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电梯门合上时，王建国没回头。走廊顶灯的光被金属门一点点吞掉，像潮水退去，只留下主任站在原地，手里攥着一个洗得发白的红格子手帕包——边角都毛了，透着点朱砂的暗红，温温的，还带着点体温。
这包是王建国出院前塞进他手心的。他说，里头是岳母当年给他媳妇缝的辟邪物，三年没动过，妹妹硬塞进ICU枕头底下。可主任知道，那两天里，王建国的心电图是平的，整整48小时，没波纹，没起伏，连监护仪都懒得报警，只当是机器故障。
他醒来的样子不像活过来，倒像从冻土里慢慢化开的泥。眼皮掀三次才定住，手指头先动，接着喉结上下滑了一下，像锈死的齿轮终于咬合了一次。护士听见病床吱呀一声，转头就跑，鞋底刮着水磨石地，声音刺得人耳根发紧。主任冲进来时饼干渣还黏在白大褂第二颗扣子上，手电光打进王建国瞳孔里，那眼睛没躲，可瞳孔缩得极标准，像台老式相机，快门一按，光就收得干干净净。
他开口第一句不是“我疼”，不是“渴”，是“我老婆呢”。
没人接话。窗外绿萝的叶子在下午三点的光里亮得晃眼，叶脉一根根清清楚楚，主任看着那盆植物，忽然觉得它比人还活得明白——该绿的时候绿，该垂的时候垂，不硬撑，也不挽留。
王建国后来讲起那两天，声音哑，但稳：“我走了一路，走到一个空车站。她穿红棉袄，站那儿笑。我说我等你，她说，你回去吧，孩子还在等。”
他妹妹早跟护士长提过：三年前，也是暴发性心肌炎，也是晚上发病。王建国在外地，高铁票买好了，人没赶上。回来时，妻子已停在太平间冷柜第三层，身上盖着白布，脚上还穿着那双他挑的绒面拖鞋。
家里没变。梳妆台上那瓶大宝SOD蜜，盖子拧开又拧上，乳液早结成硬壳，一碰就簌簌掉渣。
他出院是第八天。心肌酶第三天就回落，彩超第五天看不出异常，第七天自己扶着墙绕病房走了三圈。步态正常，呼吸匀长，脸色是久病之后少有的润，不像刚从鬼门关爬回来的人，倒像刚睡醒一觉，做了个特别长的梦。
电梯门彻底关严前，他忽然说：“我欠她一句再见。”
主任没应声。手里的布包有点沉，不是朱砂沉，是那点红沉，沉得像刚从心口剜出来，还热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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