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群也没用！海牙定调：81岁杜特尔特必受审，“死亡小队”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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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震动国际社会的司法进程正在海牙徐徐展开——国际刑事法院（ICC）的庄严法槌持续敲响，彻底终结了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企图规避法律追责的所有路径。

4月22日，上诉分庭作出终审裁定，毫不留情地否决了杜特尔特一方最核心的程序抗辩：所谓“菲律宾已于2019年退出《罗马规约》，ICC自此丧失管辖权”的主张被明确认定为无效。

紧接着在23日与24日，预审分庭接连发布两项一致决定，全盘采纳检方提交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材料，并正式签发审判令，确认将这位现年81岁的前国家领导人移交至主审法庭，接受系统性、全流程的国际司法审理。

“退群”无法成为护身符

事实上，杜特尔特辩护团队自始便押注于一项关键策略。

菲律宾政府确于2019年3月完成退出《罗马规约》的法定程序，其律师据此坚称：自该日起，ICC对菲律宾境内一切事务均无审查权限，更无权启动针对杜特尔特本人的司法程序；并要求立即中止案件、释放自2025年3月起即被羁押于海牙拘留中心的当事人。

然而，由五位资深法官组成的ICC上诉分庭清晰指出：判断法院是否具备管辖权，关键时间点并非国家退出之日，而是涉嫌犯罪行为实际发生的时段。

须知ICC早在2018年2月便已正式启动对菲律宾局势的初步调查，比菲律宾正式退出《罗马规约》早了整整12个月。

尤为关键的是，《罗马规约》第127条第二款白纸黑字载明：缔约国即便退出，其退出前已触发的司法义务、已启动的调查程序及已形成的证据链，全部继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罪证的拼图

当程序障碍被逐一清除，检方所掌握的实质证据愈发令人震撼。

杜特尔特被正式起诉的核心罪名为危害人类罪，本质指向系统性、大规模、有组织地针对平民实施暴力侵害，具体表现为蓄意谋杀及谋杀未遂两类严重行为。

法院认定的犯罪时间跨度为2011年11月至2019年3月，完整涵盖杜特尔特担任达沃市市长的后期阶段，以及其执掌菲律宾总统职权的全部任期。

整起事件的制度雏形，可追溯至杜特尔特主政达沃市时期推行的所谓“达沃模式”，实则为绕开司法程序、直接剥夺生命的非法处决机制。

彼时当地活跃着一支臭名昭著的准军事化团体——“达沃行刑队”（DDS），其运作逻辑完全脱离法治轨道，以“清除犯罪分子”为名实施定点清除，不经过任何司法审查或正当程序。

待杜特尔特升任总统后，该模式迅速升级为覆盖全国范围的“禁毒战争”，暴力手段从地方性蔓延演变为国家级政策工具。

更值得警惕的是，所有行动均获得杜特尔特本人的公开背书：他在多次官方讲话中明确指令执法人员“当场击毙”嫌疑人，并向执行者发放现金奖励、授予荣誉勋章，同时反复承诺“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正是这种自最高层发起的纵容、鼓励与制度化激励，使零星个案升格为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系统性攻击，完全契合《罗马规约》第七条对“危害人类罪”的法定构成要件。

“禁毒战争”的国内根源

或许有人疑惑：为何如此规模的暴力行动能在菲律宾本土长期存在？答案深植于该国特定历史阶段的民粹主义土壤之中。

杜特尔特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精心塑造“反建制斗士”形象，标榜自己敢于直面腐败官僚、能快速回应民众最迫切的安全诉求。

当时的菲律宾正深陷毒品泛滥、街头暴力频发、公共秩序失序的困局，普通民众对冗长低效的司法流程早已丧失信任。

而杜特尔特提供的解决方案极具煽动力：“用子弹终结毒患”，在其拥护者眼中，这不仅是强硬姿态，更是唯一可行的救赎之路。

在这种高度情绪化的政治氛围下，正当法律程序被贬称为“形式主义枷锁”，基本人权保障则被曲解为“包庇罪犯的遮羞布”。

菲律宾社会由此陷入深刻割裂：一端是坚定支持杜特尔特的选民群体，视法外处决为维护治安必须承受的“必要代价”；

另一端则是成千上万受害者家属、独立人权观察员与执业律师，他们目睹法治根基崩塌、个体生命被肆意抹除，虽不断发声呼吁却长期被主流话语边缘化。

更具悲剧性的是，在杜特尔特执政期间，菲律宾本国司法体系几近停摆，各级检察机关与法院普遍回避立案侦查，导致大量涉嫌犯罪线索无人问津、无人追责。

正因国内救济渠道彻底失效，远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才真正成为万千受害家庭最后的精神支点与法律依托。

铁窗下的抗辩与等待中的正义

自2025年3月于马尼拉被捕，经由国际引渡程序移送至海牙后，杜特尔特始终处于ICC指定拘留设施内接受监管。

面对层层递进的证据体系，他始终坚持“无罪”立场，既未承认任何指控，亦未表达悔意。

除反复挑战ICC管辖权外，其辩护团队还提出多项程序性质疑，包括声称当事人“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恶化、认知功能衰退”，不具备出庭受审的身心条件。

但ICC于2026年1月委托第三方权威医学机构开展的全面评估结果明确显示：杜特尔特意识清醒、语言理解能力完好、可全程专注听取庭审陈述，并能与辩护律师进行逻辑清晰、内容连贯的专业沟通，完全满足国际刑事审判对被告人参与能力的基本要求，“健康不适”之说未能成立。

对于全球逾千名直接受害者亲属而言，这一系列司法裁决标志着迟来了近十年的正义曙光终于穿透阴霾。

截至目前，已有539名经法院认证的受害者获准以“参与方”身份加入诉讼程序，不仅可在法庭陈述亲身经历，还可依法提出赔偿请求；后续仍将开放申请通道，接纳更多符合条件的受害者登记参与。

历史的标尺

杜特尔特案绝非孤立的司法个案，它已然成为国际刑法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这是首例亚洲地区前国家元首因危害人类罪被国际刑事法院启动完整审判程序的先例。

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在全球范围内威权治理倾向有所抬头的当下，此案强力撼动了长期存在的“主权豁免绝对论”传统认知边界。

杜特尔特的司法遭遇也为所有身处权力中心者发出清晰警示：无论在国内拥有何等程度的民意基础、掌握多么庞大的行政资源，一旦触碰国际法红线、实施严重侵害人权行为，个人刑事责任即刻激活，不受国籍变更、职务卸任或时空转换的影响。

目前该案已正式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未来庭审过程将持续披露“禁毒战争”期间大量此前未公开的决策链条、内部指令与执行细节。

这不仅是一场针对单一政治人物的法律审判，更是一次面向全人类的价值重申——关于权力行使的正当边界、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根本责任，以及文明社会不容践踏的人道底线。