、四川平民死伤无数。九边一带的流民和乞丐比内地少得多，不是那里富庶——他们大多已被充作军功的数字。

嘉靖二十一年，大同巡抚龙大有将俺答汗派来谈判通贡的使者石天爵诱捕，谎报朝廷称自己擒获间谍，随后石天爵和肯切被凌迟处死，传首九边。这起事件的后果极为严重——俺答汗为了报复即以六月发动大规模入侵，大掠山西，屠戮千里。龙大有靠杀使者换来了升官，边境百姓却付出了三十余万人被杀掳的代价。所谓＂俺答封贡＂因此被拖延了近三十年才最终达成。

朝廷不是不知道杀良冒功的危害。明《军政备例》明文规定＂凡官军临阵，不许故杀投降即被抢并走回人口以报功，违者偿命＂。但首级核验技术有限，顶多只能分辨出妇幼，成年男子的头颅是蒙古人还是汉人、是敌军还是良民，几乎无从判断。

面对这些弊病，戚继光等少数将领在部队内部尝试了折中方案：对外报功仍以首级为凭，对内严禁私割人头，以小队为单位依据战斗表现分配首级。团队协作好的多分，表现差的不分甚至受罚。这种做法在局部提升了战斗力，但也催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

以小队为单位分配后，很多士兵分到手的只是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个首级，兑换困难。加上朝廷经常因财政紧张拖欠赏银，不少士兵干脆低价出手。一批军官看准了这个机会，掏钱收购他人的首级份额。他们不在乎那点赏银，要的是攒够数量换取升迁。

军功就这样变成了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升了官之后能干什么？克扣更多的军饷，圈占更多的屯田，控制更多的兵丁。这笔账算下来，买人头远比上阵拼杀划算。

当＂买卖军功＂和＂杀良冒功＂合流以后，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就成型了：在战场上保存实力不出头，私下用钱买来廉价人头凑数报功，再用官职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明史·李成梁传》所记载的＂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阁部共为蒙蔽＂就是这条链条运转的真实写照。辽东名将李成梁号称＂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但其战功中到底有多少水分，至今史学界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辽东军事格局在他镇守后期严重恶化，与这种风气脱不了干系。

多支部队联合作战时，将领们大多想带着自己的人在一边看热闹——赢了抢首级，输了赶快跑。这也解释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明朝中后期，小股精锐尚能与敌军缠斗，一旦万人以上的大军汇集，反而频频溃败。各方各怀心思、互不信任，根本形不成有效的统一指挥。

雪上加霜的是正德时期的一个政策调整。此前朝廷遵循＂多封不如重赏＂的原则——多发钱少封官，因为世袭军职意味着永久性的财政负担。武宗却把规矩反过来，变成＂多赏不如重封＂。

锦衣卫一个衙门的编制，从洪武朝的二百多员暴增到嘉靖初年的一千多员，整个军职体系更是臃肿到了朝廷再也填不起窟窿的程度。

明朝军功制度的崩坏不是某个环节单独出了问题，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塌方。战功制因为缺乏监督沦为人情工具，首功制因为过度量化催生了杀良冒功，局部改革又在无意中为人头买卖提供了市场基础。

到最后，军功早已不再衡量军事贡献，它只是一种可以交易的筹码——用来换官、换钱、换更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参考资料：

《明史》卷九十二《兵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练兵实纪》，戚继光著，中华书局

曹循：《明代军制演进与盛衰之变》，《史学月刊》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