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昌斌：不问苍生问鬼神

唐朝诗人李商隐有这样一首诗：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说，汉文帝求贤若渴，在宣室即未央宫的前殿，召见虽负才名却受到贬谪的贾谊。

后两句是说，虽然汉文帝对贾谊非常谦恭有礼，相见时却不问国计民生，只谈些神仙鬼怪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呢？

一说汉文帝之所以不谈国事谈鬼神，是因为贾谊之前所上的有关国家大事的几篇奏议，触动了朝野的神经。汉文帝心知肚明，虽然同意贾谊的意见，但在当时环境下又无法实施。只好请他吃顿饭，谈谈别的事情，以表安慰。

一说汉文帝时期，外有匈奴侵边，内有诸侯僭越，文帝有感于王朝面临的危机，“问鬼神”只是表象，其中一定含有治国所需的丰富内容。或者说，“问鬼神”就是在“问苍生”。

应该说，表示安慰与虚心求教，二者可以并行不悖。

史料显示，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被世人称道的贤明君主，也是“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他在位期间，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道，以安民为本，善于平衡政局，躬身节俭，轻徭薄赋，虚心纳谏，择善而行，励精图治，使汉朝逐步走向繁荣。

因此，说汉文帝不关心民生疾苦，显然有悖史实。

当然，无论是汉文帝，还是他前后的所有帝王，都程度不同地相信鬼神，也是事实。

比如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易经八卦，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迷信天命和鬼神的产物。

而汉代以讲授《公羊春秋》见长的大学者董仲舒，给司马迁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讲解“天人感应”的道理。

可见，文帝与贾谊见面时，谈些鬼神之事，不足为怪。从中领悟国计民生之道，也在情理之中。

而后世职场中，有许多人真的是“不问苍生问鬼神”了。

即使在当代，也不乏这样的官员。

公开的信息显示，有的已身居高位的官员，相信谶纬之说，预制黄袍龙椅，梦想如期登上九五之尊；有的在祖先的坟墓上大兴土木，甚至给自己预修豪华的地下寝宫；有的改建衙门朝向，调整座椅位置，设置“靠山”背景；有的不惜套用巨额公款，修建大庙，金塑神像；有的遇神就磕头，见庙就上供，而且出手阔绰，动辄成千上万。

还有不少官员，为求得算命大师的点拨，陷入骗局之中，结果不仅钱没了，人也进去了。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因素，大概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经常会碰到意想不到的情况，遭遇始料不及的结果。

尤其是职场中的人们，进出升降具有空前的不确定性，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又有无时不在的恐惧感，使他们将眼睛转向冥冥之中的鬼神。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

有人说，明白是科学，不明白是迷信。

因此，应该普及科学知识，使人们变成“明白人”。

也有人说，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人们的行为有确定的预期，还去求神问卦干什么？

比如，官员的进退升降，都按既定规则进行，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搭天线，走门路，投机钻营，行贿受贿，就会大大减少。官场的迷津不多了，官员的恐惧减少了，求神问鬼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少。

这当然也是对的。

但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除了愚昧的百姓、惶恐的官员外，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好像也是“迷信”的。

爱因斯坦等世界顶级的大科学家，就相信宗教。钱学森当年还曾为人体特异功能，做过肯定和推介。

这是为什么？

撇开宗教和迷信的同异不说，有一点大概是肯定的，那就是：

懂得越多的人，越觉得有许多不懂的东西。当他找不到所观测现象的终极原因时，就只能相信有个万能的上帝存在。上帝就是所有事件的最终操盘手。

从系统论角度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行为可以影响自然界，自然界也可以影响人类，而且可能最终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

说到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是一种自然关系。这种双重关系，决定了你的一言一行，都会有必然的结果，或者叫报应。或来早些，或到迟些。或应在自身，或报在子孙。

所以古人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并且强调：“为恶必灭，若有不灭，祖宗之道德，德尽必灭；为善必昌，若有不昌，祖宗之道殃，殃尽必昌。”（参《易传·文言传》）

用现在的俗语讲，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善恶必报。”

那些好的风水大师，通常会告诫人们，好风水就在自身。

可见，敬畏鬼神，害怕天谴，无论对官员还是百姓，不一定是坏事。

前者因此收敛欲望，后者则可避免盘剥。

当然，那些用盘剥和受贿来孝敬鬼神者，又当别论。

进一步说，官员问鬼神，说明还敬畏鬼神。如果碰上个连鬼神都不敬畏的主，那无辜的百姓，必然要遭大殃。

如果问鬼神时也问苍生，或者为了苍生而去问鬼神，未尝不可。

像古代那些为民请命的清官，有时为了保境平安，祷告上天，消灾祛害，虽然行为有些怪异甚至可笑，但还是能得到百姓的认可和赞许的。

人们真正怨恨的，是那些既不敬畏鬼神，也不敬畏百姓的无知无耻的无畏者。

古今中外，大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