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 | “书”的生命与“读书——写书”

叶秀山

“书”的生命与“读书——写书”

题记：我于195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这是一个“读书——写书”的地方。尽管其间有很长时间不能读和写，但即使在那段时间，也还是偷偷地读一点书，写点心得笔记，被同事们发现但无人告发，可见“书”在我们这批人心中的地位。

我于195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这是一个“读书——写书”的地方。尽管其间有很长时间不能读和写，但即使在那段时间，也还是偷偷地读一点书，写点心得笔记，被同事们发现但无人告发，可见“书”在我们这批人心中的地位。

念了将近一辈子书了，关于“读书——写书”能说些什么？书“浩如烟海”，“书到用时方恨少”，古人已有明训，教导人们“读书不可懈怠”，我也以此策励自己。但是，我们不宜停留在对“书”的望洋兴叹上：不能因其“不可穷尽”就望而却步，也不能因此致力于“皓首穷经”，止于当一部“活字典”。前者过于“懒惰”，后者过于“勤奋”。二者受到批评的程度虽不同，其根源却一样：一是知其“不可穷尽”而“不为”，一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两种态度都有一些辩解之道。“懒惰”固然不好，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是一解；“勤奋”总是好事，而不得其法，也会事倍功半。然则，这个“法”怎样讲？“读书”并无“定法”，随专业、个人习性等因素而“异”。这话似乎很空洞，但深究起来，却很实在。

有各种各样的专业书，在一个专业中也有不同用处的书，不可一概而论。我侧重读哲学书。按我的读书经验，觉得那些大哲学家写的“书”，都是有“生命”的，是“活”的。写书的“哲学家”“死了”，他们的“书”还“活着”。所谓“活着”，就是它还保留着“自己”的“发言权”。当然，“读者”有“自己”的“解释权”，但凡哲学大家们的“书”，你不能任意地“曲解”它，我们作为“读者”还得“老老实实”地跟着它的“思路”去“读”，去“想”；你另起炉灶，那是你的，你想得好坏，跟它就没有关系。如果脱离开“前人”的“思考”成果“自己”“想”，我敢断定，八成是相当混乱，或者相当落后的。所以，哲学固然是一门创造性的学问，同样不能排斥“学习”，同样要“读书”。

在此，我还想说一层意思：“书”既然是有“生命”的，我们“读书”，犹如和一个“活人”打交道，“读书”如“交友”。“交友”又有几层意思：一是在广泛交往中，自然会有一些“好朋友”，一些“挚友”。在学问的大道上发现“挚友”，颇为重要。我做哲学，得力于读德国古典哲学的书，从康德到黑格尔，是我经常请教的“朋友”，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二是这些“朋友”绝大多数是古人，我和他们交朋友，他们永远是我的“老大哥”，我总是“小弟弟”，我们总是“忘年交”。这样，就引出第三层意思——为什么我要翻来覆去读他们的书？正是因为我和他们“年龄”差距的渐渐“缩短”，总会有更新的理解。

我曾经私下跟学生说，“读书”与其“读早了”，不如“读巧了”。有些书，早年读了，等于没有读，当然知道一些人名、书名，大概的目录章节，算是有一点“知识”，至于它们到底说些“什么”，则茫然不知所以。我不足20岁读康德，康德已经作古多年，不会“照顾”我这个“小弟弟”，即使真的活着，大概也不能“照顾”我，因为他的学问，本不是我的智力水平所能窥视一二的，怪不得当年我的导师也不能让我弄懂康德，那是我自己的问题。到哲学所以后，仍然读康德的书，一直读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渐渐觉得有点“朋友”的意思了，他说的话，我大体懂了，而如果真的“懂了”，我自己的意思，也就出来了。

“读早了不如读巧了”的体会，还可以读尼采的书为例。我当然很早就知道尼采是个怪怪的大人物，也念过一些他的英文选本，不得要领，还硬要妄加评论，说他有这样的怪思想，以“自杀”告终也就不奇怪了，等等。前几年认真读他的书，发现他的思想还是很有理路的，你可以不同意，但不可以“怪诞”一言以贬之。以交友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转念倒退30年，即使把他的书读个十几二十遍，可能同样会“失之交臂”。于是，对于一些大哲学家的书，唯有“经常”读，才能避免“失之交臂”之憾。有些书，读不懂，放两年再读，不定什么时候，你就可能读懂了。

那么，又是什么“书”值得你翻来覆去地“读”，以求不失之交臂呢？过去我说，那只能“相信”别人的“推荐”，包括“哲学史书”的推荐。交友靠自己，也靠别人的“介绍”。这里，我再说一层意思：什么叫“好书”？我说，能“产生”“另一本书”的，也许就叫“好书”。我们说，“书”是有“生命”的，“书”可以“生”“书”，凡能够——有能力“生产”“书”的，大概就可以说是“好书”、“有价值的书”；不能——没有能力“生产”“另一本书”的“书”，是为“无能力”，读不读都不重要。实际上，我们一生所读之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无能力”的书。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要特别慎重，对于那些“无生产能力”之书应该尽量少读。

当然，“书”不能自己“生”“书”，一本“书”要靠“人——读者”来“生产”“另一本书”，苏格拉底遂有“助产婆”之说。“人”通过“写”“生产”“另一本书”。“写书”乃是“读书”之“自然”“结果”，犹如“花”后的“果实”一样。古人有“述而不作”之说，着意在于领会、阐述“经典”之意义，但如果作“不写作”讲，窃以为不足为训。我的老师辈中，不乏满腹经纶、学问渊博之士，但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很少“写书”，为后世留下不小的遗憾。他们只“开花”，不“结果”，他们的学问思想，因没有“后代”而“消失”，留下一些“名字”，徒增后人之惆怅，小说家固可借此敷衍成篇，于学问则无所增益。所以，我还是主张不仅要“读书”，还要“写书”，当好这个“助产婆”。尤其对于专业的学者而言，更是如此。

“读书”和“写书”相辅相成，就耗费时间来说，“读书”是主要的：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用来“读书”，然后才是“写书”。不“读书”专事“写书”的，如今也很流行。或谓天下“第一本书”似乎应是“不读书”“光写书”“产生”出来的。其实，即使在狭义文字产生之前，人们——有头脑的人们也还是“读”的，他们那是“读”“天”，“读”“地”，“读”“日月山川”，“读”“他者——他人”，“读”“无字书”，如果真有“第一本书”的话，那也是“读”出来的。

我们平时把“读书”也说成“看书”，这里的“看”并非光用“视觉”，光看印刷或手写的“字”，不叫“读书”。“读”从“言”，古人“读书”常常为“朗读”。“读书”是把“他人——作者”的“话”由“我”“朗读”出来“听”，是“听”“他人”的“话”。现在的书意思复杂，“话”太多，“朗读”不便，于是“默读”成为主要的，便于领会“意思”，而“意思”和“思想——心思”相通，“默读——看”更易于“心心相印”。但其基础仍在“听”“话”，“言”为“心声”。

于是，“读书——写书”无非是“听、说、读、写”，“读——写”是“听——说”的深化发展，看上去不那么直接，但摆脱当下的“直接性”，则更加“深入”，也更加“自由”。通过深入“读”，进入“写”，其“结果”则是“另一本书”，“不同于”“所读之书”，是一本“创造性”的“书”，但又是有根有据的，有传授、有承续的，不是凭空杜撰的“书”。

我们做人文科学的，特别是做哲学的，主要的“存在方式——存在形式”就“在”“读书——写书”，是严格意义上的“书生”，为“读书——写书”而“生”。就这个意义而言，你说他是“书呆子”也可以。但“书”毕竟是一个“形式”，一个“存在形式”，至于它的“内容”，则是一点也不“呆”的。没有人胆敢把思考宇宙、社会、人生“意义”的人，称作“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