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外交官千金，中国美容教母，教人如何变美，更教人如何活漂亮

1946年的印度尼西亚，空气中还弥漫着战争刚结束的硝烟味。

二战刚刚打完，荷兰人想回来继续殖民，印尼人拼了命要独立，整个爪哇岛乱哄哄的。就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在雅加达一栋带花园的洋房里，一个女婴出生了。

接生的荷兰医生用生硬的中文对产妇说：“是个漂亮的女孩，眼睛很大。”

这个女婴就是郑明明。她出生的时候，父亲郑老先生已经五十多岁了——老来得女，宝贝得不得了。

郑家可不是普通人家。郑明明的父亲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那可是当时中国顶尖的学府。毕业后，他被国民政府派到中国驻印尼领事馆工作，从秘书一路干到副总领事。在雅加达的华人圈里，郑老先生是响当当的人物——通晓好几国语言，西装革履，谈吐不凡。

母亲那边也不简单。外婆家是当地华侨报纸的创办人，算得上是文化世家。

所以郑明明一出生，就掉进了蜜罐里。家里有佣人、有司机，出门坐小汽车，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那时候的雅加达，大部分华人还在为生计发愁，割橡胶的割橡胶，开小铺的开小铺，像郑家这样既体面又富裕的，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但郑老先生心里清楚：这好日子，未必能长久。

郑明明的童年，跟一般富家小姐不太一样。

别的小女孩玩洋娃娃、过家家，她却最喜欢往父亲的书房里钻。那间书房很大，三面墙都是书柜，从地板顶到天花板。中文的、英文的、荷兰文的、印尼文的书，整整齐齐排着队。

郑老先生有个习惯：每天晚饭后，雷打不动要在书房待两个小时。有时候是看书，有时候是写东西。郑明明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旁边，安安静静地看自己的小人书。

但她的眼睛，总忍不住往父亲那边瞟。

她发现，父亲看书的时候特别专注，眉头时而紧锁，时而舒展。有时候看到激动处，还会用红笔在书上划几道。更让她好奇的是，父亲书桌上总摆着几个“不倒翁”——那种圆滚滚的、怎么推都倒不了的玩具。

有次她忍不住问：“爸爸，你为什么喜欢这个？”

郑老先生放下书，拿起一个不倒翁，轻轻一推。不倒翁晃了几下，又稳稳地站直了。他摸着女儿的头说：“你看，人生就像这个不倒翁。遇到挫折，跌倒了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能马上站起来。”

这话，郑明明当时没完全听懂，但记了一辈子。

父亲对她的教育，严格得近乎“军事化”。每天几点起床、几点读书、几点练字，都有严格的时间表。郑老先生常说：“时间是最宝贵的，浪费了再也找不回来。”

这种训练，让郑明明从小就有超强的自律能力。后来她创业，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能保持精力充沛，就是小时候打下的底子。

郑明明上小学那年，父亲送了她一本书。

不是课本，也不是童话，而是一本香港作家依达写的小说，叫《蒙妮坦日记》。

书不厚，封面是个漂亮女孩的侧影。

郑老先生说：“好好读读，书里的女主角，爸爸希望你能像她一样。”

那段时间，雅加达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印尼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华人夹在荷兰殖民者和本地民族主义者中间，处境微妙。很多华人家庭都在考虑：要不要把孩子送出去？

郑明明没管这些，她完全被那本书迷住了。

《蒙妮坦日记》讲的是一个叫蒙妮坦的女孩，外表柔弱，内心却特别坚强。她在爱情和事业上经历了很多挫折，但从不放弃，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郑明明读着读着，觉得自己就是蒙妮坦——她也瘦瘦小小的，也怕羞，但心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更巧的是，就在那段时间，她第一次对“美”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有次跟母亲去市场，她看到几个印尼妇女穿着传统的“纱笼”——那种用鲜艳布料做的长裙，上面有精美的手绘图案。阳光照在上面，图案好像会发光。

郑明明看呆了。她拉着母亲的衣角问：“妈妈，那些画是怎么弄上去的？好漂亮。”

母亲笑着说：“是手艺人一笔一笔画上去的。咱们华人叫这个‘巴迪克’。”

从那天起，郑明明开始注意身边一切美的东西：花园里盛开的热带花朵、母亲梳妆台上的香水瓶、街上妇女戴的银首饰……她隐隐觉得，自己将来要做跟“美”有关的事。

但这个想法，她没敢跟父亲说。她知道，在父亲眼里，女孩子最好的出路是当医生、当老师，或者嫁个好人家。“美容美发”？那算什么正经职业？

时间到了1960年代初，郑明明该上中学了。

这时候的印尼，排华情绪越来越严重。苏加诺政府推行“印尼化”政策，华文学校被关，华人报纸被禁，连说中文都要小心翼翼。

郑老先生当机立断：把女儿送到香港去读书。

那时候的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但华人社会相对稳定。郑明明进了香港一所不错的中学，继续学业。

但她的心思，早就不在课本上了。

香港是个花花世界，满街的霓虹灯，时髦的男女，最新款的时装……郑明明发现，香港女人特别爱打扮，美容院、理发店遍地都是。她常站在橱窗外，看里面的美容师怎么给客人做头发、化妆。

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我要学美容。

她打听到，日本的美容技术最先进。于是鼓起勇气给父亲写信，说想去日本学美容美发。

信寄出去，她心里七上八下。果然，父亲的回信很快就来了，措辞严厉：“胡闹！我们家是书香门第，你怎么能去学那种伺候人的手艺？好好读书，将来当个医生或者律师！”

但郑明明这次铁了心。她想起《蒙妮坦日记》里的女主角，想起父亲说的“不倒翁精神”——如果连追求梦想的勇气都没有，算什么不倒翁？

1964年，18岁的郑明明做了一件大胆的事：她揣着攒下来的300美元，买了张去东京的船票，没告诉父亲，偷偷走了。

上船那天，香港码头下着毛毛雨。郑明明拎着一个小皮箱，回头看了看这个生活了几年的城市，心里有点怕，但更多的是兴奋。

她对自己说：“蒙妮坦，我来了。”

到了东京，郑明明才知道什么叫“难”。

300美元，听起来不少，但要交学费、房租、生活费，根本撑不了多久。她报读的是东京一家美容学校，同学大多是东南亚来的富家小姐——人家是来“镀金”的，她是来“拼命”的。

别的同学下课后去逛街、看电影，郑明明得赶紧去找兼职。她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理发店找到工作，当洗头小妹。

这活不好干。日本客人要求高，水温要刚好，力度要适中，洗完了头发不能有一滴水珠流到脖子里。郑明明刚开始不熟练，经常被客人投诉。

有次给一个老太太洗头，水稍微热了点，老太太当场发火，用日语骂了一通。郑明明听不懂，但看表情知道不是好话。她低着头，一个劲地说“对不起”。

下班回到租的小房间，她累得瘫在地上，眼泪忍不住往下掉。她想家，想父亲，甚至有点后悔：放着好好的大小姐不当，跑来受这个罪？

但第二天，她还是准时去了理发店。

慢慢地，她摸到了门道。不仅洗头洗得好，还偷偷学理发师怎么剪头发、怎么烫发。晚上回到住处，她就拿假人头练习，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

这种日子过了两年。1966年，郑明明以优异的成绩从美容学校毕业。老师对她说：“郑桑，你是这几年最用功的学生。回香港吧，那里机会多。”

郑明明点点头。她心里早就有了计划：回香港，开一家自己的美容院。

名字都想好了，就叫“蒙妮坦”。

1966年的香港，经济开始起飞。

中环的摩天大楼一栋接一栋地盖，尖沙咀的霓虹灯越来越亮。有钱的太太小姐们，开始讲究打扮，美容院成了热门生意。

郑明明看中了尖沙咀的一间小铺子，三十多平米，月租不便宜。她拿出这两年打工攒的钱，又跟朋友借了点，把铺子租了下来。

装修很简单：一面大镜子，几张理发椅，一些基本的美容设备。但门头上的招牌，她特别用心——“蒙妮坦美发美容学院”，七个大字，金光闪闪。

开业那天，没什么仪式，就放了一串鞭炮。郑明明站在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心里默默祈祷：一定要成功。

刚开始，生意确实不好。香港人认老字号，对这种新开的小店不放心。有时候一整天都没一个客人。

郑明明不着急。没客人，她就练习技术；有客人，她就拿出十二分的用心。她发现，很多美容院只注重技术，不注重服务。她就反着来：客人一进门，先奉上一杯茶；做头发的时候，轻声细语地聊天；做完后，还送个小发夹或者头绳。

这种“人情味”，很快赢得了口碑。一传十，十传百，蒙妮坦的客人越来越多。

但郑明明不满足。她发现，香港的美容技术跟日本比，还是落后。于是她定期回日本学习，把最新的技术带回来。她是香港第一个引进“电眼睫毛”技术的人——就是用一种特殊的机器，把睫毛烫卷，效果能保持好几个月。

这东西一推出，立刻火了。太太小姐们排着队来做，蒙妮坦的名气一下子打响了。

到1970年，蒙妮坦已经在香港开了三家分店。郑明明也从当年的洗头小妹，变成了小有名气的“美容专家”。

但她没想到，一场更大的考验，正在等着她。

1970年代初，郑明明想把生意做到印尼去。

那是她的故乡，有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味道。而且印尼经济正在发展，有钱人越来越多，美容市场潜力很大。

但就在她准备动身的时候，印尼出事了。

1965年，印尼发生军事政变，苏哈托上台。新政府对华人很不友好，限制华人入境，很多华人企业被没收。到1970年，局势更加紧张，香港政府甚至发出警告：不要前往印尼。

郑明明不死心。她太想回家了，想回去看看年迈的父母，想把蒙妮坦开到雅加达去。

于是她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偷渡。

通过中间人，她联系到一艘去印尼的渔船。船主说：“只能晚上走，很危险，被抓到要坐牢的。”

郑明明咬咬牙：“走！”

那天晚上，月黑风高。郑明明打扮成男孩模样，跟着另外五个人（三男两女），悄悄上了渔船。船舱又小又臭，堆满了渔网和鱼腥味。她蜷缩在角落里，心里怦怦直跳。

船刚开出港口，就被巡逻艇拦下了。

探照灯照过来，刺得人睁不开眼。警察上船检查，一眼就看出郑明明是女的——她虽然穿着男装，但皮肤太白，手太细。

“出来！”警察用粤语喝道。

郑明明被带下船，其他五个人却顺利过关了。她站在码头上，看着渔船慢慢消失在夜色里，心里一片冰凉。

那晚，她在海边走了很久。赤脚踩在沙滩上，海水一阵阵涌上来，又退下去。她想起父亲，想起那个不倒翁，想起自己这些年的奋斗……

突然，她听到一个声音——不是真的声音，是心里的声音：“不要回头，往远处看。也许，机遇在别的地方。”

她停下脚步，望着对岸的香港岛。那里的灯火，比星星还亮。

就在郑明明事业陷入低谷的时候，爱情来了。

1971年，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陈树德。陈树德比她大几岁，是个工程师，性格温和，话不多。

第一次见面，陈树德很紧张。他后来回忆说：“郑小姐很漂亮，事业也做得很好，已经开了好几家美容院了。可我呢，一无所有。我觉得她不会喜欢我的。”

但郑明明不这么想。她看中的是陈树德的踏实、可靠。经历过商场上的风风雨雨，她太知道“靠谱”两个字有多重要。

交往半年后，陈树德向她求婚。没有浪漫的仪式，就是在海边散步时，他突然说：“明明，我们结婚吧。我可能给不了你大富大贵，但我会一直支持你。”

郑明明点点头：“好。”

1971年5月1日，他们在香港又一村的一座教堂举行了婚礼。仪式很简单，只请了亲近的朋友和家人。郑老先生特地从印尼赶来，牵着女儿的手走过红毯。

婚礼上，父亲对陈树德说：“我把明明交给你了。这孩子要强，你多担待。”

陈树德认真地说：“爸，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她的。”

婚后，陈树德辞去了工程师的工作，加入蒙妮坦。他负责工厂管理和生产，郑明明负责产品研发和教学。一个主内，一个主外，配合得天衣无缝。

朋友们都说：“明明找到了最好的合伙人——既是丈夫，又是战友。”

郑明明自己也感慨：“我事业上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我先生的支持。他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时间到了19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门慢慢打开，外面的新鲜事物涌了进来。其中就包括“美容”这个概念。

郑明明敏锐地察觉到：机会来了。

1984年，她第一次回到内地考察。那时候的北京、上海，满大街都是蓝灰制服，女人几乎不化妆，理发店只会剪“革命头”。

但郑明明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年轻女孩的眼睛里，有对美的渴望；商店橱窗里，开始出现鲜艳的裙子；公园里，有人偷偷烫了卷发……

她决定：进军内地市场。

但阻力不小。当时内地对“美容”还有偏见，觉得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关部门的领导对她说：“郑女士，我们现在重点是解决温饱问题，美容……是不是太早了？”

郑明明不气馁。她换了个思路：先办教育。

1987年，她在北京开办了“北京蒙妮坦美发美容学校”。

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美容美发学校，教材、设备、师资，全部从香港引进。

开学那天，来了两百多个学生，大部分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郑明明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心里特别激动。

她说：“同学们，美不是奢侈，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学会美容技术，不仅能让自己变漂亮，还能帮别人变漂亮，更能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份光荣的事业。”

这话，说到了大家心坎里。

学校办得很成功，毕业生供不应求。很多学生后来自己开店，成了老板。蒙妮坦的名气，就这样在内地传开了。

学校成功了，郑明明又有了新想法：做自己的化妆品品牌。

那时候内地市场，外国品牌还没进来，国产化妆品质量参差不齐。郑明明想：为什么不能做一个中国人自己的、高质量的美容品牌？

1992年，她在上海独资成立了“上海郑明明化妆品有限公司”。名字就用她自己的名字——“郑明明”。

朋友劝她：“用自己的名字做品牌，风险太大了。万一产品出问题，你的名声就毁了。”

郑明明说：“正因为用自己的名字，我才更要做好。每一瓶面霜、每一支口红，都代表着我郑明明的信誉。”

她亲自参与产品研发，从法国进口优质原料，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第一批产品上市前，她让公司所有员工试用，包括清洁工、保安。她说：“如果连我们自己人都不敢用，怎么敢卖给客人？”

这种认真，很快赢得了市场。“郑明明”化妆品以质量好、价格适中，迅速打开了销路。到1990年代末，已经在全国开了几百家专卖店。

更让郑明明骄傲的是，她的品牌成了“国货之光”。很多外国客人来中国，都会买“郑明明”化妆品当礼物带回去。

1996年，郑明明获得了美国“个人终生成就奖”。站在领奖台上，她感慨万千：“三十年前，我带着300美元去日本学美容时，从没想过会有今天。这个奖，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中国美容行业的肯定。”

事业成功的同时，郑明明的家庭也很幸福。

她和陈树德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陈维蕊，1973年出生；二女儿陈维黛，1976年出生。

对女儿的教育，郑明明继承了父亲的严格。她常说：

“三岁定八十，小时候不教好，长大了就改不了了。”

有次大女儿维蕊调皮，拿她的口红在墙上乱画，把一面墙都涂花了。

郑明明很生气，把女儿叫过来，用口红在她手上轻轻打了几下。

“疼吗？”她问。

女儿点点头。

“记住这个疼。以后不要再乱动妈妈的东西，也不要破坏公物。知道吗？”

从那以后，维蕊再也没乱动过化妆品。

但严格归严格，郑明明对女儿的爱，一点不少。再忙，她每天早上都会陪女儿吃早餐；女儿去美国读书，她再忙也会飞过去看望。

两个女儿也很争气。大女儿维蕊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艺术系，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彩妆品牌，成了青年企业家。二女儿维黛在康奈尔大学学酒店管理，后来担任上海郑明明化妆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更让郑明明欣慰的是，两个女儿都找到了好归宿，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升级当了外婆，享受天伦之乐。

有一次家庭聚会，两个女婿都在。郑明明对女儿们说：“妈妈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事业做得多大，而是把你们教育成了独立、自信的女性。记住，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但也要有幸福的家庭。这两样，缺一不可。”

如今，郑明明已经七十多岁了。

但她一点不服老。每天照样工作，巡店、开会、见客人。皮肤保养得特别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朋友开玩笑说：“你这活广告，比什么宣传都管用。”

她的蒙妮坦集团，已经发展成跨国企业，业务遍及亚洲、欧美。郑明明化妆品，成了国际知名的品牌。她本人，被尊称为“国际美容教母”。

但郑明明最在意的，不是这些头衔。

她常对员工说：“我做美容这行，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传播美。美能让人自信，自信能改变人生。”

她也热心公益，捐建学校，资助贫困学生。她说：“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要爱国，要帮助同胞。现在有能力了，更应该回报社会。”

2018年，郑明明接受采访。记者问她：“郑女士，您这一生，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她想了想，说：“是‘不倒翁’精神。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就教我像不倒翁一样，跌倒了要马上站起来。这一生，我跌倒过很多次：偷渡失败、生意挫折、被人质疑……但每次，我都站起来了。而且，站得比以前更稳。”

她顿了顿，又说：“现在，我也把这个精神传给我的女儿、我的员工。我希望，所有女性都能像不倒翁一样，坚强、独立、永远不倒。”

这就是郑明明！

从雅加达外交官家的千金，到东京的洗头小妹；从香港尖沙咀的一间小铺，到横跨全球的美容帝国……郑明明用她的一生，证明了：美，不仅在外表，更在内心；成功，不仅是财富，更是坚持。

她就像父亲给她的那个不倒翁——无论遇到什么风雨，总能笑着站起来，继续向前。

而这，或许就是“美容教母”给世界最美的礼物：不仅教人如何变美，更教人如何活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