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师500残兵难守宿县，师长为何被判10年？弃长官不顾之风不可长

1938年2月25日，在徐州会战的战火初燃之际，由蒋氏亲撰正文的《抗战连坐法》颁布，即时生效。同时，原适用于黄埔军的《连坐法》废止。
《抗战连坐法》的颁布正当其时。
抗战爆发后，头一个被处决的将领是晋军第61军军长李服膺。
虽然李服膺有些冤枉，是阎锡山害怕他到南京去把自己克扣南京拨给山西用于修筑国防工事的费用一事揭露出来，这才借失守天镇一事下了黑手。
但李服膺失守天镇也是事实。
此举，多少震慑住了晋绥军。
在随后的平型关之战、娘子关之战和忻口会战中，晋绥军虽然也有畏战的，但敢明目张胆地违抗命令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在河北战场，战场抗命的事情更为严重。
由于第3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在淞沪战场上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蒋氏决定将其调至一战区。
当初，让冯玉祥出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的目的就是想依靠其在军界的影响力镇住各路诸侯。
可一来，冯玉祥确实指挥不了现代化战争，二来，参战的各路诸侯，尤其是黄埔将领们，又岂肯把没有兵权的冯玉祥放在眼里？
无奈之下，蒋氏只能将其调至一战区。他想的是，一战区的主力都是冯玉祥的旧部，这一下总能指挥得了吧？
可事实证明，蒋氏这一次又失算了。
以宋哲元1集团军为主力的一战区各部，根本就不服从冯玉祥的命令。虽然嘴上都说着一定要听老长官的话，但事实上，接令的各路将领大多是阳奉阴违。
很多人说，这是蒋氏故意给冯玉祥上“眼药”，想要借此将冯玉祥撵出军界。
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蒋氏不是个糊涂人，在大战正酣之际，他不可能做这种事。一旦操作不当，很有可能使华北战局崩溃。
至于原因，则是以萧振瀛为代表的原西北军诸将不想再受冯玉祥操控。
给出的理由是，冯玉祥一生多次倒戈，他们害怕冯玉祥手中有了兵权之后会故态复萌。
但实际上是，这些西北军将领们不想放弃手中的兵权。
按照59军副军长李文田的话来说，他们手中就有这点兵，若是都拼光了，还拿什么当军长、师长？
这个话很具有代表性。这才是他们违抗命令的内心真实写照。
再来说韩复榘。
华北战败后，退下来的部队若能在山东重新集结，还是能与日军一战的。
而韩复榘则说，这些客军不能进入山东境地。
这一下子，就把准备重振旗鼓以期再战的冯玉祥逼到了墙角。
无奈之下，冯玉祥也只能回到武汉请辞。
从此之后，他淡出了军界。
看到昔日的老对手吃瘪，蒋氏此时却并没有看热闹的心情，因为他很清楚，这一桩桩、一件件看似是针对个人的行为，但若放大来看，说明整支部队已经没有了凝聚力。若不严肃军法，那么接下来，抗战还怎么抗呢？
于是就有了韩复榘被处决的事情。
韩复榘是1938年1月24日在武汉被处决的。一个月后，即1938年2月25日，《抗战连坐法》颁布。
那么，《抗战连坐法》颁布后，究竟是谁成为了头一个被处罚的师以上将领呢？
桂军第7军171师师长杨俊昌，而且还是被他的老上司，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强烈要求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淞沪会战爆发后，桂军作为第2梯队加入战场。
可由于白崇禧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又对日军拥有的优势海空火力估计不足，以至于在蕰藻浜南岸的反击战中，桂军遭到重创。
在此役，171师511旅旅长秦霖阵亡，兵员折损达七成。
在随后的南京保卫战中，鉴于桂军损失过重，白崇禧不接受在南京外线阻击日军的任务，命令部队绕城而过，进入江北战场。
因为按照预定计划，李宗仁将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将成为桂军接下来的主战场。
白崇禧的想法是，与其在南京与日军拼消耗，守一座根本就守不住的城，还不如保存实力，早点把分给桂系的地盘守住。
而且，接下来，在徐州必然要发生一场大战，若不抢占先机，堵住日军由南向北进攻的道路津浦路南段，待到日军南北对进，徐州的李宗仁将两面受敌。

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大战，桂军陆续出省向安徽集结，除补充遭到重创的第7军和第48军外，又编成了第31军和正在组建第84军。
本来，日军之前的计划是进攻平汉路东侧，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和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认为这个战略仪式感不强，远不如打通津浦路在徐州会师好。
于是，这两个人私下里一商量，就改变战略，徐州会战的初战在津浦路南段拉开了序幕。
1938年1月26日，日军13师团向安徽凤阳、蚌埠进攻，李品仙11集团军第31军在池河西岸地区逐次抵抗后，向定远、凤阳以西撤退。
1938年2月3日，日军攻占临淮关、蚌埠，并于9～10日分别在蚌埠、临淮关强渡淮河，向北岸发起进攻，与东北军于学忠第51军和西北军张荩忱第59军发生激战。
在淮河南岸，廖磊21集团军以第48军固守炉桥地区，第7军协同第31军迂回攻击定远日军侧后。
日军13师团怕后路被断，匆忙抽调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59、第51军乘势反击，至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
白崇禧此时突发奇想，命令第7和第31军向江北江浦一线疾进，趁着13师团北调之机一举克复江浦，威逼南京。
果然，此举引起日军巨大震动。
白崇禧的逻辑是，若此时出奇兵威胁南京，虽然不能收复南京，但可以在国际上造成巨大影响力，让国际人士看到我国抗战的不屈不挠，增加国际干预的可能。
果然，在桂军克复江浦，威逼南京后，日军13师团停止北进，第7军和第31军也适时撤兵，与日军隔河对峙。
台儿庄之战后，日军不断增兵，李宗仁担忧日军的侧翼迂回战术，也不断把援兵向两翼展开，与日军进行兵力延伸竞赛。
事后证明，这是个错误的部署。
此举虽然可以防止日军迂回，但同时自己的战线过长，兵力就过于单薄，又没有预备队，若被日军突破一点，很有可能造成全线崩溃。
1938年4月，土肥原14师团突破黄河防线，连陷鲁西多地，由西向东逼近徐州。
南线日军也开始出动，放弃津浦路正面，沿着路西向北进攻。
但日军也有隐忧，若其主力出动，其后路必定会遭到桂军的侧击。故而，日军先派出主力占领合肥，逼使11集团军退守六安，然后挥兵进攻廖磊集团军。
由于日军一次动用了第3、13和第9师团，在淮河防御的77、51和68军战力不足，只能让开津浦路正面且战且退。
见日军包围之势已成，李宗仁下令各部立即突围，自己率领长官部为一路。
李宗仁心里很清楚，在突围时，别人是依靠不上的，还得是自己的基本部队。因此，他在突围前电令廖磊派出有力之一部到蒙城和宿县接应自己。
廖磊接到令后不敢怠慢，立即派出21集团军预备队171师，以师长杨俊昌和副师长周元各率两个团的兵力防守宿县和蒙城，限3天内一定要守住。
可廖磊却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171师虽然是预备队，但仗打了这么长时间，从来就没有整补过，虽然有四个团的编制，可还能剩下几个人呢？
周元带的两个团兵力尚多，共有1000余人，可刚到蒙城，日军就寻迹而至，周元指挥部队苦战，可在日军优势的炮火下，损失殆尽，周元阵亡，这两个团活着从蒙城突围出来的仅有21人。
杨俊昌带的这两个团仅有500残兵，又如何能守住宿县呢？
杨俊昌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死守宿县3天，是肯定守不住的，结果必定是全军覆没，而且还完不成廖磊下达的死守3天，接应李宗仁的任务。
可若不守，则是战场抗命，等待他的也会是严厉的军法惩处。
难道李宗仁的命是命，这500残兵的命就不是命吗？
杨俊昌拿起电话，对廖磊提出要放弃任务，却遭到廖磊的严厉斥责。
就在这时，一发炮弹炸断了电话线，杨俊昌与廖磊的联系被切断，一切都需要杨俊昌自己拿主意了。
那就用我的一条命，来换这500残兵的命吧。
杨俊昌做出了决定，放弃宿县。
当时，李宗仁的长官部已经抵达宿县以北十余里，正好碰上了汤恩伯部。
得知了宿县已经被日军占领的消息，汤恩伯提议收复宿县，却被李宗仁拒绝。
李宗仁认为，一个小城无关紧要，他一支千余人的部队在平原上机动灵活，可以随时摆脱日军。
与汤恩伯分手后，李宗仁一路上也是迭遇险情。尤其是在宿县东南30里处，也是李宗仁重新与廖磊约定的派部队接应的地点，差点儿与日军一支骑兵部队遭遇。
没办法，李宗仁只能再次绕路，一直抵达了涡河北岸，才与第七军派来的接应的部队会合。
李宗仁脱险后，廖磊开始追究杨俊昌的责任了。
李宗仁的命，确实不比那500残兵贵，但作为一个战区的司令长官，若因部下放弃接应而遇险，不仅会使第五战区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还会让桂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这一点，恐怕是杨俊昌没有想到的。
另外，作为一个师长，竟然敢违抗命令，有弃长官于不顾的苗头，这是作为桂系大将的廖磊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此风若开，那还了得！
因此，廖磊强烈建议对杨俊昌予以军法严惩。
但这次事件，杨俊昌做出的选择确实是有情可原。
以500残兵，要想守住宿县3天，是一个根本完不成的任务。
因此，在军法审判的时候，杨俊昌只被判10年。
但杨俊昌不服，他仍然以500残兵不能守住三天为由喊冤，并不断给李宗仁上书，但李宗仁的回复总是让他耐心等待。
这一等待，就是10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后，杨俊昌才得以释放。
严格来说，判杨俊昌10年，他不冤。
如果遇到危难就弃长官于不顾，此风若开，军法森严何在？袍泽之间的信任何在？
像这种战场弃长官于不顾，造成长官阵亡的事情并不罕见。
在桂南会战中，第9师师长郑作民就是因为身体肥胖跑不动被部下抛弃而遭了日军毒手。
蒋氏对第9师这个黄埔起家时的基本部队的处罚力度是异常严厉的，将第9师番号取消，改为无名之师，好几年后番号才得以恢复。
由此可见，杨俊昌仅被判10年，已经是充分考虑了500残兵无法守住宿县3天的客观实际了。
不然，对他的处罚，决非这么宽松。不知大家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