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我成了校园里的“无限责任公司”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学里悄悄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风气——凡是和学生沾边的事、和学校挂钩的指标，最后总能绕回到一线教师头上。

先说说课堂上那些事。

学生上课抬头率低，是你的课讲得不够精彩；学生不爱坐前排，是你课堂组织不到位；学生不听课玩手机，是你教学吸引力不足。好像那几十个人的注意力，老师手里得拿个遥控器，一个一个按下去才算合格。可问题是，大学课堂本应是双向奔赴，老师备好课、讲好课，但学生是不是也该拿出点求知的态度？把所有的“低头”都归因于老师，说白了就是把学生当成了被动接收的容器，这既不符合教育规律，也忽视了成年学习者应有的责任。

再说说那些超出课堂的“考核”。

就业率不高，要老师去拉招聘单位；毕业设计质量不行，是老师指导不细；学生考研失利，老师有没有帮忙推荐……这些事情当然跟老师有关，但把它们全部变成压在老师肩上的硬指标，逻辑就变了味——仿佛学生从入学到出路，所有环节出了问题，唯一能问责的就是讲台上那个人。

而科研一侧的清单更是不遑多让。

科研经费到账有压力，压给老师；科研项目考核有节点，压给老师；高水平论文有数量要求，还是压给老师。教学和科研，哪一头没做好，最后都能精准地追溯到“老师原因”。一个人同时要当吸引注意力的主播、学生就业的猎头、论文生产的机器、经费到账的销售——这台“全能战士”的机器，谁开得动？

这里最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所有责任都精准地落在了“老师”这个最没有资源调配权的角色身上？

细想一下，学生听课效果涉及课程设置、学风建设、教务管理；就业涉及校企合作、校友网络、学校平台；科研涉及实验室条件、行政服务、评价体系。这些环节里，教师只是其中一环，而且往往是话语权最弱的那一环。但当问题出现时，所有矛头却整齐划一地指向了讲台上那个孤零零的人。

说实话，老师不是不愿意负责。恰恰相反，很多教师正是因为有责任心，才觉得特别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也填不满这个“无限责任”的大坑。

一个健康的高校生态，应该让责任回归到它该待的地方：学生为自己的学习负责，行政为自己的服务负责，学院为资源配置负责，评价体系为公平合理负责。教师当然要尽责，但不能什么事情最后都变成“老师的原因”。

否则，留给讲台的，只会是越来越多疲惫而沉默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