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全国的辛集皮货商......

影响全国的辛集皮商

辛集皮毛皮革制品质量精良，经过整理分类的生皮毛使用方向更加明确，辛集的生皮毛和皮毛制品不仅在国内畅销，也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畅销货。

资料记载，早在1900年前后，辛集就有外国人开设的洋庄24座，其中德国洋庄6座、英国洋庄4座、日本洋庄6座、荷兰洋庄3座、美国洋庄3座、比利时洋庄1座、法国洋庄1座。同时，天津也设有外国商人开办的洋庄多座，其目的都是为购买辛集的生皮毛和皮毛皮革制品，再转运到国外。据统计，当时辛集五成以上的皮毛皮革制品用于出口，主要销往日、俄、德、美、英、法、挪威、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皮毛行业的大发展，使当时的辛集出现了家家做毡、户户制革的繁忙景象。据统计，1936年辛集镇有工商户1170户，人口17550人，其中皮毛业包括10个行业361户，从业人员达11640人，约占工商业人口的三分之二。

此外，每到皮毛制作旺季，这些商户还雇用捣毛、捣皮的季节工6000余人，连同镇外20多个村庄的副业性经营，从事皮毛制革业的人员有四五万人。

“与同时期商帮所经营的其他产业相比，皮毛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利润丰厚。当时，一般的皮毛业经营者年盈利相当于所投入资本的一倍，好年景时获利相当于资本的两倍。如规模不大的中兴毛店，资本五千银元，年均可成交羊毛5万公斤，一般每年盈利五六千银元，好年景获利可达上万银元。当时的皮行甚至有句打趣的谚语：‘舍了婆娘，舍不了皮行。’”董培升说。

经过长期发展，辛集镇皮店、皮庄和各种皮毛作坊的资本越滚越大。到20世纪30年代，大皮庄的活动资本一般在50万银元以上，中等皮庄的活动资本一般在20万银元以上，小皮庄的活动资本一般在10万银元以上。就连资本较少的皮毛作坊，活动资本也有数万银元。

这一时期，以经营皮店、皮庄为核心的辛集皮革商帮正式形成。在这些皮革商人经营的皮庄中，“全聚皮庄”“聚泰皮庄”“袁记皮庄”3家垄断了辛集皮毛商业的60％以上。

据记载，1926年，上述3家皮庄店员都在1000人以上。“全聚皮庄”“聚泰皮庄”的活动资本约50万银元至100万银元，“袁记皮庄”资本最雄厚，活动资本在100万银元以上。

雄厚的资本和长期经营积累的行业人脉，让这三家皮庄在全国皮货市场都有很大影响。

“那时，‘聚泰皮庄’和‘袁记皮庄’在外地各有70余个附属皮庄，东面沿津浦铁路从德州到徐州，西面沿京汉铁路从邢台到武汉，每个车站都住着这两个皮庄的收购人员和推销人员。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大连、哈尔滨等大城市都有这两个皮庄的分号。内蒙古、宁夏、新疆、甘肃、陕西、山西、吉林、辽宁、黑龙江都有他们的派出机构。他们在这些地方建有仓库，储存生皮毛和皮毛皮革制品，随时都可运往各地进行销售。”董培升说。

据说，“全聚皮庄”掌柜杨瑞庭的信息最灵通，行情掌握最准确，是有名的“皮毛通”。他要求派往各分号的业务员，每天都要给他写一封信，详细报告那里有关皮毛业的行情和本皮庄分号的业务情况。当时的辛集镇有两个送信的邮差，每天寄给杨瑞庭的信就多达六七十封。

杨瑞庭每天晚上把这些信看一遍，把各地生皮毛和皮毛皮革产品的价格信息进行分析，然后决定第二天的价格。因此，他对全国各地的皮毛价格了如指掌，他所确定的价格一般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生皮和皮毛皮革产品市场的实际情况，不仅影响辛集镇皮毛业的行情，甚至影响全国皮毛业的行情。

辛集的皮毛商人经过辛苦经营，创造了大量财富，也吸引了很多为他们服务的金融机构进驻辛集。那时，为辛集皮毛业服务的当地银号有27家之多，在天津、上海、大连、哈尔滨等大城市，为辛集皮毛业服务的银号有上百家之多。1933年，北京的“中国银行”在辛集设立分号，1934年保定的“河北银行”也在辛集设立分号。

1937年七七事变后，辛集镇皮毛商们纷纷关闭皮庄，逃往外地。昔日十分辉煌的“全聚皮庄”只留下很少一点资本，分为“岳记皮庄”和“崇礼皮庄”两柜经营，其他20多家小皮庄也都处于半停业状态，全镇皮毛工人也剩下不过四五十人。

1939年2月日军第二次占领辛集以后，立即张贴布告，禁止私人进行皮革加工贸易。辛集镇这个几百年来形成的全国皮毛集散中心瞬间萧条，不仅皮毛业一蹶不振，围绕皮毛业的其他行业也一落千丈。

改革开放后，辛集皮革业得到迅猛恢复和发展。如今，辛集现有各类皮革企业1000余家，皮革产业链从业人员10万余，皮革主体产品产量占河北省的40%。

经过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辛集皮革业在重塑辉煌的同时，也一度带来环境污染问题。

对此，辛集一方面创新举措开展污染治理，一方面引导产业加快转型。辛集市希望通过皮革业生态化、时尚化、品牌化和集约化发展，实现由“中国皮都”向“世界皮都”的跨越。

踏上新的征程，辛集皮毛商人昔日创造的辉煌，正在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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