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最早的“中国”在二里头

#集头条勋章，记创作时光#对于中国的诞生史，即中国是自何时、从何地发生起源，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多种解读。作为考古学研究者，许宏老师从考古学领域出发，认为出现在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明蕴藏着许多“中国之最”，应该是“最早的中国”。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国家的诞生不是一蹴而就的，无法以时间节点作为门槛来精准定位，而是要用长程的目光追溯其整体发展过程。这不仅需要学者对于自身学科和中国本土文明具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同时也需要开阔视界，在全球文明史的层面上探究中华文明，思考何为中国。

一、考古人介入历史书写

“中国”这个话题特别吸引人，尤其是作为中国人，中国是怎么来的？如何看待以往的中国？这些问题时时萦绕在我们的心头。对于这些问题，有许多的解读。这或许显现出我们的国度集体焦虑。作为中国人，我们看待自己的文明，要在“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这样一种认识论的前提下，追求“史实复原”。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学术工作，都是学术上的寻根问底。我们的焦虑不仅是对于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未来前程的焦虑，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构国族认同的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把自己的情感融进我们向上追溯祖先历史的过程，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将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肯定会有许多纠结和值得思考的地方。

对于中国的诞生史，即中国是怎么来的，可以有多种解读。我们一直存在着“文献史学”和“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文献史学，几千年来一直在做，直到现在还在做，今后仍有必要继续梳理，捋清条线，去伪存真。这就是文献史学为本位的研究。在考古学出现之后，有一种研究是积极的整合性研究，这就是把文献中所披露的这些信息，跟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存做比较研究，俗话说是“对号入座”。这是一种研究趋向。还有一种就是我本人持有的态度，即以“考古学”为本位。这意味着考古人也应当给自己相对独立的身份，介入写史的研究范畴，考古人也应该写史。当然，考古人写史肯定会有另外一种方法和手段，有着独特的话语系统。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

“文献史学”与“考古学”这两大话语系统一开始各自发声，分别是神话传说和考古学文化。到了殷墟时代，甲骨文出来后，地下文字和传世文献资料结合在一起，这两大话语系统才能够合流，才能成为信史。在此之前，所有狭义史学范畴的研究都是推论和假说。由于有了这样的认知，任何权威如果说在殷墟之前，某某遗址肯定就是某某王朝的都城，大家都先打一个问号，不能肯定。

一般说来，我们把那些有确切文献记载时期叫做历史时期（History）；把只有零星文字，要靠后人追述的时期叫做原史时期（Proto-history）；再往前是完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Pre-history）。对于原史的划分，当然有不同的争论，这完全可以理解。有的人把原史时期的夏代文献放到春秋战国时期，但越往后，肯定性的文献记载越多。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考古学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曾跟着徐苹芳和严文明先生做国家社科基金委托的考古学科规划。我们这个学科的自我评价是考古学在史前时期的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夏商周三代的研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秦汉之后的研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越是没有文字的时代，考古学就越能彰显出它的优势。这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的，与中国的诞生相关联。

二、最早的“中国”从二里头开始

那么中国是何时诞生的？作为以考古学本位的研究者，我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文明应该开启了王朝时代，应该是最早的中国。我在《最早的中国》这本书中写的就是二里头文明的崛起。但它是夏还是商？就不知道了。同时我又认为，虽然暂时不知道是夏还是商，但并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基本定位和作用的认识。这样的认识持有的是“疑者疑之，不疑则悟当代之学问”这样一种态度。总体上看，不跟文献结合的考古学本位的这种话语系统，具有唯一性。但在阐释层面就会有不同的意见。

就概念而言，什么是“中国”？大家都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而我认为，中国要从二里头开始，这样中国就只有三千七八百年的历史。这不是有问题吗？但我认为这不矛盾，关键是你怎么看中国。如果从现在的中国追溯，中国既是政治实体，也是文化实体，还跟族群有关系。但如果作为政治实体来说的话，它的诞生肯定可以有不同的标准。

《最早的中国》里面所说的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那是从最狭义的政治实体的角度看。“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最初的“国”就像苏秉琦先生说的那样，“满天星斗”，但那些“国”是共存的、不排他的。而只要“国”之前加上“中”（central）这个定语的话，就具有了唯一性和排他性。从考古学上看，东亚大陆是什么时候开始拥有独一无二的核心文化？那只能是二里头。

我们所熟悉的祖国的自然环境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盆地，西北是高原干旱区，东南是多雨的季风区，这两大板块有重大差别，也各自有特别兴盛的文化，但最后被称为“中国”的那种强力的存在，还是在两大板块的交汇地带产生，所谓“杂交”出高度文明，这在生态学上叫做“边际效应”。那么，考古学又是怎样解读的呢？

严文明先生做史前时期的宏观研究，指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东亚两大河流域。从近万年以来尤其是五六千年以来，逐渐形成几个大的文化区。被开发的比较早的，文化就比较发达。中国考古学的泰斗苏秉琦先生称之为“满天星斗”。严文明先生则说其特别像重瓣花朵，多位一体，以此来概括中国上古的文化发展。

《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在“满天星斗”的时代，即公元前2000年，距今4000年之前，整个中亚大陆根本无所谓核心文化可言。玉帛古国、凌家滩、陶寺、石峁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或者文明，到公元前2000年后一段时间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到最后只有嵩山周围中原腹地的二里头。在中国历史上，二里头都邑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是鉴于二里头在从多元到一体的结点上，它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为政治实体最早的中国，只能上溯到二里头，再往前就“满天星斗”了。二里头肯定是“满天星斗”中最亮的一颗星。但与其说它是某一大的文明的先声和序曲，不如说它走完了生命史的全过程，后面的中原文化对它进行扬弃，一直发展到今天。

我不太认可文明单线进化论，那时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跟现在中国的东西差别几乎是一样的。中原与其说是自然地理的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的概念，没有文明碰撞，没有群雄逐鹿，就没有中原。中原绝不是从一开始就很兴盛、很强大，而是东方开始很厉害，到后来中原才崛起，这与欧亚大陆青铜潮的东渐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我说“东方先亮、西风东渐”，最后二里头出现是“月明星稀”。

在考古学的话语系统中考古学者发现的这些现象，跟文献做对比，结果会怎么样呢？对比的结果是比较大的不一致，也就是古代文献中都认为，已经进入到夏王朝，导致了夏文化，但是我们在考古中没有在这些王朝战争传说地发现所谓的王朝气象和迹象。这就是考古人写史的一个内涵。关于夏商分界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学术争论，它是中国考古学上罕有的跨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出版发表论著之多，形成一个奇特的景观，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众说纷纭。其原因就在于两大话语系统的契合，即必须得是地上文字（传世文献）和当时的地下文字紧密契合。

三、二里头的诸多“中国之最”

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就是在洛阳盆地出现的。我们知道盆地北边就是邙山，中国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生于苏杭，葬于北邙”。在洛阳盆地的中心部，有1500多年13朝在这里建都，这是在世界文明史上都非常罕见的。而二里头是其中最早的。

我们在二里头这样一个大都邑里，发现了中国历史上，包括东亚大陆从来没见过的遗迹遗物，而这些东西跟三代以后，一直到明清的古代王朝都是相关联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开启先河的。二里头有好多这样的“中国之最”。比如，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东亚大陆最早的车辙（双轮车的痕迹）、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中国建筑特别重视中轴线，在二里头找到了中国最早的带有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宫室群。东亚大陆最早是土木建筑，秦汉之前基本没有石头建筑。要显示威严，只能是通过空间纵深的延展。“庭院深深，深几许”，庭院越深，主人的身份就越高。在二里头，除了发现政治性的遗存，还发现中国最早的大型围垣和最早的手工业作坊区。以前就发现过铸铜作坊，现在又发现了最早的绿松器作坊，这是不是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在当时，这种铸造技艺也绝对是一种威权的象征。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偃师二里头遗址VIMII出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象征着凝聚力的“爵”与象征着打击力的“钺”等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大量出现，不仅在当时国家权力运作中处于重要地位，更“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当时最大的主流价值观与“中国模式”。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兵器直接加速着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王朝的迅速崛起并实现对外的文化扩张。“长江上中下游，遍刮二里头东风”。二里头的东西向外传播，我认为这不是当时一种军事强力扩张的产物，而是文化向外扩散的产物。各地酋长甚至一般民众，以二里头为高位，以二里头为大，以二里头为上，是“跟风”的一种产物。大家都来学习和模仿，导致了二里头的物品文化向外传播，引领了当时的一个时代潮流。可见，二里头是一个历史的大的节点，经历了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剧变。从石器到铜器，又是从物理到化学的物质变化。从民生到国计，社会复杂化。如果以前只有村落，那么从二里头开始就有国家了。

四、“光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

中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国家就是一个过程，不可能是一道门槛，今天不是，明天就是了。早期中国是单纯土生土长的吗？二里头文化究竟是酋邦（Chiefdom），还是国家（State）？对于这些问题，现在大家还是争来争去的。我在《何以中国》这本书里引述过一个片段，2005年世界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Renfrew）教授应邀到北京做讲座，有人问他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的看法。他的回答非常好，他说这完全取决于考古学家自己的经验，例如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因此在我们这个领域，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现在许多问题都具有不可检验性，此时，证据、材料、逻辑、推导过程，这些东西才是重要的。

我们发掘得越多，感觉问题就越多，重要的不是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提出了新的问题，引发大家思维复杂化。现在可以说“光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整个中国史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视角下来看，“二里头是世界的二里头”。由于学科、地域的限制，考古人要协调其他学科、地域一起做研究。加强不同地域、不同学科间的合作，尤其寄希望于年轻人，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中做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